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帆编译杨振宁文选《曙光集》6日在京首发

“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八十五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

2008年1月6日，既是新年后的第一个周末，又是2008年图书订货会的开幕前夕，下午3时，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将邀请杨振宁先生、翁帆女士，于三联韬奋图书中心举行“《曙光集》新书发布会”。届时，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先生、北京大学医学部教授许鹿希女士、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刘钝先生、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公司主席兼总编潘国驹先生将作为嘉宾出席这次发布会。

《曙光集》一书中，精选了杨先生及其友人所写的五十多篇文章，包括论文、演讲、书信、访谈、散文等，其中约一半文章未曾结集出版，很多篇目也从未发表过。全书涉及杨先生深刻的科学观点、独特的社会见解和丰富的个人情感，既展现了二十世纪一个人的历史和一个学科的历史，也反映了二十世纪一个民族的浴血重生的历史。这并不是一部单纯的总结之作，还是一部开来之作，它既是杨先生面向过去的生动总结，又是他面向新世纪的曙光展望之作。所以书中十六幅最绚烂的彩图不是放在书的开头，而是放在书的结尾，所以这本书的名字叫做《曙光集》。

这只是曙光，光芒万丈的时刻还在后头。

作为中华民族永远的一份子

“我认为再过一百年如果讨论20世纪最重要的，对人类历史有最长远影响的史实的话，将不是两次世界大战；将不是希特勒的兴起与灭亡；也将不是苏联之崛起与解体，而是在此世纪中：(1)人类利用科技大大增强了生产力；(2)中华民族的‘站起来了’。”

有近三十的时间，杨振宁先生完全是在国外渡过的；但杨振宁先生的一生，与中华民族的发展不可分割，他的成长脉络，与中华民族的发展历程紧密相连：

1922年，“赛先生”和“德先生”风起云涌的年代，杨振宁出生，那个时候，鲁迅写了有名的《狂人日记》；

在1927年王国维离开清华园内西院18号住宅投水鱼藻轩后的两年，杨振宁随父母亲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居住；

1937年抗战开始，1938年西南联大成立，杨振宁成为联大一年级的学生；

1945年，杨振宁获取了公费赴美攻读博士学位的机会；1957年。三十五岁的杨振宁和李政道一起，提出“宇称不守恒理论”，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26年后，中美关系尚未完全解冻，杨振宁作为第一个回国的华裔知名学者对祖国进行访问，受到了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的赞誉；

2004年11月初，杨振宁获得了在华永久居留证，就像他在1971年是第一个回国访问的华裔知名学者一样，他也是首批获得在华永久居留证的外籍人士之一；

清华大学专家公寓B栋是杨振宁先生在北京的居所，至今他一直住在这里，并把这里取名为“归根居”。

杨振宁先生始终认为，中华文化在他进行科学研究的过程中一直发生着重要的影响，并举例说明了美国和中国这种不同的影响。同时，对中西不同的教育方式、教育系统、乃至历史背景和文化传统，都做了独特的分析；对两岸统一问题、中国的政治发展等问题，也有自己的一番论述。

物理学的魅力

“我们的工作就是想用少数的方程式概括出宇宙的基本结构。虽然这些方程式看上去非常简单，可是它们包含了我们日常所见的大部分东西的基本规律。”

作为杨振宁先生的专业，物理学无疑是本书探讨的主要内容之一，书中，杨先生从不同的角度探讨了物理学的美，回顾了20世纪量子学发展史，追念了许多著名物理学家的成就及过往。

除此之外，从小就喜欢数学的杨振宁先生，还探讨了数学的形式美，甚至主动帮学生分析如何判断自己该选物理还是数学作为专业。除此之外，也涉及美学、雕塑、哲学、宗教诸领域，探讨了从《易经》到儒学的中国文化，就如杨振宁先生所感觉的，“科学工作者发现自然界有美丽、高雅而庄严的结构。初次了解这种结构是产生敬畏感的经验。而今天在我年纪大的时候，我更加明白了，这种敬畏感，这种看到似乎不应被凡人看到的秘密时的畏惧，事实上是极深的宗教体验。”

追念老友，追念亲人

“邓稼先则是一个最不要引人注目的人物。和他谈话几分钟就看出他是忠厚平实的人。他诚真坦白，从不骄人。他没有小心眼儿，一生喜欢“纯”字所代表的品格。……我想邓稼先的气质和品格是他所以能成功地领导许许多多各阶层工作者为中华民族作了历史性贡献的原因：人们知道他没有私心，人们绝对相信他。”

书中，杨振宁先生回忆了与中外老友的许多交往，黄昆、邓稼先、陈省身、丘成桐、施温格、Rosenbluth、Lars Onsager……，总结了他们的思想和成就，勾画了他们的经历和人生，殷殷的怀念之情跃然纸上。

除去友人，杨振宁先生写到了他的父亲，在《父亲和我》一文中，他梳理了自己的人生经历，重温了与父亲在一起时的幸福和收获，以及后来分离两岸的痛苦。现在，虽然父亲已经过世，但“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直至今日，杨振宁还时常念起：“父亲曾在芝加哥大学获得博士学位。他游历甚广。但我知道，直到临终前，对于我的放弃故国，他在心底里的一角始终没有宽恕过我。”

因为编写，所以懂得

“我跟翁帆说，将来我不在了，我赞成你再婚。她说：‘我当然不会，你怎么可以这样讲!’……我告诉她，赞成你将来再婚，是年纪大的杨振宁讲的；年纪轻的杨振宁，希望你不再结婚。”

本书由杨振宁先生的太太翁帆女士编译，她编选了所有的文章、翻译了一些从未曾译成中文的论文。书中还收录了他们自己对这段恋情的理解。在编前言中，翁帆写到：“编这本文集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看着一个民族与社会经历了许多变化与发展的阶段，而像我这一代人很难有一样深刻的感受，因为在我们懂事的时候，社会已经开始迅速地发展了。我从而也明白了他寄托在书里的热情与希望。《曙光集》也可以说是这二十多年间振宁的心路历程——他走过的，他思考的，他了解的，他关心的，他热爱的，以及他期望的一切。”

1918年钱玄同写信请鲁迅(1881—1936)为《新青年》杂志写稿，鲁迅回答说：

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醒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

可是后来鲁迅还是写了，写了有名的《狂人日记》，署名“鲁迅”。

那是五四年代，是提倡“赛先生”和“德先生”的年代。我正是出生于那个年代。

1927年6月2日上午王国维(1877—1927)离开清华园内西院18号住宅，坐人力车到颐和园，在鱼藻轩投水而死。遗嘱说：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

后来陈寅恪(1890—1969)在《王观堂先生挽词》中说：

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

1929年10月我随父母亲搬入清华园西院19号居住，那时我七岁。后来听到王国维自杀的传闻，记得曾和同班同学熊秉明、郑士京在18号门前徘徊；曾到颐和园看水边的石碑：“海宁王静安先生殉国处”；也曾诵读清华园工字厅东南小土坡下的王静安先生纪念碑。

1938年夏清华、北大及南开三校迁到昆明，成立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由于校舍未造好，文法学院暂迁蒙自。陈寅恪到蒙自后作了一首诗：

南湖即景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边鬓影还明灭，楼外歌声杂醉醒。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那时我是联大一年级学生。

鲁迅、王国维和陈寅恪的时代是中华民族史上一个长夜。我和联大同学们就成长于此似无止尽的长夜中。

幸运地，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我今年八十五岁，看不到天大亮了。翁帆答应替我看到，会验证冯友兰在《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中的一段话：

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

杨振宁

2007年12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振宁和我结婚后一直有出版他的新文集的想法，可是我们总是行程匆匆，没有做成。最近我们才挑选、整理(有些文章曾作少许字句的更改)、翻译了部分他在过去二十几年间所写的文章，包括一些采访，成为今天的《曙光集》。

关于书名，其实我们有过几个想法。振宁以前的书有《读书教学四十年》和《读书教学再十年》，那我们是不是还沿用《读书教学XXX》呢?有一段日子我们一直斟酌着，直到一个早上，振宁很高兴地对我说：“我找到好名字了!就叫《曙光集》。”

这个名字给我的第一感觉是很“进步”，不过后来我觉得这个名字还不错。振宁在好些文章里，都是以一个勤于思考的人的身份去讨论一些文化及社会问题，他的感触源自于他几十年来所闻所睹的事物。我曾经说他有些思想或语言过于直率，我记得我笑说：“你何苦要写呢?过后又有些人要骂你了。”他回答：“我不怕。我讲的是真话!”编这本文集的时候我明白了一些道理：他看着一个民族与社会经历了许多变化与发展的阶段，而像我这一代人很难有一样深刻的感受，因为 在我们懂事的时候，社会已经开始迅速地发展了。我从而也明白了他寄托在书里的热情与希望。《曙光集》也可以说是这二十多年间振宁的心路历程——他走过的，他思考的，他了解的，他关心的，他热爱的，以及他期望的一切。

《曙光集》仍然采用了《Selected Papers》的排序方法。数字表示写作或发表的年代，数字后的字母没有特别的意思。特别要提出的是，书里的文章由不同译者翻译，译名不尽相同，如80b中的“韦耳”与85j中的“魏尔”指的都是H.Weyl。为了不改变原译文，我们没有将各译名作统一处理。还有，书里出现的人名，除了像“爱因斯坦”这种已达成共识的译名，其他外国人的名字在有些文章里仍保留原来的英文形式，不作翻译。

最后，我们要特别感谢黄美芳小姐在我们整理文集的时候给我们提供了很大的帮助。

翁帆

2007年10月于北京

《曙光集》已经到了最后审稿的阶段了。再次编读这些文章后，我对于振宁的价值观、为人处事、物理生涯更加了解。我特别喜欢Dyson在振宁退休典礼上的演讲：《杨振宁——保守的革命者》。这并不是一篇迎合场面、用赞美堆砌出来的讲话。Dyson的语言平实而感人，字句间的真挚之情随处可见。我知道Dyson一定是个读懂了振宁、知道怎么去欣赏振宁的人，要不不可能用“保守的革命者”这么准确、这么简洁的词语来形容他。

这两三年来，我慢慢地听振宁讲述关于他的朋友的故事，渐渐地在不同场合遇到他的许多朋友。遗憾的是，与振宁一起在清华园长大、几十年来一直保持着深厚友情的熊秉明于2002年逝世，我始终没能认识他。与振宁在西南联大一起“高谈阔论”的两位舍友，我只见到了张守廉，却没能见到黄昆。我没能看见振宁的挚友邓稼先；没能看见振宁的老师陈省身；也没能看见振宁的合作者Mills。至今，每每想起Mills，振宁仍难掩其真切之情。这些朋友，都重现于《曙光集》里。

虽然书里有些文章我多年前曾经读过，可是因为现在我对于文章里的人与事更加了解，使得我这几个月来阅读时的感受与以前不尽相同，一切变得更加鲜明和立体。其中的一些文章又让我想起我们生活的一些片断。我记得，在北京振宁第一次带我去的地方就是中国现代文学馆，那时他特别给我介绍了鲁迅的铜像。前几个月，我们为了这本书还专门到中国现代文学馆为铜像照了一张相片。而几年前看《美与物理学》，让我非常喜欢W.Blake的诗句：

To see a World in a Grain of Sand

And a Heaven in a Wild Flower

Hold Infinity in the palm of your hand

And Eternity in an hour

我们还对比了当时两种不同的翻译。至今，我对于这首诗还是一样的着迷。

振宁每天除了上办公室，主要的时间都在看书和写作上。有时半夜起床，继续准备文稿，往往一写就一两个小时。他总是说，一有好的想法，就睡不下来。我想很多学者都是这样的。不过，有时振宁的写作习惯很有意思：他静静坐着或躺着，举一只手，在空中比划着。我问他：“你在做什么呢?”他说：“我把正在思考的东西写下来，这样就不会忘了。”他告诉我这个习惯已经跟随他几十年了。近三年的文章与演讲中，不少就是他在空中“写”下的。《曙光集》里的文章，应该有好些也是这样记下来的。

翁帆

2007年12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