潮平兼岸广 人远倚天长——评《张謇诗编年校注》

《张謇诗编年校注》，张謇 撰，徐乃为 校注，中华书局

【导读】《张謇诗编年校注》是徐乃为先生的心血之作。对张謇诗的研究可谓全面而深刻，对诗人时而隐微的表达做出了诠释。特别是对各版本张謇诗歌的勘误复正，并以编年体更为精准地呈现其诗歌发展历程，具有深远的学术意义。

早在听闻与盼望中的徐乃为先生的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张謇诗编年校注》在中华书局出版了，该书上、下两大册，1300余页，百余万字，堪称巨制。作为攻读硕、博均以张謇其诗、张謇其人作为研究对象的我，自然是非常欣喜。昔年曾有师生之义，今日得有先读之幸。在初读之后，谨将观后之感记述如下。

一、张诗研究，开创之功

徐乃为先生是第一位全面整理与研究张謇诗的学者，起始至今已20年。第一个标志性成果是2014年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张謇诗集》标校本，其时先生的注释初稿已经完成，而上海古籍出版社的“中国近代文学丛书”的体例是不需注释的，因此，先生得以能从容于注释的修改与提高，使得《张謇诗编年校注》愈加厚重完善。此书不仅是一般的校注之书，也可说是一本综合研究著作。此书除了校注文以外，有3万余字的《前言：评张謇诗》，十分周详、深入、精辟地研究、概括了张謇诗的内容与特色；还有1万余言的 《后记》，是一份对编校经验上升为一定理性层面的详细总结，给古籍整理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前言》除了常规对张謇人生的综合介绍外，涉及张謇诗的有“张謇诗学观”“张謇诗内容”“张謇诗特色”“张謇诗地位”等。这里只简单列举其 “诗内容”与 “诗特色”的分类，以窥其所用心力之一斑。

《前言》把张謇的诗内容分为“八大类”“八小类”“小小类”，分别是：

（八大类）一、家国情怀，仕进心声；二、叙事纪实，诗史品格；三、品月赏花，山水寓情；四、咏史怀古，镜鉴古今；五、考古阐学，诗海奇葩；六、题画评剧，状元识见；七、姻悭遇巧，情韵遗响；八、吟咏唱酬，文士情怀。

（八小类）说理诗、状物诗、寓言诗、记梦诗、论艺诗、应制诗、育子诗、隐秘诗。

（小小类）写儿歌，写校歌，写国歌；为招募团丁而作民歌；佛学诗。甚至对鹤亡燕殒、猫逸犬毙、夏萤秋蚊、疲蜂衰蝶等细事，均可微言大义，吟咏一番。

“张謇诗特色”则分为四大类，为内容特色、形式特色、功用特色、艺术特色。其中，形式特色，主要说张謇的“诗类型”的“百科全书式”的功能；功用特色，则充分反映张謇的诗学理念，这些暂且不说。仅“艺术特色”一类中又分“八小类”：

（一）信实其事； （二）清丽其境；（三）渊博其学；（四）铺赋其势；（五）隐曲其旨；（六）新奇其喻； （七）趋步其时； （八）奇特其句。

其中的阐论与举例就不引述了，就这些比排分类，即可看出作者阅读之深入，研析之细密，分类之恰切。这些均属肇始性的研究与开创性的结论，对于后来的学人，自然是提供了明晰的门径，从而会得到极大的启迪。

二、张诗地位，准确更定

张謇虽贵为状元，且有清末四才子 （王闿运、赵尔巽、缪荃孙、张謇）之誉，然而，张謇的诗名并不彰显。近代学者汪辟疆等人对晚清诗人做过“梁山英雄排座次”式的“点将”，在“一百零八名”中，张謇竟然未排上正名，为第六十二名“地恶星没面目焦挺”朱铭盘之“副榜”，令人诧异极了。徐乃为先生通过对张謇诗集流传的仔细研究分析，终于搞清其中缘故，那是出于张謇诗全集未及流布的原因。张謇生前只在辛亥年 （1911）刻了《张季子诗录》初编，仅400余首；在当时社会上广为流传的就是这一版。徐先生考察民国时期陈衍所编《近代诗钞》中选录的张謇诗，均出于此初编；钱仲联改革开放新时期所编出版的同名《近代诗钞》选录的张謇诗，也竟仍然全出于此初编。而实际上，张謇诗全集共有诗1400多首，整整是初编的三倍！而且，张謇后期的诗愈益体现出张謇诗的内容与艺术的特色。原来，张謇逝世以后，其哲嗣张孝若编刻张謇生前已定名的 《张季子九录》中的《张季子诗录》全编，以及江苏古籍出版社与上海辞书出版社两次编印的《张謇全集》，诗集均仍蕴藏在全集之中，从未单独发行。连一江之隔并与张家稍有渊源的钱仲联都没有见过全编的张謇诗集，这就是张謇诗地位不彰的根本原因。

中国诗史的最后一个流派是“同光诗派”，人们均以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陈衍、张之洞、范伯子等为代表。张謇与这些人十分相熟，多有唱酬，视为同道。张謇在其诗《江都王君索题同光诸贤手札》“不惟诗派有同光”句下自注：“往与子培（沈曾植）、苏戡（郑孝胥）诸君唱酬都下，时有同光诗体之目。”而《赠陈伯严吏部三立》中则云：“西江健者陈公子，流辈论才未或先。”张謇的一首关于书法的诗《题安吴包倦翁论书篇后》的副标题为“用东坡醉墨堂韵，索子培（沈曾植）苏龛（郑孝胥）和之”；张謇写给郑孝胥的诗《初秋偶兴寄苏堪》中这样说及与郑的关系，“怀哉郑夫子，京国方迍邅。尝订元白约，共追皮陆缘”。张謇与他们的交往用“索”字，表明他们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与随便；自己视与郑孝胥的关系如同“元白”与“皮陆”。这就是张謇把自己放在与沈曾植、郑孝胥、陈三立一个层面的意思。即使在当时张謇诗名不彰的情势之下，人们仍将张謇与同光诗派中的魁杰诗人并称：一是“郑张”，郑是郑孝胥；二是“张范”，范是范伯子；三是“二张”，另张是张之洞（如林庚白、陈衍均视张之洞为同光派第一流诗人）。

总之，在同光派诗人中，张謇应该与陈三立、沈曾植、郑孝胥、陈衍、范伯子、张之洞等一样同处于顶级层面。因此，徐乃为先生在《前言》的末尾对张謇的诗坛地位做出这样的重新定位：

张謇是中国古典诗人中最后一辈诗人，是那一辈中有鲜明个性特点的诗人。张謇在深刻认知中国古典诗学后，萌生出自己的深刻见解并积极实践。张謇诗集，无论形式或者内容，甚至艺术手法，均有“百科全书”式功用。……张謇在近代诗人中有突出的地位；在中国诗歌史上，自有其应有的位置。

三、勘误复正，恢复原貌

张謇诗集的版本不多，校勘本不复杂。但是，张謇后期的诗，是张孝若从其父的稿本与日记中移录整理，其所据是手稿，出于漫漶以及原稿潦草的原因，认错字之事时有发生。徐先生对于 “勘误”而“复正”，做得十分用心与细致。

徐先生认为，从“校异”中“选正”，未必得者必“正”；“勘误”而“复正”，则可得 “真正”。他说：“…… ‘本’校‘本’的‘校异’很难校出讹误。只有通过‘注释’，由‘滞涩难通’处审视研探，才能勘出‘真误’，回归 ‘真正’。”（见此书《后记》）此说是经验之谈，是理性总结。我们举几个例子：

张謇为他的好友刘桂馨题诗《荷臿图》：

伯伦生以酒为名，一石沈酣五斗酲。我所不能犹玉局，可无与饮是公荣。文章河朔怜书记，羹鲙江东忆步兵。挂席何因从女去，木瓢真率是长生。

这是七律，疑难在颔联，颈联的对仗很工稳。颔联中“公荣”可查知是一位并不有名的历史人物的人名，姓刘；棋盘一义的 “玉局”，亦可查知苏轼曾作 “玉局观提举”而认如苏轼，从而形成对仗。可是，诗中怎么用 “可”去对 “我”呢？这就不可思议了。徐先生猜解此字当是对称中常用的有代词意味的“君”字。并从 “公荣”查 《四库全书》，得 《世说新语·简傲》篇，王戎与阮籍饮酒，时刘公荣在座。阮谓王曰：“偶有二斗美酒，当与君共饮，彼公荣者无预焉。” “君”“饮”“公荣”俱在。此处之误，徐先生认为在书法。 “君”草书“尹”极似“可”， “口”作一点，漫漶模糊，故被误成“可”。

再如，民国十五年（1926），张孝若考察外洋方回，跃跃欲试，拟赴京谋官。而张謇认为，其时国内动荡，朝局混乱，谋官并非时机，因写下《五月五日忆儿子京师》以示孝若。其第二首中有 “汝自尹何少，伤手虑佐割”，上句中“尹”字是治理，指治理的实践太少，没当官治理经验的积累。而“佐割”一词费解。遍查《四库全书》与各大辞书无此词。徐先生后用 “？割”搜寻得65个双音节倒序词，其中 “但割”相符，“但割”谓袒露宰割。整句说，你治理的经验那么少，还“袒露宰割”去解牛，要担心伤着双手。“但”“佐”两字甚似，此所以讹误。

简单的书法致误的也不少。张謇赠予范伯子的儿子范彦殊七律，颈联为“未肯台中依使相，却来牀下拜村翁”，徐先生判定“牀下”当为“林下”之误。这些勘误都是精当的。勘误后一经复正，本来滞涩之处便立通；其在古籍整理中至为重要。

四、攻难抉隐，揭示本旨

古籍整理校注的最重要部分当然是“注释”，注释是古籍整理研究的核心。注释之难，难在工具书上找不到的词语，典籍上找不到的典故，还有诗人故意隐曲的情志。注释者应当“攻难抉隐”。

徐先生的注释中有一些值得一说的例子。

如《与徐沛之翔林话别》中有“三年尘梦杨经闰，二月春愁草共生”，上句中的“杨经闰”就不知是什么，用“杨经” “经闰” “杨闰”查找工具书与典籍，都毫无所获。此诗是七律，作为“草共生”的对文，“杨”应当是“杨柳”， “闰”是动词，跟“闰年”或有关。于是，须得查找“杨柳” “闰年”的诗文，寻求解决之途。《乐府诗集》有《月节折杨柳歌》，每月一首，另有第十三首为《闰月歌》。 “折杨柳”之寓意是折柳留友，企盼重逢；而经闰月，指延长了一月的后会之期，因而更加思念。据中国的历法，“三年”中必有一年是闰年，这就是“三年……杨经闰”。此例足以说明注释之难，解决这些问题，要发挥形象思维。

沈寿逝世，张謇十分伤心，写“题沈寿遗像诗”七首，置于七室，供奉沈寿。第一首即题在沈寿生活居室“濠阳小筑”。

室未他人入，床仍昔日支。洋洋如在右，昧昧我思之。欲下应须远，无言转惜妫。虚窗风亦启，不是病中姿。

此诗是张謇与沈寿的 “灵魂”对话：这是你寝室，我一仍其旧，切盼你魂兮归来，你我魂魄相会。其中，“须远”似通而窒，其实此词有误。因“惜 （息）妫”是人名，故“须远”必须是人名。今用 “须？”在工具书中查得人名“须达”，正好相对，不过他是印度佛教徒，没关系，诗人用在这里，双关 “字面”意义，叮嘱沈魂“须得到达”，即一定魂归故居的意思。而“惜妫”是“羞于说话的有似哑巴的女人”，则嘱咐她：你来的时候千万别作声！其中奥秘，注释者一定要悉心体悟。

再如，诗歌的特殊性，会产生叙事过程的简省与意义表达的跳跃，给正确理解带来困难。张謇在南通招待北洋后期的重要政治军事家徐树铮时，呈有这样一首诗：

使凭龙虎节旄崇，归及貔貅战斗中。月镜日珠蟠海上，铜琵铁板唱江东。孙吴并世儒为将，芒砀生才地故雄。磨炼深沈应不远，吾衰惭甚谷城翁。

对“谷城翁（黄石公）”一典，徐先生注出处后，做了这样的阐释：“此说两人见面时，张謇先把徐比作张良，徐继把张謇比作张良的老师黄石公。”其中， “张謇先把徐比作张良”之事境在诗中并未叙及，是补充的。徐树铮之于段祺瑞，确是智囊，是勇将，犹如张良之于刘邦。而黄石公是须得由张良才带出的人物。只有在张謇先把徐氏比作张良的情况下，徐氏方会机敏地把张謇比作黄石公，犹说“您才是我的老师”。所以，此注把简省之事与言外之意精确补上，这种注释值得称道。

当然，以上举例，都是微观。还有宏观的。因此，徐先生总结出张謇的艺术特色的一大方面为“隐曲其旨”。例如，他为数不少的“寓言诗”，还有涉及他个人情感与隐私的，整首用隐喻、象征的手法。如诗中涉及“林风”与“润”两人的诗，均用了 “隐曲”之法，徐先生均做了“抉隐”。

五、编年系诗，也有说道

编年大概是最没有“学术含量”的了，徐乃为先生也常常认真推究一番，取得有意思的突破。《张季子九录》中的《诗录》，与新、老《张謇全集》都是编年的，但是编者由于阅读不够深入细致，有时会产生编年的错误。例如，新、老 《张謇全集》系《江宁怀古（二十四首）》与《燕子矶怀古》的作时均为同治十三年三月二十三日。查当日日记：“偕陈丈考惜阴书院小课： 《刘梦得赋金陵怀古诗》《探骊得珠赋》（以‘探骊得珠客皆罢唱’为韵）、 《汉唐宋明党人合论》及散体若干首。黄昏出。晚饭后蚤息。”

那天日记所载的事情如此繁忙，怎么还会一气写下二十四首的“怀古诗”呢？这显然不可能。之所以出此错讹，是因为早年编诗者编年时对照的日记是没有标点的，对那日日记“怀古”做出错误理解。徐先生考察《燕子矶怀古》与《刘梦得赋金陵怀古诗》实为一诗。于是，徐先生将《燕子矶怀古》系时为三月二十三日，而将《江宁怀古》系为同治十三年“春夏”之间。

徐先生在编年中，还发现张謇作诗有时是事后补作，也有事前预作、隔时修改等复杂情形，导致了编年的参差，这些都做出校记与更正。

“潮平兼岸广，人远倚天长”，此本是张謇写景而富于哲思的诗句，蕴含了物与物、物与人、人与人相辅相成而各尽其长的关系。

《张謇诗编年校注》也是如此，它是从张謇著述中提升出来的，应属阶段性的标志成果。企盼此书的出版能催奋着新人，催生出新著，催迎着张謇研究、张诗研究新局面的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