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日本的“近代超克论”

《近代的超克》，[日]竹内好著，孙歌编，李冬木、赵京华、孙歌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出版；
《“近代的超克”论》，[日]广松涉著，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25年出版；
《何谓“现代的超克”》，[日]子安宣邦著，董炳月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年出版

“近代的超克”是20世纪日本思想史上的著名论题，因为这个说法在很大程度上同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历史联系紧密，不少论者认为它本质上就是军国主义意识形态，所以在后世，人们习惯在其前面加上“臭名昭著”这个限定语而唯恐避之不及。

一般认为，这个说法的提出，源于1942年前后两份日本杂志的两场讨论会，其中一场是《文学界》杂志举办的“近代的超克”讨论会，另一场是《中央公论》杂志举办的“世界史的立场与日本”讨论会（实际后续还有两场题目不同但主旨类似的会议）。讨论会的相关文章，先是登在杂志上，后又结集成册出版。可以说，“近代的超克”作为思想口号提炼出来得到传播，就是借着1942年前后“二战”太平洋战场的硝烟，由日本国内的部分知识群体推动的。

简单说来，“近代的超克”中的“近代”，约略相当于汉语的“现代”，“超克”可作“超越克服”来理解，因此连起来读即意味着对现代的超越克服，而这个被超越克服的“现代”就是欧洲现代。

围绕“近代的超克”这个问题，即怎样认识战时日本的思想意识状况，乃至怎样认识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帝国日本，战后的日本知识界有着多样的讨论。如果说“近代的超克”反映了战时日本知识群体对战争及其意义的认识，那么战后对“近代的超克”的再讨论（“超克论”）则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指向和意涵。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积二十年之功，就日本战后具有代表性的“超克论”著述加以引介，如今已形成独具特色的一个图书板块。自2005年出版竹内好的《近代的超克》始，到2018年推出子安宣邦的《何谓“现代的超克”》，再到近期要和读者见面的广松涉所著《“近代的超克”论》，三本书正好构成了“超克论”三部曲，可以说为读者深入认识这一话题提供了较好的资料上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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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前，竹内好的文集《近代的超克》在国内的出版，可以说是不少读者了解“近代的超克”问题的起点。在日本战后重提“近代的超克”的第一人，也非竹内好莫属。1959年，筑摩书房出版的《近代日本思想史讲座》第七卷《近代化与传统》中，收录了竹内好的名文《近代的超克》，自此开启了长达几十年的论争，至今不绝。竹内好这篇文章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从“近代的超克”这样看似负面的思想遗产中，以区分“思想”和“意识形态”的方式，来火中取栗式地发掘其中可以继承的正面价值。他全篇基本围绕前述两场讨论会，特别是《文学界》杂志那场展开论述，认为“近代的超克”是三派知识群体——《文学界》成员、京都学派的哲学家和日本浪漫派——合力的结果。这成为日后论者沿用的论断，没有什么问题。他进而又分析指出，名声很大的两场讨论会没什么实质内容，只有空洞的论调，根本没有发挥后世加于其头上的思想影响力。后世的论者也很大程度上对此有着共识，同样没有太大问题。但是，竹内好得出该结论的一个核心论点，即“近代的超克”作为思想运动之归于失败，实出于参与者未能清楚认识到“战争的二重性”，这就存在很大讨论空间，极富争议性，后文还会回到这个地方来。

循着竹内好给自己设定的写作目的，《文学界》成员和京都学派的哲学家那里既然找不到可以发扬的正面价值，那么三派中余下未曾讨论的日本浪漫派，就承载着作者很大的希望，他也确实在日本浪漫派那里看到了希望看到的东西。概而言之，竹内好在文章最后一个小节着重阐发的，就是日本浪漫派代表保田与重郎身上所散发的强韧的思想主体性。日本浪漫派以对“现代”的一切进行彻底的批判和否定而著称，它通过摧毁一切现代所谓普遍价值，而从反方向上树立日本式的普遍价值，如此日本自身的主体性以纯粹的面貌浮现出来。竹内好要的就是这个不借助他者而存在的日本主体性自身。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才能理解竹内好为何在战后甘冒天下之大不韪，一定要重提“近代的超克”的原因。

“二战”结束后的日本，经历了盟军占领下的强制民主化和非军事化，并同全球冷战结构下的美国阵营越来越深地绑定在一起。竹内好撰写文章的1959年，正是反对日本政府自愿走向美国核保护伞的“安保斗争”激烈展开的一年。日本最终选择以失去自立基础的方式拥抱西方。竹内好在文中说：这不算依靠自己的力量重振旗鼓。他眼中彼时日本所缺失的自主自立的强韧力量，正是日本浪漫派曾经所拥有的。他就这样借助讨论日本浪漫派之机，将“近代的超克”中潜藏的正面价值引入了战后日本的现实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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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松涉的《“近代的超克”论》从中文版的时序上来说，是最新的，但我们这里还是按照原作时间先后进行介绍。广松涉这本书是杂志文章合集，各篇先后于1974、1975年发表在《流动》杂志，1980年首次结集出版（朝日出版社），1989年再版（讲谈社），此次三联版就译自讲谈社再版本。广松涉是日本著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因此和文学出身的竹内好带有鲜明个人印记的浪漫笔法不同。他整本书更注重历史性的梳理，而甚少自己理论上的发挥。我们还要注意到，伴随1960年代日本经济腾飞而出现的“大东亚战争肯定论”等死灰复燃的反动右翼言论，是促动广松涉在自己理论性的哲学工作之外重新探讨“近代的超克”问题的现实原因。

整本书下来，广松涉虽然到第七章（全十章）才直接讨论竹内好，从篇幅上讲也不大，但他所要对话的对象却主要是以竹内好为代表的1950年代的“超克论”研究。道理何在？ 广松涉在书中说得明白：竹内好当年的视角过于狭窄，没有观照到讨论会之外的京都学派范围更广的论述，也完全没有讨论昭和研究会（近卫文麿智囊团）里边诸如三木清等的理论，他在前边用数章篇幅试图将讨论半径扩大，以更好地还原“近代的超克”本身的历史影响和样貌。在广松涉的视野内，昭和10年代（1935—1944）包括政局和思想两方面的相关历史情况应该作为整体加以考察，也就是说，“近代的超克”不是在1942年紧跟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才出现的新鲜事物，而是有着相当长的发展时期的思想运动，在其内部存在诸多需要梳理的脉络和潜流。因此，以往多为人所关注的两场讨论会，其实只是这一思想运动末期的“无果之花”，不能代表“近代的超克”的全部内容。经过对错综复杂的历史线团的整理，广松涉得出了和竹内好不尽相同的结论，那就是“近代的超克”作为俘获人心的口号实际上相当成功，且“战争的二重性”在相关者那里也有着程度不一的自觉意识。我们又回到了“战争二重性”这个竹内好开启的争议话题上来了。

什么是“战争的二重性”？ 在竹内好那里，对中国的战争是侵略战争，对英美的战争是帝国主义争霸战争，此之谓“战争的二重性”。广松涉认为，不论当时的军方革新派，还是民间右翼，更不用说承担战争意识形态构建任务的理论界相关人士，都将中国和英美区别对待，因此针对中国和英美展开的“行动”自然具有不同意味。对此，广松涉在书中有着精彩的分析。我认为这种带有深刻马克思主义哲学印记的、将史事和思想打通的论述思路，是其对“超克论”这个议题做出的一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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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松涉的同辈人子安宣邦的《何谓“现代的超克”》中译本出版于2018年，但原作成书最晚，2008年由青土社出版。子安的这部书，也是先期发表在杂志（《现代思想》）上的文章的结集，可以说是21世纪“超克论”方面的力作。

素以广博著称的思想史家子安宣邦在写作时面对着不同的历史处境：在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经济的快速崛起使得东亚受到越来越多人的关注，但中日关系却呈现日益复杂化的局面。子安对“近代的超克”的批判性思想史梳理工作，有着以史为鉴，寻求在中日两国之间建立更为积极健康的关系的现实考虑。

在子安看来，“近代的超克”就是昭和战争时期日本知识人自我理解的话语，进一步而言，在欧-亚对立的地缘政治格局下思考国家发展方向时，“近代的超克”也是整个昭和时代日本的意识形态，所以子安说自己的“超克论”也就是“昭和意识形态”批判。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子安笔下“十五年战争”时期（1931—1945）的“近代的超克”是作为“昭和意识形态”的原初模式而得到分析的，这一思考模式在战后仍然延续着，代表人物就是竹内好。批判竹内好的“超克论”，是子安明确的“原动力”。他的主要入手点，仍然在“战争的二重性”上。子安敏锐地发现，竹内好的“战争的二重性”并不只是针对太平洋战争而言的，后者也认为这种“二重性”是明治以来在日本对外关系史的根底处存在的症结。这里所谓的“二重性”就是欧洲原理（强国）和亚洲原理（自立）并峙所带来的国家性格上的扭曲。一方面以追赶的姿态走上“欧洲现代”意义上的强国之路，另一方面无法或不愿完全放弃自己的“亚洲身份”而持续产生抵触和排斥现代的动向，这就是日本国家的“二重性”。这种竹内好式的日本现代化的“难关”，在子安这里是作为伪命题存在的，子安认为，昭和帝国日本已经实现了国家现代化也即步入了欧美列强的行列，在欧洲原理主导下的国家对外扩张就是侵略，而亚洲原理（所谓建设“东亚新秩序”云云）只是对这一强权逻辑的粉饰，是知识人的自我安慰。就这样，子安宣邦用他特有的话语批判回应了竹内好的“二重性”问题。

以上对三联书店“超克论”三部曲的粗略介绍，目的并非就思想家的高下做出评判，而是想从出版者的角度，对此做一小结。正如三位作者都是在具体历史语境下展开思考那样，我们也不能脱离历史文本来理解前人的思想，在这个层面上，三联书店围绕“超克论”持续推进的译介工作，已经并将继续为我国知识界了解相关问题提供养分。

（作者系《“近代的超克”论》责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