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多年以前，当我阅读贺昌群先生的《魏晋清谈思想初论》和刘大杰先生的《魏晋思想论》的时候，心情异常激动，时过境迁，这两部学术经典中的许多妙论都已经被我淡忘了，但对当时的那种阅读体验我还是记忆犹新。从汉末到两晋，历史的时光是短暂的，但是，这短暂的时光却给我们留下了永恒的文化记忆。正如宗白华先生所言，魏晋时代是一个极富于“命运的罗曼斯”的时代：“魏晋之际，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生命的苦难，伴随着文化的辉煌：清谈玄学昌炽不衰，儒道释竞相增长，文学和音乐这两种密切关联的艺术也呈现出完全不同于汉代的“魏晋新风”，而驱动这一切的正是“人的自觉”——晋人的魂。于是，在魏晋文化的“百科全书”《世说新语》中，我们可以看到：
嵇中散临刑东市，神气不变，索琴弹之，奏广陵散。曲终，曰：“袁孝尼尝请学此散，吾靳固不与，广陵散于今绝矣！”（《雅量》第2条）
阮步兵啸闻数百步。苏门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咸共传说。阮籍往观，见其人拥膝岩侧，籍登岭就之，箕踞相对。籍商略终古，上陈黄、农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问之，仡然不应。复叙有为之教、栖神导气之术以观之，彼犹如前，凝瞩不转。籍因对之长啸。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复啸。意尽，退还半岭许，闻上然有声，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顾看，乃向人啸也。（《栖逸》第1条）
嵇琴阮啸，演绎了魏晋士人的生命悲歌：嵇康平生的定力定识使他无惧于生死，阮籍的苏门长啸使他超越了人生的苦难，在苏门真人那“如数部鼓吹，林谷传响”的“一个人的合唱”声中，在来自茫茫草原的喉音歌唱声中（长啸，就是今日蒙古人的呼麦，为早期匈奴人的声乐艺术形式），阮籍发现了生命的真谛。有感于此，成公绥乃以阮籍为人物原型，创写了著名的《啸赋》，而从确定了长啸作为“华夏正声”的历史地位。
在盛唐气象的万紫千红中，著名诗人王维隐居于蓝田的辋川别墅，彼时的王摩诘仍然对嵇琴阮啸的名士风流追怀不已：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
“幽篁”就是竹林，代指“竹林七贤”，而“弹琴复长啸”说的正是嵇琴阮啸。与处在苦难时代的嵇康和阮籍相比，此时的王维是多么幸福和愉悦啊！ 王摩诘轻轻地拨动了魏晋的历史琴弦，与当下的自我形成了深刻而鲜明的对照，使得这首小诗也形成了“二声部”的生命交响。“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在“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境界中，王摩诘享受着远离尘世的幸福，隐隐地彰显着孤高慎独的君子风范。
魏晋，是一个说不尽的话题。以现代学科的眼光审视之，如果说魏晋文学的发达催生了魏晋文论的话，那么，魏晋音乐的繁荣则催生了魏晋乐论。无论是文论，还是乐论，都是对前人相关艺术经验的总结；而乐论，作为音乐理论的一个重要分支，主要研究音乐的本质、构成、功能及其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关系。在中国古代，乐论不仅涉及音乐的技术与形式，还融入了哲学、伦理、审美等多重文化因素。尤其是在魏晋时期，乐论的发展与音乐的社会功能、个体情感的表达息息相关，成为理解当时音乐文化的重要依据。魏晋乐论特别重视音乐的情感表达和心理影响，强调“乐”不仅是音律的简单组合，更是情感的载体和文化的象征。在这一时期，乐论逐渐从单纯的乐器技术和演奏方法的探讨，转向对音乐内涵、意境及其与人类情感、社会行为的深层关系的研究，如嵇康的《琴赋》。这一转变标志着乐论的理论深度和广度的增强。
基于上述认识，作为当代音乐史研究者，王维博士乃潜心多年，以洋洋洒洒的文笔撰写了《魏晋乐论思想》（以下简称为“王著”）一书。此书对魏晋乐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内容极为丰厚。作者以历史为经，以人物为纬，稽考纷纭复杂的历史文献，以现代性的学术眼光阐幽发微，创获甚多。总体上看，前人对魏晋思想研究取得的学术成果虽然是汗牛充栋，但是，研究魏晋乐论思想的成果却是寥若晨星。因此，王著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学术史的空白。
一切艺术史都是精神史。王著带领我们回归了魏晋时代的音乐精神，这确实是难能可贵的；当然，倘若作者能够对已经取得的学术成果加以拓展，再写出一部《南北朝乐论思想》，实在是我由衷期盼的。
我与王维博士从未谋面，但她求序于我，实出于至诚，所以本着顾炎武“君子不序人之书”的原则，聊书片言，以附书末，庶可避免“压头”和“好为人作序”的嫌疑吧。
（《魏晋乐论思想》，王维著，即将由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本文系作者为该书写的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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