寰宇寻敦煌，残纸理绝学——“满世界寻找敦煌”的双重意义

摘要： 百余年前，来自英、法、德、俄、日、美等国的探险家们在敦煌西域地区掠夺了数万件文物文献。这些“残纸”经进一步流散，分藏于十余国的数十家机构中。为重整国故、再聚宝藏，自王重民、向达、于道泉等先生始，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踏上艰苦的“学术探险”之旅，力图调查刊布海外各家收集品。但受时局影响，参访活动未成规模，远不及日本学者的寻访整理成果，后者的敦煌学研究亦长期处于国际领先地位。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才真正有能力远渡重洋、赓续访书传统。其中，荣新江先生是首位“以调查敦煌吐鲁番文献为主要目的而遍游海外的学者”，亦是足迹所至最广、学术收获最多者。荣先生新著《满世界寻找敦煌》即主要依时空顺序，历叙其赴11国48城调查敦煌西域出土文物的过程和旅行见闻，既介绍了“寰宇寻敦煌”的精彩经历，生动展现改革开放之初中国学人从事海外学术调查活动的情状，也汇集了作者乃至中国敦煌吐鲁番学界“依残纸理绝学”，由原件出发研究的丰厚成果，具有跨越时代和专业的价值。笔者兹由此双重意义入手作一评述。另自2022年8月至今，笔者有幸全程见证本书的诞生，感想万千，亦略叙于文末。

一、寰宇寻敦煌，孑身行四海：海外学术调查的时代印记

周一良先生在将伯希和著《高地亚洲》（La Haute Asie）一书赠予作者时，曾题词道：

新江仁弟访求石窟写本，足迹所至，远过向、王诸先生，而对敦煌史事之研究，资料之运用，成绩斐然，使日本学者不得专美于前。今将纪念开窟百年，因检出此册赠之，冀其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取得更大成绩也。

这是周先生对作者“满世界寻找敦煌”事业的肯定。按文中所言向、王即向达、王重民二位前辈，他们曾于上世纪30年代赴欧洲调查敦煌吐鲁番写本。其中向达先生远赴英伦，但受尽刁难，收获有限。整整半世纪后，英国图书馆又迎来了一位风尘仆仆的中国寻访者。与前辈学者一样，在没有手机和网络的条件下，作者“完全凭着勇气拿着纸质地图行走”（序，ii页）。不过作者此次在英国的收获显然更大，这是其行前多番精心准备的必然结果。

首先是个人的学术积累。早在行前，作者即已在北京三度逐件翻阅所有斯坦因藏敦煌写本的缩微胶卷，又在富藏汉学乃至东方学论著刊物的莱顿大学图书馆中浏览各类文章，汇总繁复信息，并将前人录文复印整理、抄录卡片，以便在阅读原件时“上手就校”。可见其在系统学习传统国学知识后，又全面汲取欧洲汉学的精髓，在进行必要学术训练的同时做好考察准备，由此保障高效调查工作。在“孑身行四海”的路途中，作者的“探险性格”和过人胆识也得以充分彰显。在旅途中，每到一地，作者先搜访地理信息，并借助各种关系四处联络。正是丰厚的学术积累和果敢的冒险个性，使作者得偿所愿，访求写本、问学先进。

其次，较为顺利的调查过程离不开众多外籍专家学者的襄助。例如作者在莱顿大学交换时的导师许理和（Erik Zürcher）教授为其倾心联络各国馆方，使作者在外行动效率大为提升。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馆员吴芳思（Frances Wood）竭力帮助其阅读原件、查检资料，为日后作者与英国学术界的深厚联系埋下伏笔。在法国，无论是华裔学者左景权、吴其昱先生，还是与作者就于阗研究问题存在观点交锋的哈密顿（James Hamilton），都给予了各项力所能及的协助。法国国家科研中心438小组也开放了所有资料，可随意翻阅、复印难得一见的各类论著，“都是支撑我后来若干年敦煌、于阗甚至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材料”（45页）。作者与外籍学者们或求学问道，或交流心得，在得到帮助的同时养成并增进了学缘。

此外，时在西欧的中国留学生也帮助作者节省开销、适应异域生活。他们或请客吃饭、领游景点，或一同睡在大通铺上，整晚畅聊，甚至相互约定到达对方城市居住。作者提到在阿姆斯特丹和巴黎之间“对开的友谊”，便直接反映留学生最朴实的互助友谊。

作为北大乃至全国最早一批中外联合培养的文科研究生，作者的寻访事迹亦曾被北大校方赞扬：“通过他（指作者）的努力，找到了一些流散在国外的珍贵的历史资料和一些在欧洲不被人重视的中国历史文献……不仅丰富了他的毕业论文，而且为我国在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带来很大收获，受到系里和国内同行的肯定”。限于大力发展工业科技的政策，改革开放初期出国留学者少属文科专业，去海外修习中国史、搜集一手研究资料的学生更是稀见。并且留学生大多是在某个大学或科研机构从事相对静态的学习研究工作，作者的行迹则更多是动态的寻访活动，不仅更具有故事性，还得以触及海外社会的各个层面。因此，本书对于管窥改革开放之初中国文科学人的海外学术调查活动，具有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

在借助众力环游欧洲的同时，作者也不忘帮助他人校核原件，以襄进学术，增固学谊。以《敦煌宝藏》为代表的黑白版图录和缩微胶卷较为模糊，学者们受制于此，极难直接进行录文研究。以作者在英国图书馆调阅的首件敦煌文献：S.329＋S.361《书仪镜》为例，该号列在作者调查目录首位，并著录系周一良、赵和平先生研究书仪所需。仅从缩微胶卷图版来看，不能确认两卷能够直接缀合，茬口旁的文字也难以录出。这种问题只要看到原件，即能迎刃而解。赵和平先生在校录该文时称：“1985年元月八日，在最初录文时我们已发现二者可以拼接。但是注文中有的字漫漶不清，遂托正在伦敦看斯坦因写卷的荣新江同志代为检视原卷。同年四月，荣新江同志复函，并抄了这几行字寄给我们，使漫漶不清处得以补完”。作者的调查直接推动了相关研究。嗣后其他学者至外国寻访，如施萍婷先生到俄国时，作者也请其帮忙抄录带于阗天寿年号的汉文文书。正是老一辈学者团结无私的互助精神，使各类亟需整理研究的写本信息为国内一流专家所获，推动中国敦煌吐鲁番学实现迅猛发展。

从个人性格、学术准备，到外籍学者及中国留学生的帮助，各种积极要素使作者得以于改革开放之初，在海外集中蒐集有关敦煌西域文献的一手资料。同时，作者也帮助其他学者调阅原件、校录文字，带动中国敦煌学整体进步。作者四秩寻访治学的生涯也见证了时代更易，具有前网络时代海外学术调查的鲜明印记。尽管在智能时代，很多在海外游学的麻烦都可省去，但作者洋溢的探险与互助精神，仍对后学具有榜样激励作用。

二、残纸理绝学，原件出真知：寻访的精彩收获与长远意义

毫无疑问，累年海外学术调查是作者实现多领域学术成就的基石。这不仅在于径由“残纸”得来的成果，更包括重新汇聚流散多地的藏品、实现整体性认识的收获。只有充分把握文书本身及其物质缀合、文本流动关系，才能习知敦煌西域出土各类文献的历史意义。

原件是写本研究的根本依据，书中所述“通颊”的“再发现”，便充分体现“原件出真知”的道理。因缩微胶卷较为模糊，唐长孺先生在研究S.389《肃州防戍都状》时，未能认出“旧通颊四十人”中的“通颊”二字。作者在看到原件后方知此系“通颊”部落，又结合敦煌汉藏文书，提出通颊实为由吐蕃东北边境所设军政组织演生而来的、广布于河西地区的重要部族，对唐宋之际河西诸政权影响深远。作者的研究成果不仅以中文发表，还经季羡林先生推荐，由《华裔学志》副主编弥维礼（W. K. Müller）英译发表，影响深远。

作者在书中提及：“一系列归义军研究论文的基础，就是1985年欧洲考察的收获，基本上我用的每一件材料，都看了原件。我的论文虽然大多数都给了前人录文的出处，但是我的录文往往在关键点上跟他们的不一样。”（17页）如《归义军史研究》的系年基础《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卒立世系与称号》一节共出注269条，详细探讨了归义军节度使的世系及检校官号，是研究晚唐藩镇内部嬗递脉络的代表性杰作。作者不仅利用寻访成果，在英藏、法藏和俄藏关键卷子的录文上有所推进，也遵循学术规范，大都引用了前人各类录文。如引P.4638（3）《索中丞守使持节瓜州刺史交割印文状》时，虽然出版于民国初年的蒋斧《沙州文录》录文有误，但作者仍将其注出，并给出自己据原件所录“太保应五百之间生，宣宗盛垂衣之美化”一句，指出此“太保”与宣宗对称，只能指张议潮。Дx.2171《归义军节度使于沙州城西南角设道场功德记》中提及“我尚书、公主合宅长幼”，说明曹议金在后梁灭亡前仍称“尚书”结衔。因前人未曾录过该条，且本文初刊时俄藏图录尚未出版，故作者出注“此系笔者1991年7月在列宁格勒东方学研究所调查敦煌文书时抄录”。季羡林先生曾评价《归义军史研究》道：“他（作者）用力极勤，搜罗资料，巨细不遗，想在他手上漏网，难如登天。”据散藏残纸得来的学识和广结四海的学缘，共同推动这部经典著作的诞生。

在辗转流散过程中，海外藏敦煌吐鲁番文献逐渐失去其原有的整体结构逻辑，因此重聚原属同地、同卷的残片，尽量还原文书、文物遭盗宝探险破坏前的原貌，是海外全面调查的重要目的。“满世界寻找敦煌”的一个重要而长远的学术意义，就是跨馆藏残片的缀合。如作者借助英藏黑水城文书KK.II.0238《景德传灯录》卷一一，甄别俄藏Ф.241v＋Ф.229v与之属同一写本，后者亦应出自黑水城，不能作为判定莫高窟藏经洞封闭时间的依据。又借《西域考古图谱》及在德国探访的新收获，比定两件双面分别抄《史记》与《汉书》的残片，表明两书在流播过程中存在紧密关联。在没有电子数据库的时代，作者完全依靠对古籍内容的熟稔比定写本内容，更显其功力之深。此外，作者也以中、日、德国吐鲁番收集品缀合而成的《文选·七命》写本为例，由学理角度关照敦煌文献的回归事业，颇具信服力。

刘健明先生在述评《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时提到，“更难得的是，作者在搜罗有关资料时，对一些稀见的资料，没有据为己有、待自己先做研究才将之公布，而是寄与有关研究者，让他们评定和使用。学术研究是天下公器，让稀见资料公诸于世，始会提高有关研究的水平”。作为最直观展现作者海外调查成果的结集，至今仍为敦煌吐鲁番研究必读工具书的《海外敦煌吐鲁番文献知见录》全面梳理对海外藏敦煌西域文献的来源、收藏、整理、编目、刊布和研究状况，并列出大量多语种参考文献，便利各专业学者参看。作者也将各类成果寄诸学人，展露宽阔的学术胸襟，直接推动了不少重要文书的接力式研究。

无苦旅则无创见，有躬耕方有新知。百年前的探险家们肆意盗取文书文物，使之离散他乡，秘藏库房；近四十年来，作者的“学术探险”则努力使敦煌西域所出“残纸”回到史实原境，并将其编织为富有历史意义和学术价值的纽带。国故由是重整，破镜得以重圆。

三、协助编书侧记

从2022年8月底初步提出在中国丝绸博物馆系列讲座的整体结构，筹备“满世界寻找敦煌”系列讲座第一讲“初访英伦的敦煌渊薮”的相关材料，到2023年10月第十二讲“重聚高昌宝藏”在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圆满进行，再到2024年5月《满世界寻找敦煌》由中华书局顺利出版，笔者有幸全程研习，并整理文字、挑选附图，感触良多。

作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学术通俗读物”，本书富于通俗性和叙事性，既讲述了西方探险家的行程故事，也提及中国藏家的递藏始末，更有作者寰宇旅行的精彩体验。本书也对某些传奇文物的来龙去脉作专题介绍，如详叙《凉王大且渠安周造祠碑》（安周碑）的发现、传拓和研究历程。内容也不局限于敦煌，还包括新疆各地出土品，以及对《永乐大典》等海外流散汉籍及探险档案的寻访经历。这既说明了作者的调查背景，不同藏品的渊源、特点直接决定了寻访内容，也使读者借助传奇的故事，了解西域探险史和敦煌文献流散史。

作者在介绍具体文书时，用浅显易懂的方式讨论经帙、告身、邈真赞、长行马等中古名物，乃至藏经洞的性质、于阗瑞像、唐代律令制度等学术问题，由此超越文献本身，帮助读者探知中古中国和西域史的整体面貌。加之作者活泼的演讲语言和后期的精心整理，使本书集学术史、回忆录、敦煌西域历史文化与探险史读本为一身，是综合性的通识读物。

作者在海外访学交流时，常将各项信息记录在两三册“小本子”上。这使我们得以确定寻访各地的具体日期、行程起讫、调查成果等信息，并最终汇总于书末所附寻访年表中。以此为主轴，我协助老师共计整理、扫描100余件信件和论著、400余张照片，并制作800余页讲演ppt，完成《文史知识》10篇连载任务。篇幅所限，各章初刊时仅有7000余字，本书则在此基础上新增一倍字数，添补大量探险故事和寻访细节，并扩充对文书的介绍。我们在中古史中心共同推敲配图、仔细校对稿件，时常奋战到晚间十点多钟。

就像作者跨越时代的寻访经历，本书的诞生也历经了疫情时期。因疫情原因，本书前几讲均是作者冒隔离风险南下入杭而成，很多观众也只能借助中国丝绸博物馆官方微博号，以线上直播形式领略风采。随着春天的到来，听众愈来愈多，并随《文史知识》的连载而不断引起热议。最后两讲“国内篇”则作为“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研究生课程的一部分，于去年10月在中古史中心开讲，充满趣味的讲述，帮助学生很快明晰了国内藏品概况。

于我个人而言，参与《满世界寻找敦煌》书稿的整理工作也使我在日常学习之外，形成对敦煌西域研究最为感性而直接的认知。每当打开分类装藏各类材料的纸袋时，老师常会为我讲授各种手摹图、抽印本及老照片的源流，使我快速上手相关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有时为老师超前的学术意识而惊叹，有时也为部分材料暂未得整理刊出而感到遗憾。又因我同时还帮助老师整理论著目录，结合传奇的调查事迹，其丰厚的成果便更显立体真切。

一段寰宇调查的精彩经历，一部学术探险的口述回忆。《满世界寻找敦煌》作为作者追寻吉光片羽的真实记录，不仅整体概述了敦煌西域宝藏离合的百年风云，更集中展示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敦煌学发展的崭新面貌。2024年6月，这部收录由全世界蒐集而来的敦煌学信息、经历的宏篇在全球五国七地同步首发。2024年7月12日，“满世界寻找敦煌”主题展览在敦煌研究院敦煌学信息中心隆重开幕，更多一手信件、随记、照片和抽印本等材料得以陈列。满世界寻找敦煌的资料又回到了敦煌——这个潮涌激荡的原点。莫高洞开两甲子，寰宇追梦正当时。寻找敦煌的脚步从未停歇，更多传奇的“探险故事”未完待续。

（作者徐伟喆，北京大学历史学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