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王跃文《家山》的读解

王跃文长篇小说《家山》：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改变的规矩，写评论文章必须得有一个悬置式的题目，这个题目最好是概括性的，可以一句话涵盖评论者的阅读发现和论述精髓。我们看五四以来中国新文学史上那些评论大家，从茅盾到李健吾，评论文章的标题，就是评论对象即作家作品的名字。多么省事、多么简洁，而且把一切让位给作家作品而不是突出评论家个人。之所以现在才说出这个发现和感受，是因为面对王跃文的长篇新作《家山》时，我为寻找一个合适的标题而费尽苦心却终不得。是的，面对这样一部写家乡也是写中国，写历史也是写理想，写儿女情长也是写家国情怀，既有书卷气又突出民间性，既讲究书面语言又大量使用方言俚语的作品，要想用一句话涵盖它的内容、主题、意图、艺术，道出它所描绘的、叙写的环境、场景、故事线索，真的很难。而这或许正是王跃文想要达到的目的。《家山》是一部读起来容易而且耐读，复述出来又很难的作品。这正是小说的功能所在。它在简洁与复杂、清晰与混沌中呈现生活的面貌。《家山》并不构成阅读的挑战，却强迫批评家要花很大的力气才可以尝试阐释。

在我心目中，王跃文是一位讲故事的高手。上世纪90年代以来，他已经以一系列长中短篇小说证明了这一点。他可以写自己身处其中的生活，活画出看似寻常却已变异的众生相；也可以写自己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那是一种漫随流水的不变中可见波澜的生活；还可以写与自己无论从生活的时代还是地域都相隔甚远的人物故事。只要是通过小说可以表现的，似乎他都可以驾轻就熟。《家山》是王跃文在以往创作总和基础上的一次再出发，他将自己蓄积已久的创作力来了一次总爆发。在王跃文个人的创作史上，《家山》无疑体现了他想要达到的理想境界。他不离开出发的原点，又必须要向更远的地方出征。《家山》凝聚了他多方面的创作追求，呈现为一种复杂多重的面貌。

何为“家山”？小说的第二十三节，陈劭夫在写给父母的信中有这么一句话：“喜闻父母及家中顺吉，家乡瑞雪，河山安宁。”由此也就知道，“家”“山”，可以视为一种理想：家庭和家乡人顺遂吉祥，家乡山水安泰无恙。这是一个看似简单的理想，但要变成为现实却真的很难。《家山》就面对着这样的难题。在一个烽火连天、动荡不定的时代，一群人为了一种共同信守的理想而坚韧地生活着，守望相助中又有通融理解，从而凝结成一种信念，将理想之花植根于现实的土壤之中，始终不让它泯灭。王跃文一定要这么写，把不可能变成可能，让看似虚幻的说辞变成坚硬的现实。在他的小说世界里，这一切都得到了真实的呈现、真切的表达。

小说里的家乡叫沙湾，看不出有任何隐喻，这也印证了“家山”的确是王跃文提升出来的一种对家乡的定义，以证明它在人心中的分量。沙湾是这么一个地方：它是湖湘之地的一个小山村，这个村子几乎是个“一姓村”，因为除了一户姓朱外，其余的全部为陈姓。与它相邻的村落叫舒家坪，是沙湾人往来县城必经之地，互相交往走动自然也就十分频繁。

小说正是从这样的秩序中进入的。开头的故事像是流行小说里的故事开端，沙湾村民和舒家坪的村民展开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械斗，直至出了人命。而这条人命还发生在甥舅亲缘之间，舅舅四跛子在万般无奈下将杀红了眼的外甥舒德志给“剁了”。他们本是将沙湾与舒家坪的亲缘提升为血亲一家人，却因为“今朝没有舅舅外甥，只有陈家舒家”的疯狂理念，导致无法挽回的痛心疾首。然而无谓打杀的由来更显荒谬，只是因为沙湾独姓朱的男人朱达望一句酒后疯话，惹得舒家坪人同陈姓家族大开杀戒。这个开头故事，让小说陡然有了戏剧性。误会、凶杀、创伤、悔痛。

之后的故事围绕着如何化解这场不可化解的矛盾展开。然而，作家为读者展开的是一幅清明上河图，也是一幅千里江山图，而并非是一个械斗故事的连环画。陈家四跛子杀死自己的亲外甥舒德志，让本来的姐弟情变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这个死结直到小说的第十七节才完全了结。四跛子将自己的次子送给姐姐当儿子作为补偿，无论是沙湾还是舒家坪的村民，都希望两家能从此化解仇恨，姐弟和好如初。一波三折之后，这个目的终于达到了。两个村的村民又可以从容往来，一片祥和。为了实现和好，沙湾村的佑德公早已暗中去了舒家坪尽显和好态度。“骨肉就是骨肉，哪里打得散”，这几乎是两村人的共识。一切似乎显得非常合理。《家山》的主题就在这打打杀杀中逐渐显影。

王跃文要写出一种大家都愿意恪守的道德，都愿意共同维护的秩序，一种斩不断的文化之根。所有这一切都可以归结为：出于善而得到和。和善之美映照着整个国家和民族，才使得生生不息成为可能，才使得艰辛之中仍然不缺少美好，纷乱之中依旧保持着公序良俗。

村斗这种“拧巴”的故事或突发事件，却非要写出完全反向的主题，但这只是小说故事的“引子”，更“拧巴”的是整个故事发生的时代背景，这是一个乱世，国家、民族处于危难之中，好男儿大都奔赴战场，一群老幼男女生活在传统的乡村里，坚守着一种共同追求的秩序。他们跟外面的世界有脱离不开的关系，同时又努力保持着自己的生活样貌。这是一种更大的冲突，也是一种更艰难的坚守。小说其实集中于一个家族即沙湾的陈姓，聚集于父子两个人物，即佑德公和他的儿子陈劭夫。佑德公是传统公德的化身，也是智慧的集成，还是权威的象征。沙湾的大小事宜，外事内务，全都由佑德公来处理，一切规章，都由他来解释、“修订”，一切纷争，均由他来摆平。这种角色的存在，在传统中国的乡村生活中是一种常态，《家山》更显集中与权威。佑德公发挥着《红楼梦》里贾母式的作用，又更显通达和聪明。他的儿子劭夫总是为沙湾吹来一股新风。这个为国打仗的青年男子，有理想、有抱负，同时又守孝道、爱家乡，妻子儿子一应俱全也都留在家乡。书来信往，问的是家事，叙的是亲情，传递的是乡情。他的回乡有如清风一缕，让沙湾生气顿生。小说写他第一次回乡时的情景：“劭夫的马毛色油光水亮，马蹄踩在石板路上叭嗒叭嗒响。他把大盖帽子取下来，招呼正在薅田的乡亭叔侄，都讲班辈规矩。碰着几年不见的，个子长高的伢儿，劭夫就问：‘你是哪个屋里的？’见着班辈高的伢儿，哪怕四五岁的，劭夫也要躬身招呼：‘儿儿叔，我还没见过你呢。’”风度翩然，道德几近于完美。劭夫更是将现代新风带入到沙湾的新生力量。他对佑德公讲述时事新变，还启蒙了妹妹贞一走上读书、参军、征战的人生新路。劭夫劝佑德公的话也很简洁：“村上的人好，祖德祖风光大。整个国家要好，光是这个靠不住的。说到底，国家制度要好。”劭夫始终扮演着这样的角色，既孝敬父母、热爱家庭、关心家乡，又能够以顺应时势的姿态，引导一众亲友走上既保持传统秩序，又渐行时代新风。

这是一种让理想照进历史的叙事。王跃文理想化地设置和处理人物与人物关系。他努力通过合情合理的故事，让这一切成为妥帖自然的情境。陈劭夫、朱克文这些在沙湾成长起来的青年，不但没有在种姓氏族问题上产生隔阂，更在家国大义上显示出共同的抉择和担当。为了摒弃旧的风俗，小说专门写了妇女缠足、放足的过程。无论是县府发布的公告，还是沙湾男女老少达成的共识，这个极具象征意味的符号化风俗被终结。为了体现未来发展，小说专门写了发展水利和兴办教育两件大事。陈扬卿和齐峰义务兴办乡村小学，可谓功德无量。陈扬卿为全县水利竭尽全力，四处游说奔波，寻求县长的支持，也得到其父亲逸公老儿的肯定。兴修水利的动因之一，也是要传承“禹帝之德”，是一种追求高尚的举动。《家山》在人物关系的设置上尽显人人恪守美德的风范。在处理陈舒两族争斗、陈朱二姓纷争时，已经展现了所有人为了达成和谐而做出的宽容大度、隐忍克制。在处理家族内部的人际关系上，一样以美为底色，以善为本色。女性人物无论是姊妹、姑嫂、妻妾、妯娌之间，都以和善为前提，以融洽为目标。读来仿佛有理想国的味道。

但重要的也必须指出的是，《家山》真正的道德之美都建立在对时代背景的铺垫之上。战争的烽火通过陈劭夫等人的行为和书信，可以让人时时感知到。小说展现的是无论前方后方，无论男女老幼，无论是否识文断字，所有的人都有一种守护家园的意识，一种保家卫国的尊荣感。在此背景下展开的乡间故事，因此就带上了历史的尘埃，成为理解和认识历史的一部分。这种传统之美、道德之美在残酷的现实面前也许有其虚幻和脆弱的一面，但正因此它们才有守护的必要，才显示出坚守中的坚韧。

前面所述，都是关于《家山》的价值追求。《家山》在艺术上最突出的特点，是书卷气与民间味道的结合，是书面语言同方言俚语的糅合。在我的观察里，近年来，尤其是进入2022年，在丰盛的长篇小说创作格局中，作家们必须尽显其能，尤其要突出自己作品的标识。让这些标识成为个性，成为展现独特性的理由。大家却不约而同地又跑到了同一个轨道，这就是：以地方性来展现独特性，以风俗文化的描写彰显文化色彩，以方言俚语的大量使用体现艺术个性。作家们不是以外来者的姿态，观赏式、好奇式地写出某种奇观和见闻，而是以故乡的理由强调自己所写的一切如何不可替代、不可模仿、不可复制。无论是介绍民情风俗，还是描写风景器物，“北方”“南方”这些模糊概念已经不足以体现作者的表达，而一定要具体到一座城市，某个县、乡甚至某个自然村落才算到位。过去两三年，迟子建、刘震云、胡学文、罗伟章、林白、乔叶、邵丽等，都在他们的长篇新作里，将故事的发生地标识为故乡，突出表达带着乡愁的“故乡感”，小说也成了作家向故乡致敬的行动。

《家山》是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作品。王跃文把方言直接带入到叙述语言中，而不止体现在人物对话时。无论读者是否直接理解语言的含义，作家都从不做任何“旁白”式的注解，而是通过反复使用让读者去领悟和感知。这样的句式布满全篇，俯拾皆是。比如“长大抬阿娘抬不到”一句里，“抬”是娶，“阿娘”是媳妇。其他如“乡亭叔侄”近似于父老乡亲，“易不易得回来”相当于能不能回来。在特别的乡音里又有某种古风，这些语言因此并不是以土得掉渣来显示民俗，反而体现出某种“现代性”。这也是个饶有兴味的话题。《家山》里，当劭夫的家信被家人展读，县府发布禁止强迫妇女缠足、兴修水利、兴办教育的公告，学校的读书声响起时，一种文白相夹杂的书面语言扑面而来，与方言俚语的大量使用形成对比和呼应，产生出某种特殊效果。语言的独特使用还强化着人物性格。如四跛子被姐姐喜英当面咒骂时，当桃香虽一字不识却大量使用民间四六句到衙门里痛快陈述时，乡间女性的个性因此得到充分彰显。似乎是任何其他表现方式都不能比拟的。

《家山》是王跃文精心制作的一道大餐，有地方性但绝非是“地方小吃”，突出民间色彩但不以“土气”为美，执着于传统文化之美，但同样散布着现代性。从时代背景的铺垫到传奇故事的点化，从人物关系的设置到矛盾冲突的波澜，处处可见其用心之精细。连人物名字都为价值理念的表达发挥着烘托作用。佑德公、福太婆、逸公老儿、美坨、德志、德全、齐峰、扬卿、克文、克武……不一而足，都营造着某种特别的氛围。月桂出家，修根是道士，佑德公又是儒家文化的民间象征。这些描写透露出作者的创作抱负，即在一部作品中呈现和容纳尽可能多的内涵。就此而言，《家山》无疑是一部值得深入剖析的作品，对于理解和分析当下长篇小说创作的趋势具有典型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