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相信中国的前途》：再看黄仁宇怎样说历史

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所著的《我相信中国的前途》近日由中华书局出版。这本书收录了黄仁宇晚年以中国历史与发展为主题的演讲。在《我相信中国的前途》中，黄仁宇以其独特的长时段、大视野的历史观透视百年中国历史进程，探讨中国实现现代化的途径，如他在书中所言“我抱着审慎的乐观来看待中国所发生的一切”。

尽管已经去世15年，但黄仁宇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不减，他的代表作《万历十五年》一版再版。公元1587年，这个历史上平常无奇的年份，经由这本书变得众所周知。直到现在，很多人依然清楚地记得初读《万历十五年》时的兴奋与震撼。

6月25日，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副教授、《中国历史评论》执行主编解玉军先生接受齐鲁晚报记者专访。解玉军与学生系统梳理过国内外对黄仁宇著作《万历十五年》的研究，他为我们解读了黄仁宇的主要思想及其对史学的影响。

黄仁宇捡起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

齐鲁晚报：您读黄仁宇是什么时候?当时的感触如何?

解玉军：1990年，我上大一，老师李云泉给我们介绍了《万历十五年》，当时觉得这本书的名字怪怪的，第一次看就手不释卷，非常震撼。因为读别的书有难度，趣味性不强，但这本书一开始就跟小说一样：“1587年阳历的3月2日，北京城内街道两边的冰雪尚未解冻。天气虽然不算酷寒，但树枝还没有发芽，不是户外活动的良好季节……”接着就讲了一个误传上朝的事件，再从这个事件入手，讲明朝的帝制、官僚体制和宫廷礼仪等。

尽管到现在关于明朝灭亡的原因学界还在讨论，但书里面有很多比较典型的事例。有一个例子说有几十个倭寇从浙江登陆后骚扰了一大片地方，杀了4000人，明朝调动12万大军才剿灭，把这个事实一摆，就说明了明朝的腐败真是到了极点。还有一个例子说海瑞的清廉，朝中同僚说海瑞有一次奢侈了一下，干什么呢?在母亲过八十大寿的时候，买了两斤肉。可见这是一个非常廉洁的官员，水至清则无鱼。

齐鲁晚报：这本书最早是1981年引入国内的，很受追捧，它对史学界有一个怎样的影响?

解玉军：现代史学是分析史学，这是国内外的共同趋势，我们的历史教科书都是这样。分析史学的缺点是不生动，有时候会给人刻板的感觉。英国历史学家科林伍德曾有一个比喻叫“鸽子笼式的历史”，搭好笼子把鸽子放进去，分析史学就是搭好架子，把史料堆积进去，比如我们熟悉的普遍适用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阶级和阶级斗争，国外讲正义与邪恶、自由与专制。史学的危机不仅仅是中国，在国外也有。历史本来是丰满的，分析史学也有其理论深度，但缺点是容易刻板化。这也是今天为什么普通读者对这类书的兴趣小，而对百家讲坛推出的像易中天、纪连海或者是当年明月比较追捧，他们有市场是因为他们善于讲故事。

黄仁宇之所以广受读者喜爱，就是因为他捡起了中国史学的优秀传统——叙事。鲁迅说《史记》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黄仁宇的优点就是善于讲故事。《万历十五年》讲了六个人的故事，上过中学的人一般都知道。他抓住典型事例铺陈叙事，吸引读者阅读。作家王小波就说过这样一句话：“在《万历十五年》出版之后，中国历史学界的精神面貌就焕然一新了。”王小波是一个小说家，也是一个善于讲故事的人。

叙事的复活不仅是中国史学。1977年，英国有个学者叫劳伦斯·斯通写了一篇文章，有意识地总结了新史学的困境，提出要重捡叙事的法宝。

齐鲁晚报：在黄仁宇的书中，可以看出他比较善于讲故事。

解玉军：我们古代的历史像“二十四史”是纪传体，以人物生平为中心展开。而现代史学有一个缺点就是没有了活生生的个人，它更注重阶层群体的分析，希罗多德、司马迁笔下活生生的人物不见了。以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为例，这本书写了六个人：一个皇帝、三个官员、一个将领和一个思想家。它在上世纪80年代出版后，把中国人熟悉的纪传体历史复活了。虽然《万历十五年》选的是一年，但通过前溯后探，完整再现了人物的风貌。同时，与纪传体的写法相比，黄仁宇又不仅仅是写一个人。比如他写万历，没有局限这一个皇帝，而是从朱元璋以来的帝制、皇帝与大臣的关系，宫廷礼仪等等，把有明一代的社会制度比较完整地表现了出来。

“大历史”与数目化管理

齐鲁晚报：无论是在《万历十五年》还是《中国大历史》等书里面，黄仁宇都强调一个概念“大历史”，但好像他对这个“大历史”的具体阐述比较少，如何理解这个概念?

解玉军：这两本书里都提到了“大历史”，但他没有细说。黄仁宇不是一个理论家，而一些理论分析的人，也会不自觉地把自己的想法加进去。就我个人看来，黄仁宇的“大历史”来自年鉴学派代表人物布罗代尔的长时段理论。我们往常关注的人物、事件，频繁更换，属于短时段；而政治结构、军事结构这些相对稳定的因素属于中时段；长时段则是那些在历史进程中演变非常缓慢的，比如说文化心理的作用，地理环境的作用等，往往几百年上千年才能凸显其力量。长时段理论近年来与生态史、环境史结合，影响很大。像人类最早的文明苏美尔文明，它是怎么毁灭的呢?就是土壤的盐碱化、生态的毁灭导致的。再比如中国古代辉煌一时的楼兰文明，毁灭于沙漠化。

黄仁宇的写作手法是，先从短时段讲起，像《万历十五年》名义上写的是1587年这一年，先讲海瑞之死，一次误报的上朝事件，从这些事件入手，涉及明朝的礼仪制度、官僚制度、帝制，这已经是属于中时段的内容了，之后他又把文官制度扩展到唐宋甚至秦汉，这里面就有了长时段。由短而中而长，展现其分析思想。他不是只要叙事不要分析，是通过先叙事再分析，以表达他的大历史观。

齐鲁晚报：数目化管理也是黄仁宇强调比较多的观点，这个属于他的独创吗?

解玉军：马克斯·韦伯说过，现代化的核心就是理性化。韦伯提了一个概念“复式薄记”，就是数目化管理。韦伯还有一个观点：科层制。比如欧美文官制度的核心就是部委各司其职，提高效率，不因政治更迭而消退。美国就是，不管哪个政党上台，文官体系不变。黄仁宇使用的数目化管理、文官体系等术语都来自韦伯的影响。16世纪末，西方已经处在现代化的开始阶段，而中国为什么没有呢?黄仁宇就想用韦伯的理论进行解释，他就指出中国没有数目化的管理，官僚体系也是瘫痪无用的。他有一个“汉堡包”的比喻，说中国传统社会晚期的结构就像是汉堡包。上面一层是文官集团，是无用的，下面一层是成千上万的农民，是无效的、混乱的。他后来讲到蒋介石的失败也说和没有数目化管理有关。韦伯认为数目化管理是国家治理理性化的特征，这也可见黄仁宇的不足，历史很难像自然科学那样绝对的量化。

墙内开花墙外香

齐鲁晚报：在《万历十五年》中，黄仁宇有一个观点说：“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怎么理解这句话?

解玉军：相比较而言，明代在中国古代应该算是法律比较健全的朝代，有《大明律》，还有其他的法典，不是无法可依，在开国之初，朱元璋严刑峻法。不过，在黄仁宇看来，明朝的道德统领着法制，道德压倒了法制。比如，在道德上，皇帝官员都应该是垂范万民的，但往往他们自己违法乱纪，双重人格很明显。比如万历皇帝长期称病不上朝，但是有人报告首辅说，他在游猎，其他官员同样也是，人前一套，人后一套。明朝官员的俸禄相对来说是低的，地方官员为了讨好朝廷大员，一次送礼就是十年的年俸，那这些钱怎么来的?肯定是贪污了。比如海瑞，尽管是道德楷模，但1587年，他去世的时候，整个官僚集团都松了一口气，这也反映了明朝官僚制度的两面性。

齐鲁晚报：对黄仁宇的争论主要集中在哪些方面?

解玉军：黄仁宇不是一个理论家，他没有系统地阐发自己的看法，主要是用西方的一些术语来阐释中国历史。像布罗代尔和马克思·韦伯的理论在西方已经流行很多年了，黄仁宇在国内受欢迎，但在国外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所以很多人说他“墙内开花墙外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