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说中国出版的“大”与“强”

报载，中国已进入世界出版大国，下一个目标，是向出版强国迈进。作为出版人，闻此心潮澎湃。据说，进入“大国”的标志有三：一是报纸的发行量连续九年居世界第一，二是图书出版总量居世界第二，三是印刷复制总量已居世界第三。

中国的出版实力与日俱增，这与中国的GDP总量已居世界第三一样，成为世人瞩目的一个焦点。所以，国际上有“中美国”、“G2”之类的称呼和呼声。面对中国经济取得的成果，我们不可妄自菲薄，去“灭自已志气，长他人威风”。但是，我们必须要看到，中国有十三亿人口，如果以十三亿做分母，任何数字都会显得不那么突出。正如中国领导人在不同场合所言，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国内发展很不平衡。以2008年图书纯销售额来看，只有539.65亿元，人均购书额只有33元钱。（当然，民营渠道发行的部分未计于其中）再看我国现有的出版品种的实际情况，尽管我们有近2000种报纸，但从地方到中央，其中有不少属于指令性发行的各级各类“党报”。人均购书的费用中，不仅包括政府免费发放的义务阶段学生使用的教材与教辅，还包括干部学习下发的各种资料。同时，从内容和影响力来看，在我们每年的20余万种图书中，目前还没有产生能够影响世界或者可能传之后世被人称之为经典的出版物。所以，我们不必陶醉于“大国梦”中，也不必讨论到底我们有多“大”，或者我们有多“强”。关键的问题是，我们应当找到与世界各国的差距，找到迈向大国强国的途径。我以为，当务之急，出版界要在如下几方面“强身健体”。

一是要打造真正的市场主体。出版物的生产要靠企业，而企业必须是“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负赢亏”的市场主体。从目前来看，大多数的国有出版企业虽然按照要求正在转为企业，但由于旧的体制与机制运行的惯性，加上人才的缺乏，改革的不彻底，短期内，多数出版社仍然缺少竞争力，更谈不上国际竞争力了。同时，我们的大多数报纸和期刊，由于某种因素，还没有摆脱行政的束缚，很多报纸与期刊停留在宣传的层面上，短期内更难成为市场主体。所以，如果不从质和量上真正提高企业的生存能力和创造力，中国出版的细胞将是不健全的。

二是要培养一批有市场运作能力的人才，特别是领军人才。人才的重要性几乎是人所皆知，但在培养人才、使用人才、留住人才上我们缺少制度的保证，缺少良好的社会舆论氛围。出版行业内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并不缺少，有过从业经验的人也不少，但缺少一批懂管理、善经营、有人文情怀与远大理想的出版家。要造就这些出版家需要体制上的突破与观念上的变革，否则，再现“张元济”式的人物只能是一个假设。

三是整个社会要形成一种良好的阅读氛围。出版业是否强大，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消费。消费不仅需要支付能力，还需要阅读习惯。中国人重视对下一代的教育，但对于走向社会的广大群体而言，阅读的习惯由于受到传播媒介多元化的影响，受到商品社会金钱崇拜的影响，整个社会的阅读氛围并不够浓厚。阅读习惯的形成一方面需要出版单位提供喜闻乐见的产品，同时也需要政府提倡，媒体支持，全民参与。邬书林副署长之前曾指出，“在我国，人均年购书册数在4.9到5.2册之间，而在发达国家，如欧美，人均年购书16册，北欧更高，为24册。”经济实力是一方面，习惯也是一个因素。

其实，“大”也不一定就代表“强”。中国要成为一个出版大国和强国，不仅仅体现在数量上，重要体现在产品的影响力上。特别是精神产品，它的价值是无法用数字来计算的。如一本《论语》、一本《道德经》，只有寥寥数千言，但胜过无数的书籍。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思想的统领，需要价值的重建，需要道德的规范，这一切都等待有创见的出版物的出现。所以，成为一个实际意义上的出版大国与强国，需要全体出版人若干年的不懈努力。因此，在这个变革的时代，让人眼花缭乱的背景中，我们应当头脑清醒。百年前，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曾写道：日本人提到中国，就是“老大帝国”。但在梁任公的心目中，应当是一个“少年中国”。一个充满希望、进取、革新、朝气蓬勃的中国，而不是一个故步自封、循旧保守的庞然大物。今天，我们也不要自恋于已有的“大”，要看到我们主体的缺失，精神上的迷失，中国出版仍然需要以“少年”的姿态，用充满朝气、充满进取精神的面貌，革故鼎新，开拓进取，以盛唐的气慨，赢得世界的注目与尊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