聂震宁：创新与发展

编者按：出版是个迷人的事业。出版工作永远是鲜活的，让出版人始终保持旺盛的创新激情的事业。在今年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会议召开前夕，中国编辑杂志社对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总裁聂震宁就当前在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创新，对出版产业有什么样的重要意义？传统出版业如何应对转企改制，如何完成向数字出版升级？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未来的发展中有何打算？当前全球经济危机对出版产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进行了专访。这位作家出身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总裁，思想敏锐，思路清晰，对本刊记者提出的问题给予了明确到位的解答。

中国编辑：您从18岁就开始文学创作，从县城到北京，从地方到中央，从文学创作到出版经营管理，跨度很大，人生经历丰富。您在不同阶段都保有创新精神，十分值得我们学习。请结合您的经历谈谈创新对出版产业的重要作用。

聂震宁：创新是出版的灵魂。出版是内容产业，是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的重要载体。传承也需要创新。因为在优秀出版人的眼里，总要做别人不曾做过的书才算得上有出息，总要在出版物的内容里发现可以积累的文化，发现别人不曾发现的价值，这就是创新。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文化要传承下去，就必须不断创新，因为文化也是与时俱进的，它必须面对新的情况，解决新的问题，形成人们与时俱进的价值理念。出版在为文化传承和文化创新服务的过程中，总要有所发现，有所创造，有所扬弃，形成具有创新价值的出版物。

20世纪80年代我主要从事文学创作。文学创作给我最大的好处就是形成了我创新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做编辑工作，我也就习惯对每个选题都用创新的价值标准来衡量，要求每一本书都有一点新的特点，在内容、形式或者传播方式上都在努力寻求一点创新。1994年我担任漓江出版社社长，我用创新的价值观来衡量出版社的经营管理模式，提出了整体化经营的改革思路。那是一个规模不大的文学专业出版社，部门承包，力量分散，效益不好。我断然取消小而全的各专业编辑部，重组策划部、编辑部、审读部三大部门，全社实行整体化经营，各部门实行有限责任制，打造现代出版企业的生产流程。那时在出版业还算得上是一个创新。现在想来，当时还真是勇往直前，胆大妄为啊！1999年到北京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我同样用创新的价值观来衡量出版社的经营管理模式，提出了整体化原则下的“双效”目标责任制的改革办法。人民文学出版社是一个大社、老社、文学王牌社，太集中和太分散都不行，我就在强调整体化经营的前提下实行“双效”业绩考核，要求各部门强化责任和管理。整体化经营的原则是我管理出版企业始终坚持的铁律。到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工作后，我还是用创新的价值观来衡量集团化的经营管理模式。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是一个由许多大社名社组合建立起来的集团，我就提出集团总部应该定位为战略中心、管理中心、资产中心，成员单位则是产品的研发中心、经营中心、利润中心，前“三个中心”对后“三个中心”的定位也算得上是一种创新。这两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变化比较明显，无论是精神状态、经营状态、行业关系还是市场表现，特别是进取精神，都得到各方面一定程度的肯定，这一方面与我们科学定位、运营有序有着很大关系，另一方面与我们在改革发展中不断创新思路、举措有关系。

前面说的是我作为出版机构的管理者在经营管理上的创新。我作为一个编辑、出版人，创新也是我基本的思维方式和思维习惯。无论当年主持编辑《文科知识百万个为什么》，还是策划出版《百年百种优秀中国文学图书》、《哈利·波特》，还是主持出版《中国文库》，我都努力去进行创新的思考。甚至是为了把一些长篇小说的书名起好，也都不厌其烦地去琢磨。举个例子。长篇小说《历史的天空》、《沧浪之水》这些书名就是我给改定的。原先前者叫《凹凸山英雄记》，后者叫《动物卡通》，编辑要发稿了，我提出书名要改，要通过书名来提升一点境界，作者从善如流，就改成了现在的书名。

中国编辑：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是我们出版行业的国家队，是出版界的一面旗帜，起着导向的作用，行业内很多出版社都在向你们学习。今年是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重要的一年，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与实际工作相结合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您能否谈一谈如何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进行出版产业创新？

聂震宁：科学发展观是党中央从改革开放30年的实践中总结出来的科学理论，对全党全国工作具有全局性指导意义。对出版产业而言，科学发展观具有统领意义，而对出版产业的创新则有着直接的指导意义：

第一，科学发展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理论成果，是与时俱进的理论，本身就是创新的产物，需要我们认真地学习、深入地贯彻落实。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必须解放思想，只有解放思想才能推动开拓创新。也就是说，要实现出版产业创新发展就必须解放思想，这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一项明确要求。

第二，科学发展观的核心是以人为本，要实现以人为本就必须创新。在出版产业发展中，我们要始终坚持两个方面的以人为本。一是为人民群众服务，以广大读者为本，二是以我们的员工为本，以人才队伍为本。以广大读者为本，那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奉献更多新作品。以人才队伍为本，那就必须不断创新机制，创新人才成长机制，激发广大员工的创造热情和活力。

第三，全面协调可持续，是科学发展观提出的基本要求，统筹兼顾则是根本方法，这些都是很高的要求，必须用创新的态度来付诸实践。全面协调，在出版业就要讲两种属性、两个效益。可持续发展，在出版业就要不只求今天创效益，还要有利于长远上层次。这些都需要创新的视野，前瞻性的思维，方法论的功夫，综合各方关系的能力。

通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改革的动力更加充足，发展的热情更加高涨，贴近市场的自觉性更加提高，精神状态更加振奋。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对于出版产业，对于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都是意义重大的一件大事情，意义十分深远。

中国编辑：出版产品不同于一般的物质产品，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具有一定的意识形态特点，这就涉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筹问题。请问您如何认识这个问题。

聂震宁：科学发展观对我们出版产业具有直接指导意义的一个思想就是全面协调、统筹兼顾。出版产业既具有文化属性，又具有产业属性。文化属性要求我们要讲方向、讲导向、讲文化价值，产业属性要求我们要讲经济效益、保值增值。这样两种属性就要用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这两个效益来体现和衡量，既不能用经济效益来破坏社会效益，也不能用社会效益来阻碍产业经济的发展。只有两个效益都好的出版产业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出版产业。

只有坚持全面协调，努力统筹兼顾，才能处理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第一，要坚持出版产业的发展方向。出版产业的方向也包括两个方面的要求。一是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为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服务，发挥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二是坚持产业的文化属性。出版产业是文化产业，而不是脱离了文化的其他产业，不能因为急于把资本和经济效益做大，就对产业的文化属性有所懈怠、有所放弃。出版产业肩负着传承和创新中华文化以及向人民群众奉献精神食粮的使命和责任，不能有辱使命，不能不负责任！当然，按照产业规律进行灵活、适度的多元化经营，这是所有产业的发展之道，出版产业不必画地为牢。只是，多元化经营一定要在履行好出版产业的使命责任的前提基础上进行。

第二，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实现产业经济又好又快地发展。发展是第一要务，是硬道理。我国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文化产业的效益主要是通过市场实现来评价。即便是文化价值，在一般情况下也主要是通过市场来体现和实现，而良好的经济效益是实现社会效益的主要保障。为此，出版企业的经营发展要以市场需求为导向。把握出版市场需求，进行出版市场运作，追求市场效果，不仅是为了经济的目的，也为了文化的发展。出版产业在统筹兼顾两个效益时千万不要弱化了经济效益的价值作用。任何轻慢经济效益的观点和行为都是有害的。

第三，要全面地判断和追求出版产业经济效益。出版业有自身的规律，作为产业的出版业还有自己的特点。出版业有一条规律可以用“功在当代，利在千秋”来表述，就是说出版物要经受时间的检验。作为产业，出版企业在文化积累上有什么贡献，文化创新上有什么作为，有时不能用当时的市场效益来检验，而是需要一定的时间来检验。我们称之为长效图书。拿鲁迅著作的出版来说。20世纪30年代出版时都只能印几千册，如果用当时的经济效益来衡量，它所获得的经济效益远不及上海滩四马路书摊上那些低俗媚俗的书。可鲁迅著作印到现在还是很有经济效益的。用科学发展观的观点来看，出版鲁迅著作就是可持续出版。作为民族的文化瑰宝、民族的精神火炬，鲁迅著作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民族、我们的社会、我们的国家和人民，长远来看经济效益也是好的。我们不能一说市场，就用一时的经济效益来评判产品的价值，而需要把近期和长远结合起来考虑。

中国编辑：谈到科学发展观，目前的一个热点话题就是转企改制。从您的经历中可以看出，从漓江出版社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再到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您根据情况的变化一直在不断地探索文化产业改革创新的发展模式。您作为出版业“国家队”的掌门人对转企改制有什么想法，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在转企改制方面的进展如何？

聂震宁：90年代，我们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那时对出版业的改革发展，提出的要求是既要符合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又要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规律和出版工作的规律。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经营性出版业要按照产业化的道路发展，那出版单位的组织形式就应该是企业。因为企业是市场经营主体，主体必须符合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出版单位在80年代中期以后特别是90年代初，进行了适度的劳动人事制度、干部制度、分配制度三项制度改革，实行企业化经营，但并不是很彻底，体制性障碍依然存在，但已经具备了企业建设的基础。

体制性障碍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人员的管理上。事业单位的体制一定程度上决定了用人机制不太灵活。员工完全依靠所在的单位，一旦要他离开单位，如果找不到新的单位就无法生存。如果是企业，按照国家对企业管理的要求，企业必须为每一个员工安排社会性保障，一旦员工离开这个企业，还有社会保障托底，这就有利于员工灵活择业，也有利于企业灵活用工。转企改制就是要很好的解决这个问题。转企改制是出版产业发展到今天的必然要求。但在转制过程中一定要安排好政策，必须以人为本，必须把老体制中来的“老人”、“中人”的福利待遇和社会保障安排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要求，甚至是一个根本性的要求。

通过转企改制可以激发经营性出版单位的经营活力，增强竞争力，有利于整个产业的发展。如若不然，用一个陈旧低效的体制来应对日益激烈的国际、国内出版市场的竞争，我们的出版企业肯定会越来越困难，最终可能被淘汰出局。因此，经营性出版单位必须进行一次根本性的体制转型。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转企改制坚持按照这样的理念进行：一是要解放思想，用一种新的理念面对出版产业的发展，准确理解转企改制的必要性、紧迫性；二是制定好职工权益保障政策；三是争取到政策保障经费。总的来说，中国出版集团公司转企改制是平稳顺利的。2007年7月注册，2009年上半年员工身份接续工作将顺利完成。

中国编辑：转企改制的一个目标就是使竞争机会均等，但目前出版业内部存在机会不均等现象，一些出版单位拥有一些垄断资源，对改制存有顾虑。您认为这样的现象对出版产业的影响是什么，对出版单位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聂震宁：这个问题比较尖锐也相当敏感。我工作过的三个出版单位基本上没有这类垄断资源，虽然有时也会经过一些努力，获得一些资源，得到一些回报，但总的来说其比重很小，绝大多数效益都是图书零售市场销售得来的。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图书市场意识比较强。正因为此，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目前一直保持着全国图书零售市场份额第一的地位，通常比第二名多一倍。所以，对垄断资源的问题我们有议论、有讨论，但没有切肤之痛。

我想，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在影响这种资源的分配：一是原来既有的行政资源安排在了一些出版单位，成为这些出版单位很好的经济效益来源，所以想把利益格局做一个重新调整很不容易；二是经过出版单位自己的努力获得的一些特有资源；三是通过完全的市场竞争形成的一些特有的资源，这些资源无可厚非。

现在的问题不在产业组织自身而在政府。随着市场化程度越来越高，政府在安排公益性出版资源时应该更多的采取市场竞争方式。其实这也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的问题。要真正统筹兼顾好各方利益，还要不断地探索，甚至也有待于国家各级管理部门不断提高管理能力，改进管理方法，提升科学性，增加公正性。

资源分配是个普遍存在的问题，欧美概莫能外。我相信出版产业资源的分配、安排会越来越公开、公平、公正。由于转企改制，出版的产业化发展，这个问题肯定会得到更好的解决。

中国编辑：因为有些出版单位拥有非常好的垄断资源，因此这些单位的团队很少走出去到市场中打拼，从另一个方面来说也降低了他们的竞争力，这样的状况是否会对他日后的发展形成阻碍？

聂震宁：那首先要看出版单位的市场定位，如果是政府公益性的出版单位，实质上是政府服务社会职能的延伸，这样的出版机构不需要进行市场化的运作。但绝大多数出版单位都需要转企改制，转企改制之后就是平等的市场主体。随着出版单位转成企业，在市场上公平竞争，随着政府管理能力的不断提高，公益性出版资源的安排将会更加的公平合理。那么，如果我们的出版单位现在还不能正确认识自己所拥有的资源以及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公平合理问题，不能及时调整好自己的人员队伍，不能及时的安排好自己的经营机制，肯定会影响出版社的经营发展。一些体制性优势让我们享受到了一些垄断资源的同时，体制性弊端也会让我们自我萎缩弱化，凡事都有两面性。

中国编辑：目前，出版集团上市也是一个热点问题，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目前在这方面的工作进展如何？

聂震宁：到目前为止，我们依然还是采取分立上市的策略和路径，现在也在加紧进行。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有很多著名品牌出版机构，这些机构都可以在股市上、社会上产生良好的品牌效应，所以分立上市是一个比较好的路径。可以很好的降低上市成本，弘扬传统品牌。比如说荣宝斋，我们准备通过资源的整合和配置，邀约战略投资者，与相关相近的企业联合重组，组成新的荣宝斋股份公司，进行上市融资。出版方面我们也在考虑安排分立上市。

现在，这些工作还需要在新闻出版总署和证监会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目前正在做相关的基础准备工作。

中国编辑：目前，经济危机对出版业有什么影响，中国出版集团公司采取哪些措施应对经济危机？

聂震宁：出版产业是经济社会的一部分。当一个社会的经济发生危机，遇到困难时，那么很自然要影响到每一个产业，自然包括出版产业，特别是在购买力下降，银根紧缩的情况下，这两个问题都会直接影响出版产业。

但是，文化产业与经济形势好坏并不是一一对应的关系。经济表现出来的是物质消费的结果，而文化产业表现出来的不但是物质消费的结果而且还是精神文化的需求，因此可以形成逆经济形势而上的特点。

在经济形势不利的情况下，我们要保持应有的信心，用心做好文化产业、出版产业的发展。有一点一定要说明白，不是说经济形势困难了，我们的出版产业就肯定会有大的发展，而是说通过积极的应对，能够形成逆势上扬的态势。20世纪30年代美国经济大萧条，当时美国的《读者文摘》逆势而上，发展很快，一方面是因为这份刊物的主要盈利模式是销售，比较贴近读者，比较不受广告市场下滑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读者文摘》的编辑方针进行了比较大的调整，要求编选的文章更贴近读者，更贴近市场，更值得留存久远，对于稿子的质量进行严格把关。有了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到了1933年，《读者文摘》发行量比1929年增长了400%，而当时的全美一线杂志33种有26种大幅度下滑。在不利的形势下，要化不利为有利，一定是有条件的。天上不会掉馅饼，何况老天连雨都不好好下呢！

去年12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后，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及时地传达贯彻会议精神，要求对资金加强监管，加大回款力度，同时加大新产品研发的力度，要重点研发贴近市场、贴近读者的作品。例如，人民文学出版社加大相关题材的文学作品出版力度，三联书店及时组织了反映国际金融海啸及其对实体经济影响的有关专业性书稿，《三联生活周刊》及时编发这方面的文章，产生了很好效果。荣宝斋加大经营力度，加大品牌影响力，一月份门市的销售收入比去年增加了 100%。

中国编辑：谈到科学发展，就不得不谈数字出版，您认为我国的数字出版的现状如何？目前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什么？

聂震宁：数字出版已经成为出版产业发展的趋势，数字出版与传统纸介质出版共存的时代已经开始。传统出版面临来自数字出版的威胁，而且我们现在所谓的数字出版还远远不是成熟的数字出版。真正的数字出版业态的建立不但需要现有的数字出版单位全力投入和大胆实践，还需要传统出版业的积极进入与大力推动。只有通过传统出版业与数字出版业共同努力与精诚合作，才能最终实现我国出版业在信息时代又好又快发展的宏伟目标。

在我国，传统出版单位，特别是传统出版强社，至今还不是数字出版的主体，数字出版行业的主体仍然是IT企业，如北大方正、清华同方、起点中文、中文在线、万方数据等。这种情况很不利于我国数字出版健康良性的发展，也不利于我们出版产业的持续发展。欧美国家的数字出版的主体则是那些传统的出版强社，如爱斯维尔期刊集团的网络业务收入已经占到80%，西蒙与舒斯特公司、企鹅集团的听书业务收入也都有很大增长。从发展趋势上看，出版产业如果继续对数字出版业务保持敬而远之或者流于空谈的态度，那么，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将会在产业升级转型中面临极大威胁和壁垒限制。那样的话，传统出版业与数字出版将会渐行渐远，传统出版业就很有可能成为小众媒体，其所发挥的作用和功能也会逐渐被新媒体、新业态所取代。这是可以想见的。

中国编辑：您不仅是一位出版家，也是一位著名的文人作家，您能否谈谈作为一名作家型的出版家有哪些体会？

聂震宁：我还没有想到过自己是一名所谓的作家型出版家。文学写作是我此生的第一爱好。尽管好作品还没有写出来，也许永远写不出来，但文学写作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直至永远。从事出版工作，最初是我从事文学活动的一种方式，并没有想过要做一个出版家。但是，一旦进入出版行业，特别是做了出版集团领导，我只有忘我地投入，这是责任感使然。90年代初正是我创作比较顺利的时候，那也无暇顾及了，只能义无反顾地做出版工作。不曾想如今我竟成了一个所谓出版家，也算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吧。但是我这个搞出版的，并不时时想着自己曾经的作家身份，我想得最多的还是一个企业家的职业追求，市场、项目、资产、体制、机制、人才，等等，这些才是我最敏感的事儿。但我又比较满意自己由于文学创作形成的思维习惯、思维方式，那就是创新，有敢为人先的追求。此外，我还希望自己不要成为一个纯粹的企业家，我要求自己要做一个文化产业的企业家，我还要求自己用文化来管理文化企业，这也许就是文学创作的经历给我带来根本性的影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