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是飞鸿》：从苏轼到苏东坡的无奈和不得不的豁达

在苏东坡的人生历程中，他的诗词就是他人生的写照，写尽了所有的顺意和失意、高兴和悲伤，以及所有的日常时刻、高光时刻和至暗时刻。正所谓，顺意也诗词，失意也诗词，高兴也诗词，悲伤也诗词，升迁也诗词，贬谪也诗词，似乎在苏东坡那里，诗词就是可以治愈一切的宗师，而这些都缘于他纵横四海的才华和参透人生的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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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的诗词众多，不仅随着他仕宦路径的变迁、交际友人的变化、任职地方的变换而内容千姿百态，而且不同的诗词里都有着他不同时期的人生故事和思想心境。实际上，在苏东坡的每一段人生里，他都有相应的诗词去呈现其人生境遇和个体思想，可以第一眼看见的就是他的诗词人生。

例如，“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和子由渑池怀旧》）是初入仕途后的人生志向；“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是冀望亲人团圆的情深谊长；“大江东去浪涛尽，千古风流人物”（《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是满怀人生期望的豪情万丈。

又如，“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江城子（十年生死两茫茫）》）是亲人（仕途）逝去后的深情无望；“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则是万般不由人后的人生领悟。

再如，“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一》）是人之将死心若死灰的绝望感伤；“梦绕云山心似鹿，魂飞汤火命如鸡”（《狱中寄子由二首·其二》）则是经历万般之后的人间清醒；而“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自题金山画像》）更是岁月经年后的人生释然。

在苏东坡的一生里，诗词的写作是他的日常，无一不能入诗入词，不仅扭转了五代以来的旖旎词风而开启豪放词派，更在散文方面有推进、开拓之功。因此，从苏东坡的诗词切入去考量苏东坡的心境和思想变化，再侧重于从苏东坡的仕途去描写其屡遭贬谪但从容豁达的人生态度，并将苏东坡仕宦之路上的不同地方的风景名胜融入其间，这就无疑让苏东坡的诗旅人生变得更加具象化且拉近到了现实里，同时也实质性地呈现了一幅现代的旅行图景——目力所及的四川眉山、湖北黄冈、江苏宜兴、浙江湖州、海南儋州等18个城市的苏东坡遗址遗迹、纪念馆就是最好的证明，如四川眉山的三苏祠、杭州西湖及苏堤、山东诸城超然台、黄冈定惠院、海南桄榔庵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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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东坡人生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实则是经纬分明的，他的每个人生阶段都可以用他的诗词去点题并再以其人生经历的时点、地点去串连，不仅能直接呈现他的人际交往和北宋中期官场政治生态，还能间接反映他的思想变化和人生态度。

例如，“浩浩长江赴沧海，纷纷过客似浮萍”（《望夫台》）是苏氏父子三人从眉州（今四川眉山）经三峡赴京师开封科考路上所见所闻的写照；“御风归汗漫，阅世似蜉蝣”（《壬寅二月，有诏令郡吏分往属县减决囚禁。自十三日受命出府，至宝鸡、虢、郿、盩、厔四县。既毕事，因朝谒太平宫，而宿于南溪溪堂，遂并南山而西》）和“翁今自憔悴，子去亦宜然”（《送曾子固倅越得燕字》）是初仕陕西凤翔及任职期满短暂回到开封后的生涩莽撞与妻故父丧后的无所适从和落寞；而“浅深随所得，谁能识其全”（《怀西湖寄晁美叔同年》）、“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江城子·密州出猎》）、“悟此人间世，何者为真宅”（《游桓山会者十人以春水满四泽夏云多奇峰为韵》）则是壮年外放任职杭州、密州、徐州后“在其位谋其政”的怡然自适和欲大展抱负而机不至的些许落寞，而这便是苏东坡人生的前半部分。

至于苏东坡人生的后半部分，基本上就是始于黄州的贬谪、升迁频繁交替，以及从惠州到儋州的一贬再贬，而这也是在其诗词之外最备受关注的宦海沉浮以及与之相应的思想变迁所在。其实，苏东坡的所有人生和他的思想都在他的文章和性格里，不管是名满京都仕途顺意人声鼎沸时的骄傲，还是盛名远播却屡遭贬谪波折艰辛时的无奈，可以说是他的文名和性格成就了他的所有幸与不幸。

例如，“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出狱次前韵二首·其一》）是湖州任上遭遇“乌台诗案”投入御使台监狱后的自我省识和心迹陈述；“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赤壁赋》）、“来往一虚舟，聊随物外游”（《菩萨蛮（买田阳羡吾将老）》）、“当时无限人，毁誉即墨阿”（《次韵子由送陈侗知陕州》）、“谁似东坡老，白首忘机”（《八声甘州·寄参寥子》）、“愿言指松柏，永与霜雪期”（《送王竦朝散赴阙》）、“俯仰四十年，始知此生浮”（《九日次定国韵》）是劫后余生被贬黄州后从苏轼到苏东坡的无奈和不得不的豁达；而“天涯未觉远，处处各樵渔”（《发广州》）、“平生生死梦，三者无劣优”（《别海南黎民表》）则是历经黄州—惠州—儋州贬谪之路的荒僻和艰辛后看淡人生沉浮的领悟和释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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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苏东坡的人生从来就不是简单的而是复杂的，他的人生历程汇集了中国王朝史上所有文人官员的仕途路径，也突显了王朝政治更迭的深层历史根源。

苏东坡自24岁走上仕途开始，正适逢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改革，然后不可避免地卷入了新旧党争，以致他的仕途走上了频繁贬谪、升迁再贬谪之路，而这些并不是他个人所能左右的，毕竟科考进士及第后就踏上了一条丰简不由人的仕宦之路。

从这个意义上说，苏东坡的仕宦人生从他进士及第开始就注定成为他人生历史的主要部分，而诸如吟诗作画、观山赏景、交际友人、烹调美食等都只是他平衡生活的日常，既然前者无法选择且无法做主，那么尽可能地看淡宦海沉浮而积极地去做事、豁达地过生活就成了一种可以自主的选择或者说没有选择的选择。

在中国古代文人里，苏东坡的人生起落和沉浮可以说是中国古代文人之最，他的足迹遍步北宋版图的东西南北，其轨迹如蜘蛛网般纠结缠绕和过山车般的刺激跌宕，而这无疑都是北宋官家（皇帝）的晴雨表和文官集团的好恶抛物线所致——忍不住想，假如北宋没有苏东坡，他们将多失落、多无趣呢！

实际上，苏东坡原本从来就是积极入世的，儒家思想是他人生的底色，寻求道家和佛家的思想不过是一种没有选择的选择而已。

在苏轼的人生里，他极大程度地受到其母程氏的影响，其在幼年时便以东汉名臣范滂的故事相勉励，尤其对书画笔砚特别喜爱，似乎没有他不感兴趣的领域，而母亲的教导成就了其正直、有气节的以及求仁得仁的“当世之志”，也是其遭遇仕途坎壈后形成豁达人生底色的原因之一，而这一点也可见家庭教育对一个人人生的重要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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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苏东坡的交际圈随着他的仕宦之路和他高质量诗词佳作的频出及其思想的变迁而聚散变换，他的交际圈上至皇亲国戚、达官贵人，下至僧道田妇、村夫野老，从而使其在北宋中期文官治世的时代成就了一个无比深广且颇受关注的“朋友圈”——欧阳修、张方平、黄庭坚、张耒、曾巩、秦观、苏辙、晁补之、王安石、司马光、王诜、李公麟、参寥、佛印等，不管是新党还是旧党，不管是朝臣友好还是村老歌妓。

其实，苏东坡的人生从来就不只是一部个人史，更是一部北宋政治史、文学史、地理史。纵观苏东坡几十年的宦海生涯，分明看到的是一个与官场格格不入、不肯放弃自我的落寞官员，但转眼看到的却是一个享誉朝野的文人大家的自适潇洒、人生彻悟。换个角度看，苏东坡在政治上、世俗生活里以及人生深处的所有“醒”和“不醒”都是他或主动或被动选择的结果，如新旧党争、反对变法、疏浚河道、奏请度牒以及吟诗作文、谏言议事、友朋结交、市井生活等，而从中也看到了北宋文官集团虽互相倾轧但又惺惺相惜，以及不以政见不合而阻止良才能士入仕上升的基本法则。

对于苏东坡而言，他的每一次仕途变换都成就了一段新的人生，每一个地方都塑造了一种新的人生态度，但他骨子里的儒家思想和自由不羁的性格却始终没有变过，而这也正是其 有意无意间用诗词体现出来的“变化却又不变的一生”所在。正因为如此，苏东坡的每一段诗词就是一段人生，每一次变迁就是一次转折，每一个地方就是一个心境，每一种生活就是一种思想，但不管是官宦人生、流放人生和地理人生，最终都成就了苏东坡的豁达人生。

诸如以上苏东坡的种种，都是其在《应是飞鸿：苏东坡的诗旅人生》中作为北宋一代大文豪的仕宦史、交际史、思想史的清晰呈现。从现实里说，苏东坡的人生历程就是官宦人生、流放人生和地理人生的大集合，放到任何一个人身上都是无比艰难的，但苏东坡终将其过成了豁达的人生，且还实实在在地成了古代文人里的翘楚，这也是“人人都喜爱苏东坡”的原因之一吧。正如林语堂先生在1947年所作的《苏东坡传》里所言，苏东坡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而且“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