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庄学研究的一项硕果——评程水金教授《庄子释读》

《庄子释读》，程水金 著，人民文学出版社

近日，人民文学出版社隆重推出了程水金教授所著《庄子释读》一书。作为水金教授的好友之一，我对其书之问世表示热烈祝贺！水金此书洋洋百余万字，我虽通读了一遍，但还来不及细细咀嚼，在此只能谈些“走马观花”般的印象。由于文字训释非笔者之所长，下面主要从哲学角度，或者说，从宏观方面，谈些浅见。

一、对《庄子》思想之主旨的“释读”有独到之见

据曹础基《庄子浅注》（中华书局，1982年）称，从现存的晋人郭象《庄子注》算起，注《庄》者数以百计。在笔者的印象中，新中国建立以后，注《庄》最为著名的学者当推曹础基和陈鼓应，陈著有《庄子今注今译》（中华书局，1983年）。曹《注》和陈《注》都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作品，均未明确指出《庄子》思想的主旨。但陈鼓应在为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所撰之序文中，对庄子思想作有如下总体评论：“庄子的生活态度并不是出世的，而是介于避世与入世（‘游世’）之间的。”“老子很重视治世之道，《老子》五千言基本上讲的是‘治道’，庄子却反对任何形式的统治，是个‘无治主义’者，这一点在《应帝王》中表现得很明显。”“庄子哲学中概念范畴之丰富是先秦诸子难以相比的，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论题和基本概念多是引发于庄子的。至于庄子在文学艺术上的贡献，更是难以估量……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浪漫主义的重要源泉。”但这也不是对《庄》书主旨的揭示。依笔者之见，就《老子》与《庄子》比较而言，其思想出发点有如是差异：老子出于“治国”——今观《老子》之书，全部皆是为“侯王”出谋划策之言；庄子本于“治身”——庄子所热切关注的主要是个人的“治身”问题，他的全部理论，实际上都是在于阐明其修身处世之哲学的。（参见拙文：《老庄思想同异辨》《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3期）

就笔者所见，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对《庄子》做专门研究的作品，当以刘笑敢所著《庄子哲学及其演变》和李振纲所著《大生命视域下的庄子哲学》（人民出版社，2013年）最具代表性，因其对《庄子》思想的主旨各有不同维度的揭示：刘著揭示了“庄子哲学的特色”在于“追求超现实的精神自由”，并指出逍遥游是“庄子的生活理想”，是“庄子所追求的自由的精神境界”；李著揭示了“庄子哲学的本质”在于“生命哲学”，认为“敬畏自然和感悟生命”是庄子哲学的主题，庄子始终认为天道高于人道，自在的世界比为我的世界更真实、更内在、更合理，人只有把自己融化在天地大化中，才能找到生命的本原。李著指出：庄子的“问题”或“困境”发生在人间世，“人间世”是庄子“游”向“自由”的起点；而“道”是一种开放的心境，也是一条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生命世界的通“天”之“路”。李著的观点是基于刘著又对刘著的观点有所发挥，将“超现实的精神自由”的生活理想归结于“回归自然、回归本真生命世界”的生命哲学宗旨。这也是笔者所谓庄子“治身”所要达到的目的。

然而，“回归本真生命世界”这一“治身”目的，究竟是出于何种需要呢？ 这是笔者未尝思考和探究过的问题，也是笔者以往所见及的注《庄》、论《庄》之书皆未尝有过明论的。而水金教授《庄子释读》对此做出了明确解答：是出于“出离人生苦难”的需求！《释读》指出：“人生充满痛苦与忧患，活着就是遭受不可解的‘天刑’”，以其“一辈子受着‘成心’的驱使，‘是非’的纠缠，人与人的疆域与鸿沟，也就永远不能超越”。正是“以人生的苦难为起点，以脆弱与孤独的个体生命为依托，庄子从前辈哲人老子那里找到了可以安身立命的‘道’”。“庄子之‘道’，其理论价值就在于引导人的心灵不断向上超越，最终攀达于一种参万岁而一成纯的‘纯白’之境，从而摆脱俗世的琐琐屑屑，远离尘寰的熙熙攘攘。”（前言，第5-6页）

水金教授对《庄子》思想之主旨的这一“释读”有独到之见，也非常有意义。正巧，几天前四川轻工化大学有一位青年老师，通过微信，问我两个问题：（1）您对佛教的社会意义有什么理解？ 有人认为，佛教的存在对社会没有任何价值，反而在浪费社会资源。（2）如来藏的本质是什么？ 是否可以理解为道种？ 我简要回答说：（1）如来藏应理解为寓于烦恼之身之中的清净之心，实为佛性（成佛的可能性和根据）。（2）从本质上来说，佛教的存在价值是对信众而言，其有信众则有价值，无信众则无价值，其信众之多寡决定其存在价值之大小。而信众之多寡则取决于佛教之经、律、论能否有与时俱进的革新，以及做出这种革新的佛教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世俗之人的精神苦难（生死烦恼）。以此联系到水金教授的上述“释读”，我以为，对不信佛教的中国人来说，欲从精神苦难（生死烦恼）中解脱出来，未尝不可以求助于《庄子》。也就是说，水金教授对《庄子》思想之主旨的“释读”，使人们有可能从“离苦得乐”方面去解读《庄子》，将庄子之“道”理解为“离苦得乐之道”。进言之，欲求超越现世人生苦痛的解脱，何必诉诸宗教？ 中国本土哲学中就有这样的解脱之道！“所谓逍遥者，放飞心灵，无拘无束，自由自在。‘无己’‘无功’‘无名’可得逍遥，‘无己’尤为进入逍遥之境的最后及最高门限。”（《释读》，第3页）

二、对《庄子》诸哲学基本范畴的“释读”有独到之见

对于《庄子》中的基本范畴，诸如“道”“天”“命”“德”及“有待”“无待”等等，刘笑敢在《庄子哲学及其演变》中都做出了很好的解释，由此揭示了“庄子哲学中既有至高无上的道，又有通于天下的气；既讲安然顺命，又讲绝对自由；既有怀疑主义，又有理想主义；既有辩证法，又有诡辩论；既有与人不争、安时处顺的一面，又有傲视权贵，放达不羁的一面；既有对现实的深刻观察和批判，又有对现实的冷漠超脱；这些不同侧面在庄子哲学中都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郑开《庄子哲学讲记》（广西人民出版社，2016年）则认为，“庄子哲学包括思想世界与精神境界两个部分，这既是其理论结构也是其主要内容。”“思想世界与精神境界大致可以分别对应于‘物的世界’和‘道的世界’——它们既是庄子哲学的两个部分，也是其理论结构的两个层次，而‘道物关系’正是老庄道家哲学的重要基础。这就是区别思想世界与精神境界的部分理由。那么，我们能否通过追求‘物的规律’的智慧之路，穿过真理之门，进而蹑入‘道的真理’呢？ 这正是我们所要讲论的问题、所要运用的方法。”（序）以此，郑开从“终与始”“有与无”两个维度展开了对庄子哲学中“道”“物”关系的分析和论述（《讲记》第四讲、第五讲），可以说是相当细致深入。

水金教授在吸取已有相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更对庄子哲学中“道”“气”“物”“化”四个范畴做出了令人击节的“释读”，这突出地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道”与“气”在“虚”与“无”的形式上相贯通。然后又以“气”为中介，打通“道”与“物”的关节；其二，“道”“气”“物”三者的终极共性是“化”。一切都在大化流行之中，“不位乎其形”“终则有始”。（前言，第6页）这是笔者所见及的注《庄》、论《庄》之书中所未曾见到过，并且理解和诠释都极到位的。

三、对《庄子》各篇的“释读”能互相观照与照应

刘笑敢曾令人信服地考证了《庄子》内篇早于外篇和杂篇，他认为《庄子》内篇比外、杂篇更能代表庄子的思想，并指出：《庄子》外、杂篇中的文章分为三大类，并分别命名为述庄派、黄老派、无君派。研究庄子本人的思想应依据三类资料：（1）内篇，这是基本依据；（2）外、杂篇中关于庄子言行的记载，这也是大体可信的资料；（3）外、杂篇中述庄派的文章，这是主要的参考资料。（刘笑敢《庄子哲学及其演变》第一章、第三章）从《释读》的内容来看，水金教授大体上是认同刘笑敢的观点的，这不只是体现在《释读》肯定今存之郭《注》成《疏》“为后世习《庄》者必读的定本”（前言，第3页），更体现在《释读》对《庄子》内、外、杂各篇互相观照与照应的关系上：外篇《马蹄》以伯乐治马而致马死过半为喻，主张无治主义，亦是《应帝王》“应有之帝王”的延伸；（第315页）《胠箧》是发挥《应帝王》“应有之帝王”的思想，其否定人类既有文明的态度也更为坚决与彻底，且不乏愤激之情；（第327页）《天地》是对《内篇》思想的引申与发挥，而尤对《应帝王》的无治思想引论较多；（第385页）《至乐》四章言髑髅不愿复活，以生存为苦痛，以死亡为快乐，此亦《大宗师》“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疴溃痈”之意；（第603页）《田子方》既与《大宗师》《德充符》之道论与境界论相表里，亦与《齐物论》“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之旨相通；（第727页）《知北游》全面发挥《内篇》道论之旨：或言虚空与无限乃道的时空本质，或言大化流行乃道的化生功能，或言高远超迈乃道的内灵境界，或言虚静无心乃道悟得途径，或言因任无为乃道的行为方式，不一而足；（第773页）杂篇《庚桑楚》既敷衍《内篇》的养生之旨，亦发皇其道论及其天人境界之义。尤其以《养生主》“为善不近名”与老子“不尚贤，使民不争”的政治哲学思想相关为说；（第827页）《徐无鬼》文意不太连贯，但与《德充符》有更多的思想关联，也有发挥老子“知止”之意的片断；（第881页）《则阳》对“齐物”与“养生”以及“道论”的思想旨趣均有深刻的发挥，而且通过不同人物性情的描述以及多种喻象论证的手法揭示道的境界具有不同层次；（第951页）《外物》几乎发挥了《内篇》各篇思想，涉及庄子思想体系的各个环节，亦有《内篇》引而未发的思想观念；（第1003页）《渔父》与《让王》《盗跖》《说剑》一样，皆出自庄子后学之手；（第1179页）《列御寇》各章皆由缀集而成，主旨芜杂，但与《内篇》有着十分密切的思想关联。（第1203页）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读者把握《庄子》各篇之间的思想关联，更有裨于读者了解庄子思想本身及其后学对庄子思想的承继与发展关系。此外，《释读》每篇都有“解题”“释义”“绎文”，并在各章“释义”之后、“绎文”之前，对本章予以点评，既反映了释读者对本章思想的理解，又为读者理解本章思想提供了指导。这样的点评，对于读者解读像《列御寇》这样主旨不明的篇章尤为必要。

不过，对于《庄子》内、外、杂各篇之间关系的看法，学术界也有异于刘笑敢之见者，例如，由任继愈主编的《中国哲学发展史（先秦）》（人民出版社，1983年）就指出：“许多学者认为内篇是庄子所著，外、杂篇不是。我们认为这种说法靠不住。”（第380页）“统观《庄子》全书，凡是‘剽剥儒墨’，‘明老子之术’的一些文字，多数集中在外、杂篇。可以说外、杂篇反映的基本思想是庄子的思想。”（第384页）“除非将来考古发掘找到《庄子》先秦原本，我们不应当怀疑司马迁所见到的《庄子》版本，而轻信郭象的《庄子》版本。（司马迁的为人为学，比郭象值得信赖）从基本倾向看，以外、杂代表庄子思想，以内篇代表后期庄学思想是比较接近事实真相的。”（第386页）如今持这种见解的学者虽然难以见到，但《释读》若能对这一曾经流行一时的观点做出合乎逻辑的分析和有理有据的驳论，将更加添彩。

（作者系苏州大学哲学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