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历史以知今世

历史学家吴相湘倡导“多读点近代史”并著书立说，对中国近现代史知识的传播与普及良多助益。抗战期间，吴先生“投笔从戎，进入国民党第九战区司令部工作，专事收集战争资料”，他多次随军作战，到敌后了解情况，藉此“掌握了大量鲜为人知的相关材料”。去台湾后，“因编纂民国史料惹怒当局，被国民党开除党籍。”

吴先生编著的《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为国统区方面中国军民长期抗战史的最早记录，也是“学术界公认最为权威和优秀的抗日战争史著作之一”。他治学严谨公正，特别长于直接搜集引用中外第一手资料，加以稽证，进而提出自己的创见。而他撰写的民国著名人物传记系列，发民国人物研究之滥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最近出版的《民国政治人物》，即是其中的精髓之作。

吴先生长年在台湾生活，颇为了解诸多国民党大佬的轶闻秘事，这对大陆读者来说尤为新鲜，对治史者而言亦是极好的补充。例如，他在《陈果夫的一生》中谈到，陈氏年轻时即追随陈其美加入同盟会，致力于颠覆清政府。辛亥革命前夕，“陈其美亲来南京，嘱陈果夫邀约同志……每晚在操场等处秘密集会，筹划在南京举义计划。”他是蒋介石亲切的小兄弟。为筹措革命经费，两人曾联手筹设“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大搞投机，假公济私，也因此赚取了自己的第一桶金。陈果夫早年的最大贡献，实在于他为黄埔军校的招生、募丁立下了汗马功劳，“以招兵人员四人被军阀杀害的代价，终为黄埔军校教导团招募壮丁四千余人”、“学生三千余人”，“这些都是统一广东及参加北伐的基本队伍。”在从事北伐的组织工作中，他发现“国民党内部实际上已经完全为共产党掌控，即如组织部内部工作人员二十九人中竟有二十六人是共党跨党分子”，与蒋密商后，他先是逐步以“国民党忠实同志”代替“共党分子”，又设立党政训练所，准备“清党”，是为国民党特务工作奠基的“第一人”。

在《石瑛——民国以来第一清官》一文中，吴相湘先生写道：“居官时与张难先、严重均衣履朴素，步行街市，不识者均认为乡下佬。”那些“而久染旧官僚作风之人于此更感惊异”，将他们三人称之为“湖北三怪”。石氏履任南京市长时，曾“派警察在各学校门口严查”，以防“达官贵人”用汽车接送儿女上学，其为官风格可见一斑。

吴先生以“殷鉴不远，以警国人”的治史之心，秉笔直书，在文中还用较大篇幅展示了许多“问题人物”大肆“投机取巧、翻云覆雨”的作为，比如杨度、徐谦、陈炯明等，“使他们在历史的镜子前，无所遁形。”然而，现实的复杂与精彩往往出乎人们意料，甚至跟吴先生的初衷颇不一致。比如杨度，这位因力促洪宪帝制而永蒙污名的“旷世逸才”，晚年又以“革命同志”的身份，在李大钊直接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他不但亲自出面怂恿张宗昌倾向“武汉赤色政权”，还积极搜集各种情报。“1927年4月6日，北京军警搜查俄使馆前，杨度于事前两日即得讯走告李大钊，李因未料其来之速，且内部事务尚未办好，故遭难。但‘其余四同志能走避，杨之力也’。”发动“清党”之后，杨度还以私人财产营救、接济共产党人，“所蓄为之一空”，又与鲁迅、田汉、胡鄂公等左翼文人颇多来往。历史人物、历史事件，往往超越单纯的褒贬，由此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