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召开中、长篇小说座谈会，邀我参加。当时我正酝酿写“文化大革命”中一个癌症病人的故事。本来想写成短篇，又觉得写出来会太长，短篇容纳不下这样的内容。座谈会上，人文社要推动中、长篇的写作，大家谈了许多对中、长篇的想法，很有启发。会后我又考虑了许久，决定写一个中篇，便是后来的《三生石》。先在《十月》上发表，发表后，王笠耘同志要我在人文社出单行本，我那时虽已年过半百，却仍然“少不更事”。因已口头应允百花出版社，要重然诺，竟未与人文社合作。
我从五十年代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反映抗日战争时知识分子的生活。但总因各方面条件不成熟，没有落笔。那次会上韦君宜同志、李曙光同志都认为我已经进入写长篇的阶段，向我约稿，我相信自己总是要写的，但一拖又是几年，仍旧没有落笔。
一九八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在烟台召开长篇小说座谈会，又邀我参加。大家讲了很好的意见。记得李曙光同志曾说，作者是出版社的衣食父母。好像还没有听哪家出版社这样说过，其实作者也很需要出版社的督促培养。
我在烟台会上没有发言，后来杨柳要我写一个书面发言。我写的是长篇小说要好看又要耐看。必须好看，才能耐看，也必须耐看，好看才有价值。我希望我能写出这样的作品，可是不知能否做到。
当时，我在外文所，还有研究任务。我写了论曼斯斐尔德和波温的文章。本来想接着写一本伍尔芙评传。有人认为研究伍尔芙我比较合适，我也有兴趣。可是一部长篇小说已在我心中逐渐形成，发了芽，长了枝叶，若再不把书中人物落在纸上，他们会窒息、干枯而死。研究和创作两方面的大题目同时并进，在我来讲是不可能的。且不说两种思维方式互相打架，只就精力而言也远远不够。我必须做出选择。我决定放弃科研专心写小说。因为我不做研究，还会有别人做，研究的毕竟是别人的东西，而小说是作者灵魂的投入，是把自己搅碎了，给小说以生命。而且我要表现的不只是我自己，是一个群体，一个时代。我不一定成功，但不试一试我是不甘心的。
一九八五年，我终于开始写长篇了。这部长篇分为四卷--南渡、东藏、西征、北归。总的题目想了很久都没有定下来，后来确定为《野葫芦引》，原有个题释：“葫芦里装的什么药，谁也不知道，更何况是野葫芦”。后自己觉得并不能释，故未印出。我在外文所“挂单”，云游于野葫芦中。我曾考虑怎样来写这部长篇。如果用当时我正探索的内观手法，读者会看得太累，生活的巨大内容也难以表现，或表现了也难以和读者沟通。李曙光同志说，他记得在一次谈话中，我曾自问自答，我的书要怎样写，自答的结果是用现在的比较写实的手法。人文社很关心这部书。责编王小平常来了解进度，写成两章便先拿去，不只她一个人看，这本书是在人文社的热心关怀下写出来的。
一九八七年底书成，君宜同志已病，李曙光同志关心地安排这部书先在《海内外文学》杂志上发表。一九八八年九月即出书。
一九八八年秋，趁西南联大校友重返昆明之便(我在昆明上的是联大附中，也被扩大为联大校友)，云南省文化局介绍我到保山，保山地区为我提供了交通工具，并派人陪伴。我从大理到保山，又到腾冲等抗日旧战场走了一遭。我到了国殇公园，在松山碉堡旧址看到一个残破的小碑，纪念抗日阵亡将士，我站在秋风中，不禁泪流满面。
一九八九年至一九九三年，我经历了父丧和重病。九三年下半年开始写《野葫芦引》第二卷《东藏记》。为了给自己的记忆之井中添些活水，觉得需要回昆明一趟。我向高贤均同志说了这个意思，人文社立即提供了来往旅费。在昆明我得到云南诸友的热情帮助，又感染了昆明的旧城气氛。《东藏记》的第一、二章先在一九九五年《收获》第三期发表。
以后是漫长的等待，隔几个月便要生一次病，几乎成了规律。再加上莫名其妙的干扰，只能写写停停，停停写写。责编杨柳细心而耐心地守候着这部书。她从不催稿，但总能感到她的关心。今夏终于写成了《东藏记》，杨柳和我都舒了一口气。因为目疾，书成后我不能通读全稿，免不了许多遗憾。不过我已是尽力而为了。
人文社出版了“中华散文珍藏本”系列，其中有我一卷。散文浩如烟海，选择特别需要眼光。散文什么都可以写，在各种各样的题材中，我总觉得最好能有做大题目的、较有思想的散文，使我们散文创作的境界有所提高。
在当前众多的出版社中，人文版书籍的错误较少，虽然还免不了遗憾。但他们在校对方面是很认真的。
人文社的美术方面的工作似可改进，就我看到的有限的书来说，有些书的装帧封面和书的内容不甚相称。我一直有个想法，长篇小说需要好插图。现在的书有插图的很少，有好插图的更少。这种插图需要对文学有浓厚兴趣的美术家，可能这是可遇而不可求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出版社会遇到不同的难题，我想他们会以发展对付发展，走得更快更好。人民文学出版社不愧为我国第一家文学出版社。她的工作人员，有见识、有才干、有为文学事业奋斗的热忱。我向他们敬礼。
京公网安备 11010102002203号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 2009,All Rights Reserved 京ICP备12053001号-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