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帝国网络:中华帝国在东亚南部的建立》 马硕 著 尹嘉越 译 东方出版中心
秦史已成为整个中国古代史领域最受瞩目的话题之一。众所周知,秦祚虽短,却有着尤为重要的长远影响。秦留给后世王朝的遗产不仅有基本的疆域构造,还有政府机构的格局、统一的地方行政管理的观念,以及最重要的由秦独创的“皇帝”概念。秦也将一系列问题与挑战遗留给其后继者,使得任何意图控制“天下”(主要限于东亚次大陆)的政权皆无法回避。
长期以来,我们了解秦史的最主要文献是司马迁所撰《史记·秦始皇本纪》。姑且不论司马迁对秦始皇的记述可靠与否,应能立即注意到的是,《秦始皇本纪》与后世几乎所有正史中的《本纪》一样,尤为偏重于帝国朝廷,而极少着墨于地方行政管理及其问题。所幸,上述情形在近几十年间正在显著转变。从举世闻名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到形形色色的秦代遗址,一系列考古发现使我们得以理解秦代社会的复杂性、秦文化的发展轨迹,以及秦的帝国计划之所及。此外,不得不提的是文字改革。秦铭文出现在各种各样的材料——青铜与金属、玉与石、竹简及陶泥之上,并涵盖了极为广泛的主题:地方及国家行政管理、法律议题、律令条文、民间及官方信仰、政治宣言、国际关系、历史书写,以及许多其他方面。从统治者、下级官吏直至普通服役者,秦的不同阶层者的见解与关切皆呈现于其中。
丰富的新史料为秦国与秦帝国研究领域带来了诸多引人注目的突破进展。尤其是,我们由此能够“自下”——从新征服领土必须融入新兴帝国空间的边远前哨这一视角重构帝国建设的各个方面。
本书作者马硕的研究聚焦四个方面。第一,将对秦在湖南西北部小县迁陵县统治的深入考察,与对中国先秦至帝制时期较长时段的纵览相融合,且能适时加以对比研究。《导论》之后的两章,展现了新石器时代至战国时代“长江中游的互动空间”的形成,以及秦在公元前4世纪至公元前3世纪间的“转向南方”,这最终为秦帝国之形成奠定了基础。后续的三章关注秦帝国在迁陵县及其周边的运作,这是本书的核心。最后两章追溯了帝国南方边境自秦覆灭后直至汉代的历史,对长江以南广大区域错综复杂的文化及政治进程进行了重要洞察。
第二,马硕擅长综合三种主要的秦史史料——古文书文献(此为其主要专长)、考古资料及传世文献。他对考古数据的使用尤其令人印象深刻,其中涉及分析随葬品、定居地规模与位置,以及湖南高地当地居民消耗的谷物等。若没有这些考古资料,无论传世和古文书文献有多么丰富,都不足以完全理解秦帝国政策的背景。
第三,如本书标题所示,马硕将帝国理解为由不同的网络组成。本书中与网络分析相辅相成的另一个关于“帝国网络”值得称赞的特点,即作者对秦扩张中地理维度的关注。值得称道的是,马硕对水路、地势高度及通信路线等给予了应有的关注。本书尤其强调水路是如何不仅塑造了商业路线与军事扩张的方向,还影响了秦在长江以南的行政管理结构。本书还强调了秦对水路交通的投入所产生的持久影响,特别是通过修建连通长江流域与南方(岭南)水路的灵渠(位于今桂林市附近)。上述观察一方面对于持续探索地理如何塑造帝国空间的轮廓极有助益,另一方面对于探索帝国克服地理阻碍的战略也很有帮助。
第四是该书对帝国建设的动态及其高度复杂性的关注。帝国并不是仅通过领土征服就能建立的;一旦它们的统治崩溃,也不是就从曾经控制的地区就消失了。领土的整合是一个旷日持久、富于挑战且时有矛盾的进程。秦在迁陵县的故事就是这种复杂性的很好例证。如第4章所论,秦在湖南西北部偏远高地的统治并不稳固:官僚机构处于缺员状态;地方动乱与武装反抗也有发生,且其中一些难以应对;迁陵县户籍人口极少,官吏不得不依赖刑徒与服役者的强制劳动,而他们的大量存在将造成更多难以控制的问题。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问题,那就想想公元前214年以后秦在更南方(今广西壮族自治区与广东省地区)经历的军事战役,这“可能转移了帝国加强控制长江中游新征服领土所需的资源”。总之,结论正如作者所言:“我们应当思考的,与其说是这一体制为何崩溃,不如说是它何以设法延续了如此之久。”
然而,如第5章和第6章所示,秦在帝国新边境内的势力要比乍看之下坚实得多。秦官吏在扩大农业生产、矿藏开采及探寻当地动植物等方面投入了巨大的努力。在短短十五年的统治期间,秦推动了当地经济的迅速货币化,通过强制及自愿移民重塑了当地社会,通过精心实施的社会工程构建了新的身份认同,并改变了迁陵县的农业与商业生活等。马硕论证了秦官吏在致力于行政统一的前提下,是如何同时表现出高度的灵活性:“在物质资源方面,秦帝国颇擅长于适应新环境。”马硕总结道:“秦帝国在其存续的十五年间进行了一场庞大的实验,将新征服土地并入了领土面积空前的政治实体。”就秦帝国覆灭的事实而言,这场实验是失败的。但正如公元前2世纪最初的数十年间,曾被秦控制的地区即使在事实上独立于帝国中央时仍致力于经济与行政统一,就此而言,这场实验又是成功的。
(作者为以色列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东亚系教授、人文学部副部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