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 百年风雨再出发

提起中华书局，热爱中国传统文化的读书人可能会想到他们出版的点校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一家百年老店的矗立，如同一座纪念碑，记录了百年出版的沧桑。为了明年1月1日百年局庆，中华书局各色轰轰烈烈的庆祝活动已逐渐拉开帷幕。

2011年12月至2012年1月，中华书局将在创始地上海举办“中华书局百年历程暨珍贵图书文献展”、 “1912，中华书局从这里出发”周年座谈会等多项庆祝活动。2012年2月23日，由中国邮票发行总公司发行的纪念中华书局百年华诞邮票将面向全国发行。此后，书局将于6月召开“中华书局与中国近现代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将在全国若干城市巡回举办“百年再出发”文化主题沙龙活动。

经历了百年风雨兴衰的路程，中华书局有太多的话可说，也有太多的事待做。

百年局业 坎坷探索

1912年，年仅26岁的陆费逵脱离商务印书馆，召集沈知方、戴克敦等人一起在上海创办了中华书局，浩浩荡荡的百年局业就此开始。

自1912年建立至1937年，中华书局经历了一个由建立到蓬勃发展的阶段，1936年前后步入鼎盛，在图书业务方面与商务印书馆“双峰并峙”，而印刷业务水平之高也让当时的中华印刷厂成为了“远东第一印厂”。1958年，以国务院古籍规划整理小组在中华书局的设立为标志，中华书局得以独立，正式成为了做古籍整理、传统文化的专业出版社。

彼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金灿然有一条非常著名的用人理论——人弃我取，乘时进用。金灿然在调来杨伯峻、傅璇琮等人至中华书局后，又积累了一批学识高超、功底扎实的编辑班子，也缔造了点校本“二十四史”、《册府元龟》、《资治通鉴》、《明通鉴》等大批影响深远的古籍图书。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出版体制改革后，传统古籍出版变得越来越困难，中华书局便开始了新的探索。这一阶段也是中华书局最困难的时期——古籍出版不知该从何处入手，编辑的收入也很低，人员流失相当严重。进入2003年，中华书局开始了发展路径的新探索，再次步入一个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

中华商务 商战亦有德

中华书局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民六危机”。1917年，由于扩张过快，资金链断裂，导致中华书局一度难以为生，甚至濒临被并入商务印书馆的命运。中华书局副总编顾青认为，从一百年的角度来看，这只是中华书局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小波折”。顾青对《出版商务周报》记者说：“那个时候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之间的商业竞争，不是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当时，只要有人订教科书，出版社什么都送。一直到大家都没有利润了，中华的陆费老（陆费逵）和商务的济老（张元济）就会招呼大家坐下来谈，暂时休兵。每年都要这样折腾一次，下一年度再接着‘打’。”

顾青进一步介绍，由于实在缺乏资金，当时中华书局的确面临着并入商务印书馆的危机： “但商务印书馆也觉得，这时候要‘合’就有点乘人之危。”当时，位于上海福州路的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之间就隔着一条窄窄的马路，双方员工都是非常熟悉的老朋友，低头不见抬头见。如果商务真要吞并中华，必定是要遭人指指点点的。商务印书馆当时有几种选择，要么借钱给中华书局，要么不管其死活，要么真的将中华书局买下来。“当时有一个细节，”顾青说，“张元济在馆内就此事征求意见时，一位日本员工说，虽然合并中华书局对商务印书馆是非常有利的，但无论是对于中国出版业来说，还是对于商务印书馆的发展来说，让中华书局继续生存下去才是一种更好的选择。据说因为这句话，商务最终放弃合并。”

顾青感叹说，那时的出版人是中国文化的精英，他们的视野、胸怀、水平远远不是现在的出版人所能比肩的。“商务与中华之间这么长时间的竞争是非常精彩的，”他笑着说，“比现在那些电视剧精彩得多。”

走向世界 加强数字化

谈到数字出版以及人们阅读习惯转变所带来的新冲击时，顾青说：“中华书局现在的目标就是成为全球最具影响力、强大经济实力和旺盛创新力的推广中国传统文化的顶尖出版社。不但要在中国做到深入人心，还要做到走向世界。”他认为，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版业的改革是相对落后的，是发展尚不充分的一个领域。中国老百姓对传统文化产品的享受和消费还有很大空间没有满足，他们的阅读率和图书消费率较低，这给国内出版业提供了相当大的机遇。

中华书局最初的发展方向是服务象牙塔的专业古籍出版社，以“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为宗旨。但是这样一来，中华书局的出版业务就被限制得非常小。2003年开始，中华书局也渐渐考虑应当将传统文化面向大众市场进行开拓，让传统文化服务于社会，开创了一批大众读物，推出了于丹、阎崇年等畅销作家的作品。这一转型收获了良好的效果，企业的销售额在近些年翻了两番。“我们下一个布局就是做教育出版，在青少年阅读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顾青总结中华书局“百年再出发”的发展战略囊括了很多方面。除了更好地开发国内大众市场传统文化阅读的普及之外，中华书局的另一个战略目标就是走向世界。

“中国文化在世界上应该有更大的声音，所以我们也在努力向海外推广中国传统文化书籍。”中华书局在这方面的尝试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如《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已经卖出了全球三十多个国家的版权，单在法国就卖了30余万册，一直畅销。中华书局有自己的外贸部，不仅很好地将实体书推广出去，也同国际著名出版商和版权代理机构保持密切的合作，每年卖出的版权数量逐年递增，带来了很大的经济利益。接下来，中华书局还计划在海外办理落地机构，实现海外本土化，扩大文化影响。

谈到数字出版转型时顾青说：“出版转型对于中华来说，是图书内容的呈现方式越来越多元，因此中华书局也必须跟上时代的步伐。”中华书局的核心在内容，出版转型就意味着要用更多的形式呈现自身的内容。“但目前中国的数字出版在技术、法律方面都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因此中华书局也不敢大张旗鼓地踏入数字出版领域。”顾青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目前，中华书局也尝试着同各大运营商洽谈合作，并将创建自己的古籍在线资源库平台以及学术著作出版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