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6册《中华民国史》因涉及国共关系备受各界关注

参与撰写的学者吴景平在整理全套《中华民国史》

日前，一部36册的《中华民国史》由中华书局出版，因书中涉及国共两党间的关系，所以备受社会关注。为此，记者专访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他参与了抗战部分的撰写。

吴景平介绍，这套史书客观地将抗战作为中华民族一致抵制外侮的一场战争，超越单个党派的立场，对抗战时期以国民党为主的正面战场和以中国共产党为主的敌后战场记述篇幅的比例为3：2，大量引用中国台湾地区所收藏的国民党当年的会议记录、蒋介石日记和其他关键人物的日记等已刊及未刊史料。 

首次引用一些未出版史料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近代中国人物与档案文献研究中心主任吴景平透露，书中大量引用了台湾地区的文献资料，尤其是引用了很多已公开但未出版的史料，如国民党中央的会议记录和重要人物的日记等，不少资料还是首次引用。

以国民党中央的抗战决策为例，“以前史学界一直认为，1937年7月17日，蒋介石发表著名的庐山谈话，国民党抗战的态度就定了，但这毕竟只是个人谈话，国民党中央的决策机制并没有启动。”吴景平说。那么，国民党的决策背景和过程又是怎样的呢？

《中华民国史》第9卷第一章《中国抗日战争的爆发》中，引用了来自台湾的史料《王世杰日记（手稿本）》第一册中的记述，当中提到，在蒋介石发表慷慨激昂的抗日谈话后，依然有不少高官主张议和，如“胡适与蒋梦麟均倾向于忍痛求和，认为与其战败而求和，不如于大战发生前为之，胡适还向蒋介石面交了关于和议的书面主张”。

根据蒋介石的日记，抗战的决策是在1937年8月7日作出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晚国防党政联席会议，午夜始散，决定主战。”

为了证实这次会议的真实性，《中华民国史》除引用蒋介石日记中的原话外，还援引了与会的国民党高官王世杰与铁道部长张嘉璈的日记。吴景平介绍，张嘉璈的日记还是从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找到的。

国民党在作出抗战的决策之后，需要有制度上的安排。《中华民国史》又引用了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馆藏档案中，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8月11日召开的第五十一次会议速记录，“决定设陆海空军大本营，由大元帅代表国民政府主席行使统帅海、陆、空军之权；另置国防最高会议，并下设国防参议会，以容纳党外抗日分子。”

正面与敌后战场篇幅3：2

近年来，对国民党在抗战正面战场的作为的披露在书中也得到体现，在篇幅上大于敌后战场。从《中华民国史》第9卷（1937-1941）的目录来看，第二章《抗战爆发初期的对日作战》、第四章《正面战场的继续作战》和第六章《相持阶段的正面战场》除个别小节穿插了中国共产党敌后战场的战事外，用了约140页篇幅讲述国民党在正面战场上的作用。专门讲述敌后战场的除了第七章《相持阶段的敌后战场》39页篇幅外，在第二章中有20余页篇幅的专节《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推进与华北敌后战场的开辟》。

吴景平说，当时国民党是执政党，拥有百万大军，而中国共产党长期处于非法状态之下，第二次国共合作之初只有3个师的编制，在战争爆发初期，日本的主要兵力投放在正面战场，就特定的战斗和战役的规模而言，肯定是正面战场来得较大。共产党主要是在敌后战场的配合，如游击队在侧翼骚扰主力日军的行动，破坏日军的交通线和供给线，在直接打击日军的同时，减轻了正面战场的压力等。

吴景平认为，想全面认识和客观评价历史并不难，只要超越单个党派的立场，从中华民族的角度来看待问题，就能客观介绍每种力量在抗日战争中起到的作用，也不会使《中华民国史》的抗战部分变成中国共产党的敌后游击战。“无论‘国军’还是‘共军’，都是中国军队，这是不可改变的历史事实。”

展现对国共关系的新理解

书中展现出对国共关系的新理解，吴景平介绍，新理解体现在《中华民国史》的历史观上，它将日本侵华战争作为一场每个中国人都无法回避的灾难，除了坚决抵抗，没有退路、没有其他出路。在此前提下，无论国共两党还是无党派人士，虽然在表达方式上有所不同，如共产党在日本入侵后，马上要求华北和平津的民众起来抵抗，而国民党方面则经过长时间的犹豫和彷徨，但从整体来看，都是从民族大义的立场出发，坚决抗战。

“这是我们力图把握和表现的。”吴景平说，撰写者通过尽可能多地掌握史料，从中挑选核心内容，客观体现中国社会各界、各种力量对抗日的反应，“书稿平实地体现了这个过程。”

平实的态度，也表现在不回避两党在现实中确实存在的矛盾，有时甚至会发生相当激烈的冲突。如对皖南事变发生的必然性和历史过程，均通过详细的史料予以阐述，当中包含相当多的新引用史料。

《中华民国史》主编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汪朝光表示，这套书无论是对于清末民初报纸材料的利用，还是对于台湾地区和海外所藏史料的利用，都弥补了以往民国史研究对于史料利用的不足。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论述及看法和结论，无论是北洋时期的政治外交，还是国民党时期的内外关系，都有新意和突破。对民国时期的若干政治人物，如蒋介石有全面深入的论述，评价较以往更全面、立体、平实。

　　焦点关注：力求全面、客观记述抗战历史

　　吴景平说：“这套《中华民国史》最引人注目的是思想的高度。就抗日战争卷而言，它是站在全民族的立场，力求全面、客观地记述抗战这段历史，力争做出公允的、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评价。”

　　“在涉及具体史事的场合，尽量避免只用一方的史料或数据。遇到史料上有差异时，不是简单地接受哪一方，否定哪一方，而是寻找各种渠道来源的史料，包括美、英、德、法、日等海外文献和国内的史料文献，通常在比较了十几种史料后，最终才能选定一两种入书。”吴景平说。

　　吴景平表示：“尊重历史，写出一部真正的民族团结、共同抗日的历史，一部海峡两岸都认同、都能接受的历史。台湾地区的读者如果带着客观态度看这部书，得出的结论一定是肯定的。”

　　吴景平介绍：“两岸都非常关注这套书的出版，据我所知，有关方面都已拿到这套书。希望这套书能对推进两岸关系的发展起到积极作用，但一本书就能改变历史的时代已经过去，这套书能起到的积极作用是：海峡两岸对这一段共同的历史逐渐达成更多的共识。”

　　焦点链接：历时30年写就《中华民国史》

　　《中华民国史》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民国史研究室主持编纂，全国多地学者参与撰写，今年7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全书总计36册，分为《中华民国史》（全十六册）、《中华民国史大事记》（全十二册）、《中华民国史人物传》（全八册）三个部分。《中华民国史》的论述时段上起1894年孙中山创建兴中会、领导反清革命，下迄1949年国民党败退台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展现重大历史进程、重要人物活动和大事备览为主体，是整体反映这一时段中国的内政、外交、战争、革命的一部通史。

　　1971年，周恩来总理亲自指示，将民国史研究列入国家出版规划。

　　1981年，《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一卷《中华民国的创立》（上、下册）由中华书局出版。最初设计的体例有三编，第二编是“北洋政府统治时期”，第三编是“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但由于学术力量不足等多方面原因，直到2000年，第二编和第三编都没有出全。这一次出版的全套《中华民国史》对体例做出调整，又将没有出齐的年份补足，对以前出版的各卷略做技术上的修订。这一次新出的有：第4卷1920-1924，第5卷1924-1926，第7卷1928-1932，第9卷1937-1941（上、下）和第10卷1941-1945。

　　《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和写作，工程浩大，历时漫长。仅复旦大学历史系承担的1937-1945年这段历史，从1995年明确任务到最后完稿，就花费了15年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