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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跃:出版国际化的主要思考

“走出去”、国际化已经越来越成为中国出版业发展的新趋势、新未来。关于这个话题,中国出版集团做了一年多的认真思考,在此与大家交流三个方面的想法。

历史规律与中心话题

一段时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到要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他强调这关系“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这个论述,揭示了大国崛起的内在规律,也展现了中国发展的一个重大未来趋势。将历史拉远了看,人类5000年来一直存在着一个横跨欧亚的世界体系,其间,上演着世界中心与边缘地带的兴衰沉浮;其中,经济扩张与文化传播如影随形,文化中心随经济中心的位移而移位。在世界历史变迁的轨迹中,有一条基本线索清晰可见,这就是:经济强盛则文化软实力也随之强盛。

再将历史拉近了看,近500年的大国崛起同样伴随着文化崛起。16世纪的西班牙崛起,创造了以《堂吉诃德》为代表的文艺“黄金时代”;18、19世纪的英国崛起,创造了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经典和达尔文的进化论;20世纪的美国崛起,创造了以好莱坞为代表的西方大众主流文化,影响着当今世界文化格局。在大国命运变化的轨迹中,一条基本规律十分明显,这就是文化不再是单纯的文明使者,而是国家综合实力和核心竞争力的重要部分。现在世界文化的基本格局是:一方面,发达国家的文化话语权和内容掌控力越发强势;另一方面,新兴国家与发展中国家重塑世界政治文化新秩序的愿望日益强烈。

世界中心位移、大国命运更迭的规律告诉我们,国家的强盛从来离不开文化的强盛。撒切尔夫人曾说过,中国不会成为世界超级大国,因为中国今天出口的只是电视机,而不是思想观念。而基辛格博士则认为中华文明会“作为一种永恒的自然现象在历史上出现”。无论国际社会如何评判,有两种力量我们看得很清楚:一个是从历史趋势看,近代以来的西方工业文明促进了物质世界的极大繁荣,也导致了精神世界的深刻危机,客观上需要中华文化的“和合精神”调节不同关系,提供一个和谐共处的精神家园。另一个是从现实力量看,伴随着中国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现代化正在成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崭新的独特样本,中华文明的复兴与崛起不仅由此具备了强大的物质基础,而且正在成为一种现实潮流。

国际文化以往的交流交会、互融互通的经验告诉我们,人类的共同性多于差异性,但这种共同性往往隐藏在差异性之中。差异性是眼睛看见的,共同性是思想看见的。同时,正是差异性丰富着共同性,使共同性更加生动、对立统一、循环变化、生生不息。在各种观点、思想、体系和框架中,我们发现,人类智慧在最高处是相通的,这既是人类思想文化对立统一的内在规律,也是和平与发展这一时代主题所内在规定的。我们注意到,西方一批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像黑格尔、莱布尼茨、海德格尔,早就认识到中华文化的代表《周易》对人类思想的重大贡献,早就预见到中华文明对西方文明纠错矫正、从而贡献于世界文明的重大潜在功能。近代著名科学家、思想家莱布尼茨博览群书,特别喜欢中国文化。他在《中国近况》一书的绪论中写道:“全人类最伟大的文化和最发达的文明仿佛今天汇集在我们大陆的两端,即汇集在欧洲和位于地球另一端的东方的欧洲——中国。”如果我们能将古代语境的思想翻译成现代语境的、直白而又不失深刻、原汁原味而又生动、鲜活的思想智慧,能够翻译成符合外国人阅读习惯和思维习惯的著作,就能够满足人类文明在全球化大背景下相互交融、彼此借鉴的时代需求,并为解决环境压力、价值危机、民族冲突等人类困扰提供正确的思想资源。

我们也注意到,从世界现代化的视野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实质是不同于西方现代化的另一条现代化的发展道路。这是13亿人的一条独特道路,因而历史地看,其意义必将不同于过去所有国家的现代化;这是和平发展的道路,而非依靠军事扩张和殖民统治实现的现代化之路,因而在后发国家中有着越来越重要的现实意义;这是坚持自己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国情的特色发展道路,因而必将丰富着人类的文明、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方面。对文化“走出去”而言,现在的条件是有了三十多年的改革开放成功经验,有了在治国理政实践中形成的方针政策、经验原则、理论制度。现在的问题是,出版如何将这些成果学术化,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引发研究、形成东方新的经典。

总之,中国文化的现代阐释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化出版,这是中国出版“走出去”的中心话题,也是中华民族在世界文化交流中最根本的话语权。

国际经验和成功案例

很多世界著名的出版机构,在长期的国际出版实践中形成了成功的经验,概括起来主要是:

一是内容创新的基本前提。兰登书屋在全球积聚了丰富优质的内容资源和作者资源,先后出版了各国一流作家的作品,出版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数量位居全球之首。它每年在15个国家出版1万多种新书,每天发送100万本纸质书。2012年,兰登书屋出版的252种图书进入《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成为年度畅销书冠军。约翰·威立自1901年来为400多名诺贝尔奖获得者出版了著作,保持了全球专业出版的领先优势。西蒙&舒斯特的图书获得过54次普利策奖、15次国家图书奖,为其持续名列全球出版业50强奠定了坚实的内容基础。

二是版权输出的主要路径。英国是欧洲出版产业最发达的国家,版权贸易一直是英国的出版支柱。欧盟信息监测局的一项统计表明,英国每年的版权收入达到180亿英镑,占全球版权收入的15%,远远超过每年25亿英镑的图书零售总额。培生集团是英国版权拥有量最多的出版社之一,每年的版权贸易收入高达数百万英镑。施普林格设置了专门的版权许可部门,汤姆森成立了负责版权事宜的海外公司,其他著名出版集团也纷纷重点培养版权经理人,积极签约版权代理公司,奋力拓展海外市场。

三是海外本土化的基本策略。剑桥和牛津大学出版社,充分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差异,通过“一书多版”的形式满足当地市场的不同需求。DK公司的销售部覆盖了中文、韩语、西班牙语等十多个语种,聘用当地人拓展海外市场,与各国出版商紧密开展版权贸易和合作出版。日本一方面加大中国市场的本土化营销力度,以《瑞丽》《昕薇》等时尚杂志为合作载体,利用国内的营销网络占领中国市场;一方面加大西方市场的本土化生产力度,在动漫作品中塑造了大量长着西方面孔、穿着西方服饰、讲着西方语言的人物形象,从而源源不断地进入西方主流市场。

四是资本投放的关键能力。贝塔斯曼以收购、参股、控股等形式完成海外扩张之路。1969年收购古纳亚尔25%股份,1998年收购兰登书屋,成为美国最重要的大众出版集团。去年,又实现了旗下兰登书屋与企鹅出版社的合并,并以53%的股权控股,继续扩大全球大众出版领域的领先优势。它的海外业务已经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占到总收入的60%以上。阿歇特集团也在全球积极开展战略并购和合资联营,业务范围扩大到29个国家和地区,海外收入占到了总收入的67%。

五是多媒介应用的新锐之举。迪斯尼一方面出版了《狮子王》《阿拉丁》《迪士尼历险》等经典童话,一方面通过多元权利开发,打造了以迪斯尼品牌为核心,以影视娱乐、媒体网络、主题公园为延伸的国际文化产业链。韩国高度重视图书与音乐、电视、网络的融合,不断推出了《冬季恋歌》《大长今》等一批经典作品,催生了被誉为“亚洲奇迹”的“文化韩流”,极大地提升了韩国当代文化的国际传播力。

六是数字出版的主流趋势。培生收购了软件技术公司,麦格劳-希尔制定了数字化解决方案,威立开展了在线图书馆的升级改造,威科研发了近200种移动产品。从2007年到2012年,兰登书屋、哈珀·柯林斯的数字出版收入占总销售收入的比重大幅提升,由不到1%分别快速增长到20%、25%,麦格劳-希尔更是由不到10%迅猛增长到34%。

内容创新、版权输出、海外本土化、资本投放、多媒介应用、数字出版这六条国际经验,基本廓清了出版“走出去”的主要思路,值得我们中国出版人认真借鉴。

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战略性思考

文化“走出去”有着自身的特殊规律。从文化“走出去”的外部规律看,有三条值得注意:一是古代社会,文化主要是跟着战争、宗教、贸易走的;而现代社会,文化主要是跟着产品、投资、企业、资本和国家外交走的。二是全球化的趋势必然使中西文化相互碰撞、激荡、交融,从中华文化几千年的历史看,其历史规律是对立统一、交融和合、多元一体。三是文化交流也是跟着不同语种及其文化圈走的。语言的不同带来文化交流的障碍,因此,翻译特别是精到的优质翻译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

就内部规律看,有两条值得注意:一是马克思所指出的,一个时期人民的思想主要是统治阶级的思想。美国也有学者的研究表明,美国大众的思想主要是政治家、学者、社会精英通过大众传媒的巧妙宣导、自上而下逐步形成的,这就导致了主流引导社会、社会产生需求这样一条文化消费的规律。二是商业运作往往决定文化的影响力。美国大片是很好的说明,它总是以艺术的手段和商业化的方式,大面积地、潜移默化地、成功有效地宣传美式英雄主义和美国梦的价值观。

中国出版“走出去”要自觉顺应文化“走出去”的外部和内部规律。因此,我们集团近期的战略性的思考可以归纳为六条:

一是要抓住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阐释和中国发展道路的学术化出版这两个中心话题。二是要坚持近期做响、中期做开、长期做强、总体要做实的基本方针。三是要形成欧美、新兴国家、亚非拉主要国家和周边国家四个市场逐步开发的基本格局。四是要开辟重点进入高校、进入研究机构、进入公共图书馆的主要路径。五是要加强资本、渠道和选题开发的重点合作。六是要坚持版权是基础、选题是关键、翻译是重点、人才是根本、机制是保障、数字化是方向的基本思路。

中国的思想家老子在两千多年前讲过一句很深刻的话,是对世界上事物的发生发展内在规律的一个揭示,他这样说:“道生之,德蓄之,物形之,势成之”。这句话让我们联想到国际文化交流的规律、它成功的各种要素、它得以展现的各种物质形态,尤其让我们联想到不同文化交流的各种外部的、内在的动因、动力和趋势。中国出版要“走出去”,因为它有利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有利于国际间的思想文化交流。同时,我们要认识到这是一个合力的过程,需要中外出版机构共同的努力。中国出版集团有三个重要资源愿意和大家分享。

一是它拥有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人民文学、人民音乐、中国美术等出版社,以及中国图书进出口(集团)总公司,都有着丰富的内容资源、版权资源和进出口平台资源,在中国出版业具有重要的影响和强大的聚合能力。

二是“易阅通”数字内容投送和服务平台。去年开通以来,其数字产品已经可以直接送达全球2.5万家公共图书馆,以及中国国内的主要图书馆和研究机构。

三是“译云”数字翻译平台。它包括出版物在内的各类型翻译,其翻译的能力远远超过人工翻译。去年上线以来,已经产生强大的公共服务能力。

这三种资源是开放性的,是社会化的,也是服务型的,欢迎中外出版机构和我们一道共同关注、共同开发、共同得益、共同发展。

责任编辑:袁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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