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思想史的一条线索​——《周扬文集》读札

内容提要：周扬是20世纪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问题”与“方法”双重意义的人物，其文学思想的变化，是讨论20世纪中国文学思想史特别是当代文学思想史的一条线索。本文以《周扬文集》为主线，旁及其他，重点讨论了《周扬文集》论文收录、修订和付诸阙如背后的意义、周扬文学思想的基本品格和历史反思的主要内容等。论文认为将《周扬文集》与当代历史相关联的研究，其意义大于周扬研究本身。

关键词：当代文学 思想史 周扬 理论品格

《周扬文集》，周扬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讨论中国当代文学思想史，周扬是绕不开的重要人物。以五卷本《周扬文集》为主线，旁及其他，是研究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中国当代文学思想史的一条重要线索。《周扬文集》中的一些文章，是按照他的观点起草再经他修改后成文；即便是独立写作或讲话，他通常也不只是以个人的名义发表，具有作为“文学制度”的批评或文学思想的价值。将《周扬文集》与当代历史相关联的研究，其意义大于周扬研究本身。我的阅读札记并非对周扬文学思想的系统论述，只是想通过某些梳理突出“周扬”作为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问题和方法的意义。

《周扬文集》的编录方式，包括文章的取舍，不仅反映了周扬命运的沉浮，也呈现了周扬思想的起承转合。

《周扬文集》第一卷文选始于1929年的《辛克来的杰作：〈林莽〉》，终于1949年的《新的人民的文艺》，按照通常的说法，第一卷是周扬“现代文学”时期的文选，后四卷则为当代文选。第四卷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65年《在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上的报告》，第五卷所选文章的时间范围是1978—1984年。

从1966—1977年这十余年间周扬应该写过一些文字，但文集未收录。现在我读到的徐庆全整理、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2004年第10期的《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给中央的上书》，大概作于1976年底或1977年年初，算是填补了这阶段的空白。徐庆全在《整理者说明》中说：“在周扬同志留下的遗物中，我发现了一份他亲笔写下的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一文草稿。草稿前并附有一封致‘××同志并×主席’。由此断定，周扬写这篇文章是上书中央的。”“这篇文章没有年月日，从行文中来推测，当是写于1976年年底或1977年年初。写这篇文章的动机，从文中‘我看到报刊上发表的某些文章和鲁迅著作的某些注释，对于这一历史问题的评论，也曾有过一些不符合事实或说法不适当的地方’的话语来看，周扬是为了向中央反映真实情况。”这份上书留存了周扬从“文革”到“新时期”的部分思想轨迹。徐庆全特别说明的是：“因为这份材料是写在那个时候，承接以往的说法，行文中对胡风、田汉、阳翰笙等都以历史上有问题来视之。后来，关于田汉、阳翰笙的历史问题，党中央经过审查予以平反。而胡风冤案的平反虽然稍微晚一些，但前后三次的审查结论，已经彻底推翻了以往的罪名。”根据吴敏编《周扬年谱简编（1980—1985）》，1986年后散见于杂志或文集、署名周扬的文章近二十篇。其中一些多数文章或讲话早于《周扬文集》第五卷文选的下限，但正式发表或出版时间晚于1984年。其中包括《新文学运动史讲义提纲》《追求真理勇于探索——在翦伯赞同志纪念会上的讲话纪要》《陕甘宁边区教育厅第十一号通令：关于冬学问题》《致朱光潜同志亲属的唁函》《毛泽东与鲁迅——在纪念毛泽东同志九十诞辰学术讨论会上的讲话》和《周扬在〈知识丛书〉编委扩大会上的讲话》等。

《周扬文集》第一卷目录前有“出版说明”：1.“本文集所收文章，为保留历史面貌，原则上不作改动。”原则上不作改动，可以理解为文集所收文章除个别外基本未作改动。洪子诚《材料与注释》中提到了个别文章在收入文集时的改动，如周扬1962年8月在大连会议上的讲话。2.“有些文章，在今天看来，存在政治性或政策性的问题，由作者在文后加附记，说明文章产生的历史背景和现在的看法。借以总结经验教训。这种附记，有的加之于单篇文章，有的置诸同类型文章的首篇。凡学术性的论争，则不加说明。”“一九七八年之后发表的个别文章，作者根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精神，作了适当的改动。”由此说明可以确定，周扬生前自己校订过文集五卷。“出版说明”写于1984年3月，是年12月第一卷出版，1985年出版第二卷。周扬1989年7月辞世，生前只见到正式出版的文集一、二卷，第三卷、第四卷、第五卷分别于1990、1991、1994年出版。

第一卷和第五卷的出版时间几乎跨越了十年，其间中国与世界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当代文学在1990年代以后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再次转型，这些变化都超出了周扬生前的预期。但周扬论述或反思过的一些基本问题仍然在新的语境中循环，在这个意义上对历史的追寻也是思考时代之问。因此，“周扬”既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方法。

未收录文集的文章、附记和修改之处，这三者也构成了讨论周扬文学思想的线索。我们既要关注文本的背后，也要关注因为各种原因被“遮蔽”的文本。

文集非全集，但一些曾经产生影响的文章为何未收录，是可以讨论的问题。学界通常提到《周扬文集》未收录的三篇正式发表的重要文章：《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1958年）、《我国社会主义文学艺术的道路——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60年）和《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会第四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3年），而这三篇文章都受到毛泽东的称赞和修改。第一篇文章是文艺界反“右”的总结，伤害过文艺界一些人士，这是周扬在“文革”后“忏悔”的事情之一。这三篇文章未收录文集，似乎有违文集编选的原则，因而引发一些猜测，这涉及“保留历史面貌”和周扬如何对待自己的“错误”等问题。1989年9月，参与文集编选的郝怀明在《文汇报》撰文《周扬与周扬文集》，对此作了澄清。顾骧《晚年周扬》也披露了个中缘由：“原因是当时有不少同志包括陈荒煤同志、冯牧同志认为，被伤害的被错划成右派的同志已平反，如今周扬同志的《文集》重新发表‘大辩论’的文章，还在那里骂人，徒增刺激，不利于文艺界团结，建议《文集》不收。至于《讲话》与《报告》，因那是中苏关系正处于解冻的微妙时期，有涉外问题，也不宜再重新发表。周扬同志采纳了这意见，编选组接纳了这意见。”

根据我的阅读和比照，《周扬文集》也未收录周扬1956年2月7日在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上的报告《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这篇报告收录在1956年6月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中。我一直觉得1956年出版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二次理事会会议（扩大）报告、发言集》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重要文献。周扬报告的第二部分用了相当的篇幅批胡风，侧重点是讲“两三年来文学上的思想斗争和创作状况”，如果联系到《周扬文集》未收录《文艺战线上的一场大辩论》的原因，或许可以解释未收录的原因。在周扬1950年代的文稿中，我以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任务》是比较重要的，他明确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伟大任务”。

文集第四卷最后一篇文章是1965年9月《在全国文化局（厅）长会议上的报告》，之前未公开发表。周扬在“文革”前发表的最后一篇文章是1965年11月29日在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题为《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做又会劳动又会创作的文艺战士》。讲话整理稿同时发表于1966年《红旗》杂志第1期和1月1日《人民日报》。据参与讲话准备和整理讲话记录稿的龚育之回忆，在整理稿定稿时周扬同他们说：毛主席两个批示，有些很严厉的话，是向党内讲的，我们党历来的做法是内外有别，不好完全照搬原样公布。所以发表时用转述的形式，对原话有所节略。这篇公开发表的讲话也未收录《周扬文集》。龚育之还谈道：“当作重要文章发表的那种阵势，不减当年。有一点同当年不同的，就是没有听到他说此文送给毛泽东主席看过。我帮助他做过这篇讲话的准备和记录稿的文字整理，如果送过，毛主席有什么表示和修改，他不会不向我们说的。如果没有送，那又说明什么？”这些文章虽然未收录，但我从周扬对新中国建立以后文艺实践的反思看，这些文章涉及的事件、人物、现象和理论问题，一直盘桓在周扬心中。

从《周扬文集》第一到第五卷，一些文章加了“作者附记”，如1936年6月的《关于国防文学——略评徐行先生的国防文学反对论》，“附记”简要回顾了“两个口号”论争，认为：“‘两个口号’论争是在革命转折关头、党的斗争策略发生巨大变化、在革命文艺界内部展开的争论，在大转变的时候，认识不一致，争论是不可避免的。”周扬也检讨了自己的责任：“在论争中，由于当时我对鲁迅的伟大缺乏认识，对他的有些意见尊重不够，又多少带有宗派主义情绪，我作为临时文委的负责人，在这些方面，是有责任的。”对照《周扬关于三十年代“两个口号”论争给中央的上书》，可以看出周扬对历史问题认识的变化。

这样一种反思历史检讨自己的思想方法一直贯穿在周扬复出之后的著述和文学活动之中，并由此完成了自己的再造。

在研究周扬文学思想时，我特别关注一个问题：周扬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理论家，他的理论品格是什么？我的理解是回答时代之问，也就是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理论思考。

1937年3月的《艺术与人生》解读车尔尼雪夫斯基的《艺术与现实之美学的关系》，周扬认为：“单是艺术是现实的再现”这个命题，车尔尼雪夫斯基并没有在美学史上添加新的什么，他的功绩是对这个正确的命题给予辉煌的解释，而且使它大大地发展了；艺术是再现我们在现实中所感到兴味的事物，这是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的一个重要的思想，但是他所说的兴味决不是“个人的趣味”之类，而是深刻的时代关心；艺术家应当和历史的发展倾向脉息相关，在他作品里来处理并解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周扬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解，也成为他自己的文学观念，甚至是一种思想方法。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论中，周扬对文本的审美分析文采斐然，《忧郁的文学》《果戈理的〈死灵魂〉》《论〈雷雨〉和〈日出〉》等都是这样的文字，但周扬后来的文论更多的是宏观和专题研究，更专注于将文学现象和重要理论问题的阐释与“历史的发展倾向脉息”相关联，“深刻的时代关心”替代了“个人的趣味”。他在《我们需要新的美学》中提出，“新的美学首先要克服美学和现实的分离，表示自己和现实之间不可分离的联系。现实的历史的运动和斗争为新的美学的基础。文学‘为大众’‘为革命’，对于这种美学不是外来的”。1942年的《关于车尔尼雪夫斯基和他的美学》，周扬进一步发挥了他对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理解。“车尔尼雪夫斯基在美学上的巨大功绩，是在他奠定了唯物主义美学的基础；他继承和发展了别林斯基关于艺术应当忠实地反映现实，并且应当在现实生活中起积极作用的原则。和别林斯基一样，车尔尼雪夫斯基也把艺术定义为‘现实的再现’。他使艺术家面向现实，为艺术的主题打开了一片广阔的天地，使它的范围超出了旧美学所规定的美、崇高、滑稽等等的限制，而扩大到了全部的生活和自然。”“车尔尼雪夫斯基总是引导艺术家去关注现实生活的一切方面。”

周扬复出之后第一次公开讲话是1977年12月30日在《人民文学》杂志社的“在京文学工作者座谈会”上，时任《人民文学》编辑的刘锡诚参与了这次会议的组织工作。刘锡诚在《真理的追求者——我所知道的晚年周扬》中回忆道：“他讲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怎样评价30年代文艺；第二个问题是怎样正确评价十七年的文艺；第三个问题是要文化革命还是要毁坏文化？”从刘锡诚文章中引用的周扬讲话内容看，复出之后的周扬仍然善于从大的方面思考问题。这三个问题，周扬1978年在广东的讲话《关于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学艺术问题》中有了初步论述，这篇讲话孕育了周扬在新时期的文艺思想。1979年第四次文代会上所作的报告《继往开来 繁荣社会主义新时期的文艺》中，对这三个方面的问题有了更为完整的论述。在刘锡诚的印象中，周扬简短的开场白之后就开始检讨自己，刘锡诚用了“忏悔过去”这样的表述概括周扬当时的心情。周扬说：“我是文艺队伍中的一个老兵，错误缺点很多，有路线错误，有一般性错误，有历史的错误，有当前工作的错误，对错误的批判，我都接受，这是对我很好的教育，我要感谢。”这样的“忏悔”，是检讨历史的一种态度。如果没有对自己否定，其实是无法反思历史的，特别是周扬是他反思的那段历史的一个部分。

周扬的敏锐和深刻，充分反映在他对重大理论问题的把握方面。1979年1月18日至4月3日理论工作务虚会在北京召开，会议总结理论宣传战线的基本经验教训，着重讨论工作重点转移后的理论工作。在第二阶段会议结束前，3月30日邓小平发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根据龚育之回忆，周扬在务虚会议上有几次发言：“一次发言，他建议集中讨论几个重大问题。他提出两个问题，一个是民主问题，一个真理标准讨论估价的问题。显然，这也就是邓小平那篇讲话中提出的重大问题。”对这些重大问题的思考，显示了周扬大处着眼的广阔、敏锐和深刻。另一次发言，则重点谈“左”和“右”的问题：“他说，从我们党的历史上来看，王明的‘左’倾路线给革命造成了很大的危害。‘文化大革命’‘打倒一切，全面内战’，是一条‘左’的路线，对党和国家的破坏在历史上是空前的。这很容易导致人们产生右比‘左’好的结论。这是因为过去用‘左’的观点批的那个‘右’，有许多并不是右，而是正确的。至于真正的右并不好。右倾机会主义有什么好？总之，‘左’和‘右’两者都不好，都应反对。‘左’和‘右’是相反相成的，它们往往互相转化，这是辩证法。反‘右’是出现‘左’，反‘左’时又很可能出现‘右’，要警惕这个问题。”在这次发言中，周扬坦言自己有过“左”的错误。关于“左”和“右”的问题，如龚育之评价的那样，“这也是很清醒的、不偏激的观点。这篇发言在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那篇理论务虚会结束时的讲话之前，其精神同那篇讲话，是符合的。”关于“左”和“右”的问题，是考察思想史和文学思想史的关键问题之一，即使周扬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是如此清醒和稳妥，但在具体判断文艺界状况时，仍然有许多困扰，1980年代初期的周扬就处于这种困扰中。

《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召开的纪念“五四” 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的报告，这是周扬复出后最重要的文论之一。根据刘锡诚的回忆和记录稿，周扬在1979年3月23日《文艺报》“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的长篇讲话中，第一次提出了“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观点。在刘锡诚的记录稿中，周扬的主要观点是：“我想我国半个世纪以来是不是有这么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有名的五四运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反对教条主义的。这虽是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但它的意义不限于党内，在思想的意义上说，它是五四运动之后的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现在我国进入社会主义的新的发展时期，我们正经历第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刘锡诚回忆，周扬在《文艺报》座谈会讲话的第二部分，就是以“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思想为根据，试图总结“五四”以来，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间的文艺发展的经验教训。

《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周扬认为20世纪以来，中国人民经历了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是第一次，延安整风运动是第二次，目前正在进行的思想解放运动是第三次。关于“五四”运动，周扬的核心观点是：“‘五四’运动不仅是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同时也是空前未有的思想解放运动。”“‘五四’运动何以是中国的第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因为中国有史以来，还不曾有过这样一个敢于向旧势力挑战的思想运动，来打破已经存在了几千年的旧传统，推动社会的进步。”

周扬从“思想解放”的角度，解释了中国何以选择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共产党：“没有民主思想的觉悟，不可能有民族意识的高涨，也不可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把社会主义当作彻底改造中国的道路。”“资产阶级革命的规律，向来是在发展过程中影响无产阶级也觉醒起来，争取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五四’运动的发展完全证明了这个规律。封建传统的打破带来了思想的大解放，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共产党的建立准备了不可缺少的条件。毫无疑问，这是‘五四’运动的最重要的成就。” 19尽管这些具体的观点和周扬之前关于“五四”运动的认识基本一致，但在“思想解放”的前提下讨论这个问题，仍然可以视为一次超越。

关于延安整风运动，周扬认为：“一九四二年整风运动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对待马克思主义。这是能不能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的关键问题。”他援引毛泽东《反对党八股》关于将“五四”分为两个潮流、形式主义向“右”发展和向“左”发展的论述，认为“左”的形式主义就是党内的“左”倾教条主义，这种形式主义已经发展到如此荒谬的地步。因此，开展一次新的思想解放运动，把人们从“左”倾教条主义下解放出来，在客观上就成为刻不容缓的事情21。延安整风运动的意义在于：“延安整风运动，完成了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之后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从思想上扫荡了‘左’倾教条主义在党内的影响，使得以理论和实际相结合为特征的毛泽东思想在党内外得到空前的传播。”整风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关系则是：“延安整风运动是‘五四’思想解放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它继承了‘五四’的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同时又纠正了‘五四’运动的形式主义的缺点，把‘五四’的革命精神大大地推向前进了。”周扬的这些论述显示了他把握历史整体性的能力。

对于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周扬特别提到了解放思想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决条件：“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相应地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经济事业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方式，也就必然要改变人们的思想。解放思想，不仅是为了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需要，而且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先决条件。思想的变革，从来是社会大变革的前导。”在这一部分论述中，周扬始终把握住了政治尺度，提出坚决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错误倾向是，没有能够从思想僵化状态中解放出来，甚至于还被林彪、‘四人帮’制造的现代迷信束缚着头脑，看不惯或者反对全党工作着重点的战略转移。”他认为这是“左”的错误倾向。周扬同时反对“另一种错误倾向”：“从右的一端，假借‘解放思想’之名，拣起几句支离破碎的资产阶级的陈言滥语，当成新武器，用来反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反对革命的法制和革命的纪律，反对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道路，这根本不是什么思想解放，而是变成了资产阶级思想的俘虏。当了俘虏，还自以为是‘解放’，岂不可怜！”周扬1980年代以后的文论几乎都贯穿了这样的思想方法。

在某种意义上说，《周扬文集》第五卷诸篇是与前四卷的对话，周扬文学思想的检讨、再生和矛盾，集中体现在第五卷之中。

《周扬文集》（第五卷）贯穿了对新中国建立后三十年和十七年文艺的总结，这些总结用刘锡诚的评价是“做的并不算好，或者说他还没有来得及做”，我认同这样的评价。刘锡诚特别提到了周扬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理解问题：“令人遗憾的是，尽管在我们的‘文学理论批评工作座谈会’上有许多人就文艺与政治的关系问题谈了很多很有启发性的意见（如上海的李子云、江苏的陈辽、北京的郑伯农等），我们也有简报送给他，他却始终没有能够想清楚，或没有很好地解决文艺和政治的关系问题。他在这个问题上的老观点，一直延续到1979年下半年讨论他主持起草的第四次文代会报告时也没有放弃。这可能与他对毛泽东的信任有关，也与他无法跳出自己的狭隘的经验有关。”我觉得刘锡诚的观点十分准确。

《思想解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开篇看这是一篇讲话稿，收录第五卷时未加题解，因而无法确定讲话的场所，读《晚年周扬》，才知道这是周扬1980年9月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在周扬晚年的著述中，这篇讲话稿并不为太多的研究者注意。在总结“三十年思想政治工作”时，周扬着重谈了“思想文化工作方面左的错误（右的错误也有，主要讲左的错误）”。周扬首先以自己为例：“拿我来说，文化大革命中，整我整得不算太厉害，但是批的多。批我的修正主义路线，我也承认过有修正主义。但是讲老实话，我这三十多年或四十年，甚至五十年，从三十年代以来，半个世纪，主要是左的错误。右的错误也有，主要是左的错误。”承认自己的“错误”主要是“左”的“错误”，这是晚年周扬思想的一个关键点。在这前后的讲话或文章中，他经常谈到这一点。周扬这里提到的“左的错误”的“左”，准确表述应当加上双引号，文集的编者没有注意到这点。

周扬认为思想文化工作的“左的错误”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点，混淆两类矛盾，混淆学术工作、文艺工作同政治的界限；第二点，阶级斗争扩大化；第三点，破和立的问题；第四点，不是始终如一的、认真的贯彻双百方针；第五点，忽视文化艺术工作、思想工作本身的规律，忽视知识分子的特点和作用（他接下来说“现在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27当时《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还在起草中，周扬认为“文革”是“左的路线”：“说左的错误是从五七年开始的还是更早，是否在三大改造运动的时候已经有了？这个问题可以研究，还有不同看法。但是对‘文化大革命’，据我所知道的，比较多数人同意这个意见：‘文化大革命’是左的路线。”在谈第一点时，周扬特地说到：“混淆两类矛盾常常从这个地方开始，先把文艺问题、学术问题同政治问题混淆了。”这就解释了“运动”为什么常常从文艺界学术界开始。在检讨这些问题时，周扬提到了自我批判的问题。“现在我们要纠正这些东西。有一部分是对林彪、‘四人帮’进行批判，那是对敌人。还有一部分是对自己的，批判我们自己的错误，采取总结经验的方式。”周扬在1980年代赢得尊重，就在于他“批判我们自己的错误”。

根据顾骧的回忆，1981年2月，中宣部召开了在京文艺界党员领导骨干会议，开始时与会一百二十人，学习结束时逐步扩大到近二百人。周扬主持会议，中心议题是讨论贯彻年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精神（稳定经济问题以及与此有关的政治思想工作问题）。会议上有人认为文艺界应强调“坚持思想基本原则”，“侧重反右”；有人则认为文艺界仍应强调三中全会精神，坚持反“左”。这次会议历时三个月，持续到五月。周扬的会议总结已经成文，但会议最后不了了之。参与起草讲话的顾骧认为，在形势从反“左”到反“右”后，周扬报告的主干仍然是反“左”。从这几篇文章是否收录到文集，可以看到，关于文艺方针政策的论文，涉及一些“结构性”的问题。正如顾骧评价的那样：“这篇报告，虽不及《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那么有气势，也不及前一年的9月在中央高级党校讲话《思想解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那么流畅飞扬，在那种形势下，有的地方带有辩解性，有的地方难免吞吞吐吐，显得艰难，但是这篇报告的主干是反‘左’，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毫不含糊。”

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周扬文论中最重要的论述内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一直是20世纪中国文学的关键问题之一，对这个关系的思考与实践几乎贯穿周扬的文学生涯。周扬的论述和其他左翼文艺理论家一样，是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阐释，而少有创造性的发挥。“文革”结束以后，周扬对这一关系的论述开始调整。第四次文代会以后确立了“二为方向”（文艺为人民服务，文艺为社会主义服务），不再提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都知道，周扬在主持起草第四次文代会报告时，对文艺与政治关系的表述有所踌躇。

周扬认为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并没有完全解决好，他要继续探讨这一问题。他在《思想解放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第三部分“物质生产与精神生产”中说，精神生产的第二个特点是同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精神产品是一种上层建筑，有些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危险也是出在这种产品上。这种意识形态同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我们要掌握好这种精神生产，就要掌握好它同政治的关系。我们的文艺、社会科学不可能脱离政治，非政治化的倾向是我们所反对的。过去反对，现在仍然反对。但是这两者的关系到底应该怎么样，我们现在还没有完全解决。究竟文艺同政治的关系怎样搞？要搞好精神产品，不把这个问题解决好，那是不行的。”周扬并未明确“还没有完全解决”的问题，但从他后面的讲话中可以看出他思考了什么问题。

在第四部分“文艺、教育和政治的关系”中，周扬首先说到“这个问题是文艺界比较注意的，现在也还是有各种不同的意见”。面对各种不同意见时，周扬要回答的问题是：“我们一向的看法是文艺服从政治，我过去也是这么讲的。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是根据毛主席的话讲的。毛主席讲过，一定的文艺从属于一定的政治。错了没有？现在要回答这个问题。”周扬自己最终也未能给出他自己满意的答案。

如果对照周扬在1930年代的文论，我们会发现周扬尽管不再提文艺为政治服务，但重视和强调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他的一贯主张。他当然重视艺术的“特殊性”，1933年11月，《关于“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在谈到“拉普”的问题时说：“虽然艺术的创造是和作家的世界观不能分开的，但假如忽视了艺术的特殊性，把艺术对于政治，对于意识形态的复杂而曲折的依存关系看成直线的，单纯的，换句话说，就是把创作方法的问题直线地还原为全部世界观的问题，却是一个决定的错误。”他认为“唯物辩证法的创作方法”是一个错误的口号，把辩证法的一般命题绝对化而忽视文学的特殊性质，而“拉普”在文学上的行政手段就据此而来34。但周扬从来不赞成文艺脱离政治，他在1937年7月的《现实主义与民主主义》中说：“文学上的现实主义、民主主义的运动是和政治上的救亡运动、宪政运动相配合的。我们并不主张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但是两者的关系是不可否认的事实。在社会情势急激变化的时期，这种关系尤其明显，汤姆士曼总算是一个最不问政治的作家了，但是现在他痛烈抨击到了祖国的政治，对流血抗战的西班牙民众发出了同情的呼喊。中国是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每个有民族良心的作家都不能对于政治采取超然的态度。” 35此后，这些基本观点不断强化，直至1979年以后开始有所调整。

在要结束这篇札记时，我想以周扬在《三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中的一段文字作为篇末语：“每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旧思想已经不再适合历史发展的新趋势，但是要想改变它并不那么容易。一方面，因为它是漫长世代的历史形成的，在社会上有着很深的影响，成了一种传统的力量；另一方面，因为它的背后还必然有保守的社会势力给它撑腰。所以，思想解放的闸门没有打开以前，旧传统往往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它渗透在社会之中，成为压制人们精神的因袭的重担。要想触动它，推翻它，不但得费很大的力气，而且得冒旧势力垂死挣扎的大风险。正因为这样，古往今来的思想解放的先驱者们，总是具备一种为了追求真理，不怕牺牲的大无畏精神。历史上多少思想家、科学家，都是抱着这种态度从事自己的工作，打破束缚思想的牢笼，坚持科学的新思想，这样才划破了那深沉的黑夜，迎接新时代的黎明。”

[本文为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现当代文学思想史”（项目编号：19ZDA27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苏州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