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新发现经子——评黄燕强《原儒与回归原典：经子关系的视域》

《原儒与回归原典：经子关系的视域》，黄燕强 著，东方出版中心

中国哲学研究在本世纪取得了长足进展，这表现在研究范围不断拓展，研究方法日趋多元，理论建构也开始登场。由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进一步彰显，摆脱了以往长期以来唯西方哲学模式是瞻来剪裁中国哲学的范式，一定程度上超越了对中国哲学合法性的质疑，进入了做哲学的新阶段，中国哲学的研究呈现出与以往不同的新气象。黄燕强新著《原儒与回归原典：经子关系的视域》（东方出版中心2024年出版）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集十余年思考耕耘之力，主要以原儒和经子关系这两个中国近代学术史上讨论的重要问题为考察对象，集中探讨了康有为、章太炎和熊十力在这方面的论述。该书在开拓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围、深化研究内容等方面方法自觉，富有新见，对于重新理解现代中国哲学的图景不无裨益。

开拓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领域

众所周知，近代中国哲学学科是以西方哲学为参考建立起来的，主要以本体论、宇宙论、认识论、修养论等为框架来进行书写，即从中国传统思想中筛选出合乎上述标准的内容，也就是所谓的“选出而叙述之”。囿于这样的认识，中国哲学极易沦为西方哲学的注脚和材料，其主体性和整全性难以彰显，内在精神被肢解。这一困境在处理传统的经学上表现尤为明显。

在中国的思想传统中，经学无疑是知识和价值的核心，原儒（经）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经子关系问题从来就是中国思想学术史上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在长期的历史中不断被追问和解释，经层层渲染，呈现出极其复杂的面貌。近代以来，这一问题又与传统的学术转型、新学统的建立和民族精神的挺立勾连在一起，引起了学术大师们的特别关注，从晚清的康有为、章太炎到民国的胡适、冯友兰、熊十力，无不如此。不过在近代以哲学学科为名的研究范式下，这一问题由于不太容易以哲学的方式处理而淡出了哲学研究的视野。但是以往的这种忽视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不重要，正如著者所言：“六经与诸子的交往互动，这是一个关涉中国哲学思想溯源的根本性问题”（第5页），是在根本上“回应‘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等时代性问题”（第9页），因而考察这一问题，其重要意义自不待言。近年来，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已经注意到这一问题（吴根友《经子关系辨正》《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之后，本书著者选取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有代表性的康有为、章太炎和熊十力，“首次将经子关系命题带进中国近现代哲学思想史的研究”，并持续深入论述了这一问题，补足了以往哲学史遗失的这一环节，拓展了中国哲学研究的新领域，也为将来中国近现代哲学史的重写提供了经子互动的新视域。

深化了经子关系的研究

中国传统学术的四部分类是一种图书和知识的分类，而非一种学科之间的分类，因而在中国近代学术转型和现代学科体系建立的过程中，往往以西方学科划分为参照，由此而成就了现代以来知识性的分科之学。四部之中的史部和集部基本可以直接对接西方的史学和文学，这也容易被人们普遍接受。相比之下，经部和子部与西方某一学科的直接对应就显得困难得多。如何理解经学、子学的性质以及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是近代以来学人必须面对的问题。本书从经子关系入手，对这些问题都给予了深入回应。

首先在概念上辨析了经学、子学何谓，意在澄清对二者的模糊认识。著者指出，从传统的知识分类上看，二者界限明确，经学是诠释儒家经书的学问，子学则是指周秦诸子的思想及后世诠释子书的学问，但是从现代学科体系来看，问题则要复杂得多。在书中，著者从哲学的角度考察了章太炎“子学即哲学”的命题，涉及了熊十力“经学即哲学”的论断，从现代学科体系上辨析了经学、子学的内涵。其次，针对经学与子学表象上的分离，著者以康有为、章太炎、熊十力为中心，深入细致考察了他们的原儒和经子关系论，推进了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指出二者实际上自觉或不自觉发生着互动和融合，彼此成就，影响和形塑着对方。显然，像以往将汉代至晚清的学术形态仅以“经学时代”指称的化约论和视清末以来为经学时代终结的论调都忽视了经子之间的双向互动，都未能真正揭示中国哲学思想发展演变的内在机制。著者对经子关系的深入论述，填补了过去对这方面认识的空白，澄清了以往的一些误解，从经子关系的视角展现了儒学、经学、子学乃至与史学间的复杂互动关系和现代转型历程。

强烈的现实关怀

人文学术的研究区别于自然科学主要在于它不仅是知识的探索和增加，更是价值的挺立和对时代问题的回应。从书中的论述看到，著者在选择原儒和经子关系作为研究对象时，不仅是鉴于这一问题在学术上的重要性，更透露出著者通过研究这一问题来探讨中国传统学术如何走向现代和如何在现代视域中对经子之学进行创造性诠释和重构的关切。基于这样的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著者重点发掘了康有为、章太炎、熊十力的原儒思想和经子关系论，论述了他们重建新学统的努力，阐明了经学和子学的普遍价值，借此重新挺立中国哲学的主体性。著者主张在经学失范、价值失落、认同撕裂的情况下，建立共识，转出新的思想典范，并提出了自己的构想：一是要系统考察总结近百年的经学研究，从中探寻经学走向现代的内在理路；二是超越今古文之争，摆脱汉宋学对立，融古今中西文化于一体；三是重建新的经书系统（第23页）。著者的这一思路无疑是基于学术研究对中国向何处去，中国文化向何处去这一一直困扰近代以来学人问题的自我回答，透露出对国家民族文化前途的期望和努力。

当然，即便是这样一部内容丰富，论证翔实的著作，其所论述也不可能面面俱到，比如在提及熊十力“经学即哲学”的这一重要论断时，著者似乎重视不足，并未充分展开和论述，在论述熊十力关于经子关系时，对于熊十力之所以提出“诸子为儒家之流裔”看法背后的哲学观并未措意以及以经学为标准衡判诸子和用诸子来辅翼经学的态度着墨较少。除此之外，著者的一些论断也或有可商。如认为康有为、章太炎、熊十力在“回归原典”和创构新经学思想时，大体上延续的是汉宋调和的路径（第67页）。章太炎还勉强可以算是调和汉宋，至于康有为和熊十力则完全与汉学的路径无关。又比如著者认为墨家的非攻和兼爱思想与其科学知识有莫大关系，是将客观知识与科学精神涵化为自我德性的结果（第102页），显然有过度解释之嫌。暂先不论墨家所言的技艺是否属于科学，这一解释并没有很好面对知识和德性间张力的难题，否则也不会有阳明对以往将格万物等同于诚己意的质疑了。

总之，瑕不掩瑜，黄著文献基础扎实，义理辨析精当，实为一部探讨近代原儒和经子关系的力作，期待著者再接再厉，进一步通观近代经子关系，从中国近代思想学术内部探求学术转型的内在脉络和新生动力。

（作者系浙江师范大学人文高等研究院讲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