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技术与人类解放

《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英]莱纳·格伦德曼 著，商务印书馆

关于环境与生态这个重要议题，生态中心论已然处于强势地位，影响乃至支配着众多学科的生态话语；甚至马克思主义阵营也不乏学者在批评资本主义消费异化时，向流行的生态模式靠拢。然而一个毋庸讳言的现实是，生态中心观的理论缺陷不仅让它难以有效地指导生态实践，反而造成了许多现实矛盾。这必然呼唤更深入的理论反省和思维创新，《马克思主义与生态》这本书，就是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中重新发掘理论资源，结合当代社会理论以试图把握生态问题的经典论著。

国内外学术界对莱纳·格伦德曼的评论大多集中于其对人类中心主义的论证，即对人类“控制自然”正当性的辩护。但强烈地剖析和批判生态中心主义内部不自洽的问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逻辑反拨，而是为重建一种马克思主义的生态观确立地平。众多学者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与生态问题是缺乏关联的，正如吉登斯曾经“批评”的，“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了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对此我们或许可以借用作者在文中的一句话，回答说：马克思对于生态问题“并非没有论及，只是表述得比较含蓄”。只要脱掉“正统”解读的紧身衣，马克思对生态问题的思考就会在我们眼前逐渐清晰，并提供极大的帮助。该书给我们最大的惊喜恰恰在于，作者并没有简单截取马克思对自然或环境问题的零散论述，以当代生态学知识审视之后得出所谓“马克思思想中已含有生态学萌芽”的结论；也没有将马克思主义的传统解读之结论与方法生搬硬套到生态学领域，重复一种资本批判视域下的生态问题解读；而是从当代生态问题的诸现象入手，以人与自然的历史关系作为理论起点，以当代技术分析和系统理论为方法，不但为揭示当代生态问题的根本成因提供了有益的启示，而且对历史唯物主义进行了一次技术异化理论的重建与拓展之尝试。

对历经40余年经济高速发展的中国而言，首次进入大众视野的重大生态问题或许是10年前弥漫全国的雾霾天气，传统化石能源、粗放式的工业技术得到了广泛的关注与讨论；而在全球范围内，从“八大公害事件”，臭氧层空洞到切尔诺贝利、福岛第一核电站的重大核污染事故中，我们都会发现，尽管人们普遍期待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可能是直接性的亲近，但人类与自然的关系越来越多是通过现代技术这个中介实现的，并且技术也是现实中所有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直接条件——无论是工业革命初期的原始技术还是当代科学与工程学指导下的所谓先进技术。且（在作者彼时的实证观察中）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私营企业的技术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国有企业的技术。

正因如此，相比传统解读模式中对经济与政治理论的侧重，格伦德曼着重发掘了马克思的自然和技术思想。作为人与自然交互中主体性的一方，生态问题的解决显然要从“人”这一侧寻找答案，只有以“人”为“中心”才能为生态问题的评估找到合理的参照点，并且创造性和公共性的人性特征是所有技术思考无法脱离的起点。

有赖于格伦德曼对马克思文本“分析式”的阅读，传统解读模式中对马克思的技术理论带有经济决定论倾向的“前理解”很大程度地排除了。格伦德曼没有将技术史只理解为生产力自身发展的表现，而是看到了作为生产关系的技术在资本主义历史进程中与活劳动的分离与对立关系，这一过程源于技艺从工人向机器的转移。马克思的关注集中于机器作为资本积累的工艺条件与固定资本，和其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对活劳动的规训与控制问题。而格伦德曼在这种技艺的转移中发现了技术的自主化倾向与不透明性增加的双重过程——技术似乎变成了具有独立性的，可以自主“进化”的系统，而随着技艺的积累，内部单元愈发复杂、耦合愈发紧密，加之科学与技术的高度分工，技术也愈发难以被人理解与控制：在切尔诺贝利事件中，我们根本无法要求操作者懂得面前仪器的某项数字的升高是出于核动力学的何种原理，或是复杂的技术实现过程中的哪里的设计出现了错误，洋洋洒洒的操作手册也只负责说明日常的设备应用。当代一切技术不外如是，于是“意外”变为了“必然”，也变为了“常态”。当代生态问题的本质，正是技术世代中的人类与自然的分离，被受到异化的技术“自身”的逻辑统治的结果。

就此，格伦德曼提出了借助系统理论重建以技术异化批判为主要内容的历史唯物主义。因为这符合马克思关于人类解放的基本立场，技术的这种自主化倾向也要求我们考察技术“自身”的内在逻辑，而不是用经济系统或政治系统的第一性视域理解技术，将一切技术问题都以技术与资本的合谋来进行解答。技术在社会分化的巨大驱动力下变成具有独立性，有着自身的“逻辑”，可以自主“进化”的系统，因而脱离了自然、脱离了人性需要，朝着一种异化的方向滑去，或者说这种自主性正是技术脱离社会掌控的表现。这是我们在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所读到拜物教理论在技术领域的论证与表达。在格伦德曼看来，只有消除或减少异化才能够使得社会系统得以控制它们的环境（该书中主要指技术）。

马克思将人类获得自由解放的社会称之为理性社会，而卢曼所说的社会系统理性化，在作者的理解中就是：不存在因异化而导致的遮蔽与失控。所以，最大程度地消除技术异化和异化的根基，是技术世代生态问题的最根本解决方案，它与人类朝向（重新诠释的）共产主义的计划相重合，并将随着人类的自由解放（其中包括人类掌控自然的能力达到顶点）而得到极大的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