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诠释”与“延异”

《理性神与爱神——从拉辛〈费德尔〉看古典时代理性的“降临”》，孙雪晴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孙雪晴的博士论文《理性神与爱神——从拉辛〈费德尔〉看古典时代理性的“降临”》即将出版，虽然距答辩通过（2016年）已历六七年，也很是值得推崇与赞扬，它表现了作者十余年专业学习的认真与刻苦，还表现了她对自己钟情研究领域的专注和执着。

孙雪晴研究的是法国古典主义戏剧三大巨头之一的让·拉辛，通过对拉辛代表作《费德尔》的多角度分析，对剧中人物表现出的理性与非理性的关系进行深度探讨，指出情感的权威性、宿命性、暴力性所表现出的非理性和爱情作为幸福之源与生命之依赖的社会传统理性，在《费德尔》的主人公身上形成一种共同在场的状态，理性和非理性只是观察这个状态的两个角度，它们互相依赖出自同一个体。相较之下，当下学界对此的解读似乎比较草率。

在论文结尾，作者进行了个人化的表述：本文以女性角色的死亡以及死亡诸形式为线索，勾勒出拉辛悲剧中最为本质的一层对立关系——理性与非理性。这一对立不仅存在于拉辛剧作中，存在于古典时代中，也将会存在于当代社会中。拉辛让我们看到了理性与非理性共存于人一身的可能性，而我们也将会看到它们的博弈不仅存于变化的人本身，同时也存于变动的文化结构、文化框架中。两者间的博弈与相互吸收，不单单体现在文艺作品中，也正在我们生活中的切实领域内运行并发生着效用。

笔者以为，酒神颂中产生的戏剧艺术，说明了酒神狄奥尼苏斯的神性来自人类的生活。它不仅是人丰富感官体验的认同肯定，也让人在迷醉之中得到解脱，更将人的生存状态引向无限的欢愉。从历史发展来看，人们以本能为基础的情感欲求越来越明确，成为趋势，不断地挑战人类靠逻辑思维建立的理性体系。而这种个体的欲望要求冲破社会理性认知限制的非理性状态，总会成为不同时代剧作家创作的模本，被淋漓尽致地展示于舞台。阿波罗代表的理性在狄奥尼苏斯的神性面前或是一筹莫展，或是一败涂地。非理性在舞台上不断地进行着更新式的表达，绵延至今。古希腊戏剧的《安提戈涅》《酒神的伴侣》（索福克勒斯）描写了情感作用下人的癫狂；中世纪戏剧的《人人》（佚名）描写了除去情感后人的寂寥；文艺复兴戏剧的《哈姆莱特》《麦克白》（莎士比亚），描写了欲望要求对人的重要意义；古典主义戏剧的《费德尔》（拉辛），虽然崇尚理性，却将个人情感的价值推向了顶峰；现实主义的戏剧《罗斯莫庄》（易卜生）、《父亲》（斯特林堡），在深究个人情感的前提下，剖析展示了看得见的世界和看不见的世界之间的差异性；直到现代派的戏剧《等待戈多》（贝克特）、《犀牛》（尤奈斯库）从宇宙的视角描写个体生存本质的无意义及个体人生被群体、被社会、被历史的无情绑架和剥夺。人生历程中那些顿挫、那些冲突、那些意外、那些跌宕起伏，有多少能用理性的体系抚慰和说明？阿波罗统辖人类精神世界的童话一次次在舞台上破产，而非理性则在舞台上高歌猛进。

回到论文结尾，孙雪晴就“理性和非理性”话题进行延伸性的总结：两者都是人类力图认识自身时的一种虚设，它们的对立与区分带有被设计出来的差异性，而它们的共存则是构成一个整体的同一性要求。应该说该总结具有深度的客观性，使人联想到了当代法国（出生于阿尔及利亚）以批判和颠覆传统西方理性主义文化为己任的哲学家雅克·德里达。在德里达看来，传统西方文化特指的是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言语中心主义）与本体论。西方传统文化习惯采用二元对立的模式来论证人的理性及自由、道德、主体性等概念。这些在德里达看来都是受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所规范的一种对人的限定与主宰。一个活生生的、充满血肉情感和真正自由的“人”，在规范面前就会消失掉。“诠释”和“延异”两个概念也来自德里达解构主义的哲学体系（诠释：指以人类主体性为基点来建构生活世界的意义，强调自我审查、批评及人际关系互为主体性是沟通的必要。延异：德里达说，你使用一个词，一个指谓来表达某物在场时，一定有一个时间上的延迟和意义上的增补，这就造成了与指谓的差异）。

同时，德里达指出西方的逻各斯中心主义和言语中心主义还意味着理性主义或说话主体的中心地位。人在面对自然及客观世界，他人及整个社会的主体中心地位，都是由以理性主体和说话主体的基本假设为基础和出发点，这种主体中心主义就导致种族主义。西方种族主义意味着西方文化的优越地位，并为西方文化去同化或“漂白”其他民族文化提供了特权。

作为文化批评的研究者，笔者推崇德里达对文化历史的深度解析和真知灼见。他的解构主义哲学非常具有广度地揭示出文化历史及传统的具有真相性的本质。然而，如果说西方文化中的形而上学（逻各斯中心主义、言语中心主义）支撑着当前世界对于理性主义的遵守，那么别的文化历史（东方主义或许是之一）有没有提供对理性主义的不同支撑？是没有，抑或是已阶段性地消失？

因为孙雪晴的论文对历史、对传统、对当下、对未来都有一定深度的触及，会导引阅读者产生较多的联想。“向古代提问，回答当代的问题”——这是作者撰写论文前的一个设定，我想对孙雪晴和任何一个阅读者来说，这也必然是其出版的意义。希望我们在同样的设定下继续向前跋涉，坚持辨识人类文化历史的不同真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