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诞辰100周年 “百年老店”如何应对环境

中华书局上海河南路总店，1916年落成

中华书局100岁了。百年沧桑、大浪淘沙，这过去100年间，无数文化机构旋生旋灭，消失于时代的洪流。近日，著名学者葛剑雄指出，中华书局“为了求生存和发展出版了一些通俗的文化读物”，对此，他感到“多少有些难过”。

在数字出版日益成为主流的当下，在浅阅读成为出版界的新潮流之时，“百年老店”中华书局该如何应对这个时代给予的冲击？贴近市场和大众的举动到底是不是这个出版社的堕落？对于这些问题，记者专门采访了中华书局总编辑徐俊、香港中华书局总经理赵东晓。

　　如何应对数字化的冲击？

　　赵东晓：数字出版对纸质出版也有促进作用

老牌的出版社必然会面临的问题是，在日前这个数字出版和浅阅读泛滥的时代，如何解决保持出版传统和应对新兴市场的问题，244岁的《大英百科全书》停止印刷版出版似乎可视作一个信号，表明了经典向数字出版转向的可能性。“这几年，大家都在喊狼来啦，还有人说这是图书出版最后的五年，很耸人听闻。实际上，对传统出版业来说，最大的问题是传统出版方式在一个时间段之后能不能真正支撑现在的出版业。古籍数字化这块中华书局已经做了10年了。”徐俊提到，现在市场上不少古籍数字化的内容是白文的，只能用来阅读和检索，“就是把某一本书，已经做过会校会注都删掉了，换句话来说，现在大家做的古籍数字产品只能用来学者查阅，不能用来引用，而中华书局的数字化古籍跟纸质书是同样标准的。”

关于数字出版，赵东晓认为是不可阻挡的趋势。“它和我们现在所从事的出版，不冲突不矛盾。有挑战，但不是决然的。数字出版也不过是以一种新的媒介形态来从事出版，从根本上来说，不是一个让人担忧恐惧的问题。”据他介绍，目前在香港联合出版集团旗下有一个联合电子有限责任公司，专门做数字出版，香港中华作为联合出版集团的一个子公司，一直和这个数字出版公司合作，“我们一直在做。”

在赵东晓看来，虽然在短期内，数字出版因为符合当代社会人的阅读和生活习惯的便利之处，对市场形成冲击，会导致一部分图书读者的分流，“但如果辩证地看，数字出版对纸质出版也有促进作用。数字出版是浅阅读，真正的深阅读还要通过纸质出版来完成。可能将来，市场、社会会慢慢重新调整，可能还会有新的机构出现，完整地用数字技术来从事出版，不同于传统意义的出版社，可能是一种新的出版形态，从本质上来讲和传统的没有两样。”

　　大众化是一种“堕落”？

　　徐俊：把优秀文化转化为大众读物是非常必要的

当前，中华书局已经开始出版一些相对不那么精英化的书籍，比如北京中华书局出了《于丹论语心得》就是大众普及型读物，香港中华书局旗下的非凡出版也出了一系列《图解心理学》，著名学者葛剑雄在庆祝中华书局诞辰100周年时曾说：“近年来，我也发现，中华书局在市场面前颇有些不适，为了求生存发展，出版了一些通俗的大众读物，有些书的学术质量与文化价值甚至不容乐观。虽然其市场效益不错，但是很难说这些书没有影响到中华书局的形象，我多少有些难过。”对此，徐俊并不赞同这种说法，“中华书局的产品不只是为古籍学术专家服务的，如果是那样我们根本难以和市场做到有效接轨。相反，我觉得做精英出版的同时，把优秀文化转化为大众读物是非常必要的。”

他还强调，大家可能误以为中华书局只做“高、精、尖”的读物，“的确，如果没有高精尖的精英出版作为基础，要想做好传统文化这块的大众读物是很难的。”市场上，不少古籍书被改造成普及读物后非常畅销，“但这与我们经过专业学术评估、市场调研对读者有了一定认知和了解后，结合产品定位、整体策划转换出来的大众读物，无论是质量还是效果都是完全不一样的。”

在赵东晓看来，做学术文化，对文化的深度诠释与理解是我们的一份责任，但不是全部，我们需要面向社会更多的一般性读者。此外，从文化本身就是多元的、包容的，不可以简单地从自己的视角去给文化分层。只要我们不出低级的、庸俗的书籍，那些一般的、普罗大众、简易通俗的读物，对这个社会是有帮助的。

《图解心理学》就是这样一个例子，“图解是时代发展的需要，人获取外界知识最快的方式就是读图，这样来看快节奏也不失为一种好的读图方式。”至于心理学，从学科本身来讲是一个交叉性学科，学问非常深奥。“它毫无疑问是精深的学科，但心理学在我们生活中处处用得到，它对人与人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对社会本身的各个角度、对每一个人来说都需要的。”

　　出版社应该被“养”着？

　　既没有可能性，养起来也未必是最好的出路

在大众阅读占主体的时代，要保持出版的高端品味，就有可能面临生存的困难，这似乎是一个难以走出的困局。有学者说，像中华书局这样的出版社就应该被养着，这样才能保持它的纯粹性。对此，赵东晓并不同意，“出版社一定不要被养着，香港中华书局是完全市场化的。如果被养着，就会失去动力和自主性。出版社就是应该通过自己努力，让一批有理想、懂市场的人来做。”

“这主要是针对古籍专业出版提出的问题，以前计划经济时代我们有国家和政府在项目、资金方面的支持，市场经济以后这种支持就主要体现上对重大项目的支持上。”在徐俊看来，将出版社像“伊甸园”一样地“养”起来，“既没有可能性，养起来也未必是最好的出路。”在他看来，中华书局目前尽管市场化程度不是最高的，也在市场“闯”了多年，市场化对于书局的发展并不是妨碍。

同时，古籍和学术出版自身也有一定的盈利性，“去年全年1400种书中，重印率达到60%。在重印书里，有很大一块是古籍和学术，只是它们的盈利模式和大众图书不一样。并不是不挣钱，只是资金循环过程、销售周期比大众读书长很多，但同样的，在整个图书市场它们的生命力要长很多。”徐俊解释道。他也指出，古籍和学术书籍的确需要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当前，国家出版基金、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的年度补贴项目对古籍的支持力度还不错。古籍学术这块是中华书局立足市场的长效品种，我们要做的就是让它的图书生命周期更加长。”

据悉，即将走入下一个百年的中华书局将会在数字出版、大众出版上投入更大气力，“我们也会做一些新尝试，去年我们还推出了一个‘李小白’的APP益智类游戏软件，还会跟门户网站进行较为深度的阅读推广合作等等。”徐俊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