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考古人员在湖北睡虎地出土了一批竹简，其中包括了两封书信。作者是秦国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的两兄弟，分别叫做黑夫和惊。黑夫和惊外出参军打仗，他们在战争间隙分别给大哥衷写了一封书信，问候家人，捎去平安。
他们参与的那一场战争，是秦统一六国之战中的灭楚之战。这场战争规模巨大，厮杀惨烈。先是秦将李信率军二十万高歌猛进，结果被楚将项燕打了个埋伏，损失惨重。秦始皇亲自请出了老将王翦，率军六十万，这才击败项燕，彻底灭亡楚国。
不难想象，黑夫和惊两个普通小卒，在战场之上经历了怎样的惊涛骇浪。很遗憾的是，史书上留下记载的，是秦始皇与楚王的庙算心思，是李信、王翦、项燕等大将的攻伐谋略——至于这两兄弟的命运，浓缩到了“二十万”和“六十万”这两个冷冰冰的数字里。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牵挂与恐惧，并没有人记得。如果不是机缘巧合，让考古人员看到这两封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平民书信，他们便会像其他无数战场亡魂一样，湮灭于历史长河，彻底被遗忘。
纵观中国历史，我们最经常看到的，是帝王将相们的精彩生活，他们的生平与活动占据了史书的绝大部分篇章。像黑夫和惊这样的平民百姓，则极少被史家所关心。煌煌二十五史，也只有司马迁肯把视角放下来，想起来为刺客与游侠做几篇列传，这就是极限了。
这本写宋代的书，视角别出心裁，把视角放在了一个普通的登州平民女子阿云身上。以一场算不上曲折的凶杀案子作主线，牵扯进了包括宋神宗、司马光和王安石在内的大半帝国精英，生动地展现出了北宋的法律与政治生态。我以为此书最为难得之处，在于其并非秉持惯常的上层视角，而是以一个升斗小民的命运为核心，爬梳史料，抉微扼要，凝之则为阿云一人之生死，散之则见大宋之气象，以小见大，自下而上，可谓深得“微观史学”之精髓。
（本文为《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序言）
《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
什么是“阿云案”？
宋神宗煕宁元年（公元1068年），登州（现在的山东威海一带）发生了一起案件，起因只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民间女子“嫌婿陋”杀人致伤。在凶手招供的情况下，竟因定罪问题在朝野引发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大讨论。从定案，到减刑，到朝议，到再定罪，前后长达数年。不仅牵动了诸如司马光、王安石、吕公著、富弼、文彦博、唐介等众多名相重臣的关注，还惹得宋神宗连下四诏。甚至在十六年之后，还被重新翻了出来；就连六百年后的乾隆皇帝都御笔批阅。
司马光和王安石孰是孰非？阿云案是法律之争还是政治斗争？国家制定法律应该重刑还是宽刑？关于此案的争论，近千年间几乎没有止歇。一件看似再普通不过的谋杀未遂案，却引发剧烈的朝野动荡，甚至影响了法典的编纂，阿云案也因此成为中国法律史上常常被提起的案件之一。
对于一桩人命案来说，经过两年的司法流程和立法论战，才完成对一个普通女子的判决，当时的行政和司法效率似乎有待商榷；而对于这场触动了帝国神经的罪与罚，大辩论背后折射的价值观和信仰才最为重要。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罗翔感慨道：“历史并不遥远，它一直在说话。《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在每一个微小的故事中洞悉法治与文明。”
微观“另一半宋史”
多年来，高洪雷致力于民族、文化、历史研究，尤其擅长历史类大众科普和纪实文学创作。《另一半中国史》《大写西域》《楼兰啊，楼兰》《丝绸之路——从蓬莱到罗马》等代表作，既有考古工作者的严谨和扎实、田野调查学者的耐心与审慎，也具备自然瑰丽的想象和优美轻盈的文笔。在书写宏观历史时，高洪雷善于用普通人的故事体现历史的风云变幻；从微观角度切入时，又善用真实细节与反衬历史的宏大，在宏大与微观之间游刃有余，可谓以小见大、见微知著。
在书写新作《阿云案背后的大宋文明》时，高洪雷将自己的历史书写经验与迁移其中，以一场算不上曲折的凶杀案作为主线，把一个普通的登州女子阿云的命运嵌入宋朝煌煌数百年的历史动荡，不仅牵扯进了大半赫赫有名的帝国精英，还引发了包括宋代政治制度、乌台诗案、四次大辩论、二府议法、新旧之争的思考和议论，更生动展现了北宋的法律与政治生态，可谓微观“另一半宋史”。畅销书作家蒋胜男表示：“通过宋代一个普通的刑事案，展示了宋代方方面面的制度以及新旧党争的过程，以小见大、层层推进，让历史变得更有趣味，又很见史学功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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