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天佛国》：南诏大理五百年

南诏大理国是唐宋时期中国西南的地方民族政权，具有以佛教治世，以佛法教化人民的文化传统，其社会、历史、文化各个领域都受到佛教影响，被誉为“南天佛国”。至今我们仍然能够从文献记载，以及佛教物质文化遗产中，触摸并感知到南诏大理佛教信仰的盛况。

《南天佛国——南诏大理佛教历史与文化》为多学科融合视野下的新成果，从东亚佛教交流史，特别是中国历史发展的整体性出发，通过社会历史情境、佛教与社会、佛教文化遗产三大板块的呈现与探讨，用丰富的史料与科学的叙事，再现南诏大理佛教文化。 

以下为本书绪论。

《南天佛国——南诏大理佛教历史与文化》
李东红 著   978-7-101-15861-8   98.00元

佛教是宗教信仰，也是文化与艺术的集合。

研究古代佛教，除了讨论佛教哲学、教义教理、佛教史、宗派与人物、法会与佛事活动之外，也关注佛教赖以传播与发展的修寺建塔、译经写经、造像绘画、开凿石窟寺等实践活动。佛教自身的制度与仪轨，佛教与政治、社会、文化的关系同样是重要的考察对象。如何才能全面、如实地了解、呈现古代佛教“宗教信仰”与“文化艺 术”一体两面的真实状况，既关涉到“佛教是什么”“如何认识佛教”等认识论、方法论问题，还受限于史料的发现与理解，受制于研究者对客观对象的认知。

南诏大理佛教研究，得益于百年来的史料辑佚、考释、研究，大量的考古新发现，以及海内外学者的智慧与贡献。学术界对南诏大理佛教的认识，因此达到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但是，在学术研究中如何超越“盲人摸象”的“套路”，在地方性叙事与宏大的学术视域之间，找到认识南诏大理佛教的“平衡点”，仍然是有待解决的老问题。

我们认为“理在事中”，资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有一分材料说一分话。反对动辄以西方理论框定研究，近乎“以论带史”的做法。但我们同样认为，学术研究是需要科学理论与方法的，资料的累积、呈现与编辑，是为解答问题，阐明观点，甚至是检讨理论，而不是其他。因此，要如实再现南诏大理佛教，需要科学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多学科的知识素养、甘于坐冷板凳的精神，还要注重学术方法的创新、善于解读旧资料、敏于发现新材料、勇于超越地方性认知。

认识论方面，佛王信仰是南诏大理佛教思想基础。它以阿育王信仰为祖源，以梵僧、阿嵯耶观音为“建国观音”，以国王皇帝为转轮圣王，形成一套完备的佛王信仰以及治理国家、教化人民的意识形态与统治方略。既有南诏大理的地方特色，也是佛教流行地区，譬如中古时期西域诸国，南北朝甚至是唐宋佛教的特色之一。认识到转轮王信仰这一根本特点，就能理解南诏大理佛教“王者” 造像的意义，如剑川石窟中的王者像，《南诏图传》与《张胜温绘梵像卷》中的王者礼佛，博什瓦黑石刻像中的王者出巡图，还有王者出家为僧，更有大理国皇帝追封高僧为“义帝”等种种行为。因为“王即是佛，佛即是王”，在佛王信仰里，礼佛与成佛，世俗与佛国，出家与在家都是一体的。由此可见，学术研究中寻找具有解释力的理论是很重要的。

《张胜温绘梵像卷》（原画存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第58开“梵僧观音”。大理国第十四代皇帝段正明盛德年间，由宫廷画师张胜温等绘制的《张胜温绘梵像卷》，总大理国佛教神佛之大成，描绘了大理国佛教信仰的神圣世界。据李家瑞考证，该“梵僧观音”像与《新唐书·西天竺传》所载天竺人的形象完全吻合，可以说，梵僧观音造像即是最早进入南诏传布佛教密宗的天竺僧人形象。王海涛称初传印度佛教于南诏的高僧为“始祖梵僧”，别于之后更多进入南诏大理的天竺僧人。综合各种史料推断，早期梵僧的活动时间，应是细奴逻时代，即公元7世纪初期。梵僧开启了天竺僧人进入南诏传播佛法的一个时代。

史料方面，对于重要文献的再研究显得尤其重要，如唐《道宣律师感通录》记载唐乾封二年（667）西洱河地区佛法流行的史料，就是典型的例子。我们不能以“时代太早”的臆测来否定文献的真实性。更重要的是，当我们阅读古籍史料时，倘若以“神怪” 而否定它的史料价值，那么一部二十四史如何读得下去？往古有往古的知识体系与叙事范式，理解这一点是很要紧的。

佛教不止于说教，而往往以“像教”来彰显佛陀的思想，用“物象”来隐喻佛性的光辉。于是佛典与教义，又以建筑、造像、绘画、法器等文化艺术的物化形式面世，而“透物见人”的考古发现与研究，以及对“符号与象征”隐喻系统的人类学解读，能够提供新资料、新视角、新观点，使全面、系统、正确认识南诏大理佛教成为可能。

南诏大理可谓南天佛国；南诏大理佛教，彰显了唐宋时代中国区域佛教的多样与多彩。本书所论，大致可总结如下 ：

第一，云南佛教起于汉晋，兴于初唐，盛于南诏大理时期。汉晋间佛教通过“蜀身毒道”传入云南，并通过此道传至四川、内地，这是本书重点呈现与讨论的核心问题、观点之一。汉晋时期的佛教，不显山不露水，却在《华阳国志》等文献中有蛛丝马迹，并为考古发现所证实。佛教在南诏前期已经很兴盛，同样是本书所展示的重要内容。初唐时期，西洱河地区佛法盛行的状况，已经载诸唐人文献。南诏初期巍山图寺庙遗址、太和城南诏官家寺庙建筑群遗址，证明南诏早期佛教已然流行，《南诏图传》所载非虚。异牟寻之后，佛教开始兴盛，并一直延续到大理国。元代，南诏大理佛教余晖尚存。洱海、滇池区域的主体居民“白人”全民信仰佛教的状态，一直保持至近代。

《华阳国志》（中华经典名著全本全注全译丛书）

第二，南诏大理佛教最先来自古印度，并受汉传佛教与吐蕃佛教影响。印度传入的佛教，其本源可回溯至汉晋时期。汉传佛教进入云南是在初唐时期，证据亦为明显。而南诏与吐蕃关系，在唐朝、南诏、吐蕃三方面的文献中都有记载，天竺僧人菩立陀诃经吐蕃至南诏传教的史料见于《南诏图传》。南诏中兴皇帝敕文说“大封民国圣教兴行，其来有上，或从胡梵而至，或于蕃汉而来，奕代相传，敬仰无异”是南诏关于“圣教入邦国”的历史记忆，绝非凭空而来。我们始终认为，陈垣先生“云南佛教，其始自西传入，多属密教 ；其继自东传入，遂广有诸宗”之说，至今仍然彰显着深邃的智慧之光。

第三，南诏大理佛教信仰以王室、大姓为主导。南诏大理信仰最明显的特征，就是目前所见大多数重大活动、重要遗迹，无论来自文献还是“物象”，都与王室、大姓有关。南诏大理的王者与皇帝，是剑川石窟、《南诏图传》、《张胜温绘梵像卷》等重要“像教”中的主角，是世俗面相的佛王、转轮圣王。南诏大理写经《护国司南钞》地位突出，是对仁王护国的最好说明。《南诏图传》是奉中兴皇帝之命而作，《张胜温绘梵像卷》是“奉为皇帝骠信画”，阿嵯耶观音造像也由皇帝造作与供养。异牟寻、劝丰祐“劝民虔敬三宝、恭诵三皈”，以佛教治世、佛法教化人民。王母出家，皇帝退位为僧， 大姓子弟舍身入寺，营造了以礼佛敬佛为首务的佛教化政治、社会文化。

第四，南诏大理佛教本土化，是佛教中国化的成功案例。佛教是外来宗教，进入中国之后首先要解决本土化，也就是中国化问题。中国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区域差异性明显，佛教中国化具有多样性的天然属性。南诏大理佛教，通过灵山圣迹、祖谱叙事的在地化，把佛教祖谱叙事与土著族群的祖源神话联系起来，“由寄籍变土著”，实现了本土化。

剑川石窟1号窟异牟寻坐朝图。贞元九年（793）四月，南诏王异牟寻向唐朝派出三路使臣，分别从戎州、黔中、安南三路，经西川到达京师长安，向唐朝表达“归大国，永为藩臣”的决心。南诏使臣赵莫罗眉、杨大和坚、杨盛受到了唐德宗的接见和嘉许，德宗“赐牟寻诏书”。贞元十年，唐德宗册封异牟寻为“南诏王”，颁赐“贞元册南诏印”及历书。“贞元册封南诏”结束了天宝战争以来南诏与唐朝之间的紧张关系，谱写了唐代中国西南边疆国家进程的新篇章。

第五，南诏大理佛教具有生活化特征。南诏大理佛教，完全融入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国王以佛教转轮王自居，以佛法教化人民为首务。政治上封高僧为国师，官员从僧道中选拔，以僧为相，以僧为官 ；实行“以师僧教童子”的人才培养制度 ；民间“家无贫富，皆有佛堂 ；人不以老幼，手不释数珠”，以佛号起名，实行火葬。从南诏异牟寻以来，直到大理国，都是如此。这是典型的佛教化社会生活。

第六，南诏大理佛教具有开放性。南诏大理佛教，来源上呈现多源、多元特征，也就是从多个源头传入，包括印度、内地与吐蕃 ；宗派上，有密教，亦有显教诸宗。南诏大理时期，天竺僧人（梵僧）不断地从天竺进入南诏大理传教，骠国、天竺使团通过南诏大理进入内地。而南诏大理的官员、释儒、佛弟子，则利用到唐、宋朝圣的 机会，到灵山圣地巡礼，求购佛教典籍。南诏大理佛教，呈现出与内地唐宋王朝，以及南亚、东南亚周边“蕃国”频繁交往、交流的开放性特征。

千寻塔出土大鹏金翅鸟。大鹏金翅鸟又名妙翅鸟，民间称为金鸡。梵文称名为“迦楼罗”（Garuḍa），它起源于古代印度，在印度教中，迦楼罗是大神毗湿奴的坐骑，众鸟之王。后来，迦楼罗从印度教神祇演变成佛教天龙八部之一，其形象为半人半鸟，头部现鹰首与喙，脚有利爪，而身躯和四肢则呈人形。迦楼罗在密教造像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在汉传、藏传密教中，迦楼罗以人面鸟身，鸟面人身，或者全鸟的形象出现。南诏大理国佛教中的迦楼罗，相对于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发展出独特的风格，是佛教迦楼罗与本土金鸡、碧鸡神的结合体，演变为展翅欲飞的“大鹏金翅鸟”形象，很少有半人半神的造型。

总而言之，由于文献与文物互证，多学科协同与综合，我们能够对南诏大理佛教信仰的历史发展及其文化内涵展开较为全面、系统的呈现与讨论，对其特色与个性进行深入的描绘与刻画。南天佛国不单是“妙香古国”的传说与神话，更有坚实的史料支撑，以及触手可及的文化艺术遗产，甚至是至今仍然活跃于民间的信仰风俗。南诏大理佛教，无论是教义还是教相，一路走来均有迹可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