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事修史树典范

出版史家方厚枢先生以87岁之寿于2014年10月15日在北京病逝，在告别室挂着“据事修史依理立论出版名家树典范，诚恳待人竭力奉公书林同道哭前贤”的挽联，书写者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方先生做事做人的本真。

2015年7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出版工作七十年》是方厚枢先生的自传体回忆文集，由老署长宋木文作序，记述“一位出版史家的成长路径”。方先生2013年7月31日写就“后记”，称这本书为“我这辈子最后出版的一本书”，却没有亲见出版。我在获悉此书出版后径直从网上购买了一册（定价118元），以此向方先生致敬！

方先生在“后记”中把个人的简历汇报了一番：

我从1943年4月进商务印书馆南京分馆工作起，到1953年12月在北京中国图书发行公司（商务印书馆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中华书局、开明书店、联营书店五家的发行部门联合组成公私合营的发行机构）总管理处结束时止，共计在商务印书馆工作了十一年。我很怀念这一阶段的经历，因为它是我这一生跨入社会工作的第一步。我好比进入了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在南京分馆门市部密密的书林中，尽情享受读书的快乐。我利用馆内丰富的图书，在无声的老师———大量词典、工具书的帮助下提高了自己的学识水平，弥补了过去失学时造成的损失。中图公司成立后，从北京总处发来一大批三联书店出版的图书供南京分馆出售。我对三联版的图书几乎每册都要浏览或阅读，特别对宣传马列主义、传播进步思想方面的读物都认真学习，对我思想意识的提高，起了巨大的、深远的影响。总而言之，是好书改变了我一生的命运，从此走上虽有曲折但有收获的坦途。

我从1951年9月在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总管理处参加编辑工作开始，直到2012年8月底止，从手头尚存的书刊样本的不完全统计，六十多年来，我主编和参与编辑的书、报刊有28种，总字数4650余万字；我在书、报、刊上发表的长短篇文章和资料共有五百多篇，总字数620余万字，一部分是1987年退休之后写的，其中有关中国出版史方面的文章和资料约有260余万字。

作为出版界公认的出版史家，方先生“文化大革命”十年中先后在文化部出版局、“毛主席著作出版办公室”、“国务院出版口”、国家出版事业管理局等工作，收拣了一批出版界的“造反”材料、捡回了三十多捆准备化浆的原出版总署和文化部历年积存的文件草稿、文件复本等资料和内部刊物，参与筹备并参加全国出版工作座谈会（会期138天），中外语文词典编写出版规划座谈会……“在‘文革’十年的动乱情况下，我始终未离开出版岗位，并注意收集、保存了大量的出版资料，特别是较完整地保存了‘文革’时期的出版史料，为1980年以后撰写我国出版史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史料。”

我与方先生相识于1990年，那年，我30岁。为筹备第三届全国书市，在方鸣兄、蔡国诚兄的支持下，我在北京宴请了三联书店总经理沈昌文、新华书店总店总经理汪轶千、《出版工作》主编滕明道、《中国出版年鉴》及《出版参考》主编方厚枢、《新闻出版报》总编辑谢宏等京城出版界大家，为即将举办的书市谋划出招。

后来，我在《文汇读书周报》写了一篇《五人纵谈出版事》，论及方先生的部分写照：“方先生是事必躬亲的典型。尤以主持《出版参考》受同行青睐，那份半月刊式的文摘，使出版界学辈陈原先生认为是不能不看的。有人甚至说，是北京相关报刊中最值得一读的。他原先在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工作过，聊读中平添了一份亲切。”

之后的很长时间，我与方先生常有书信来往，他的新著也都会签名赠我。我因为才疏学浅，乃至偶有编著也怕班门弄斧不敢奉献，失去了很多受教机会，但依然为先生关心、关照……

方先生的出版人生大致分两段，“前五十年”（1943年至1993年）兢兢业业谋事，从商务印书馆、中国图书发行公司、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文化部出版管理局到国家出版局，最后在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退休。经历了卖书、宣传书、管理书、研究书到编书、著书的漫长岁月。退休之后的“后二十年”（1993年至2013年）是厚积薄发的好时期。

老署长宋木文在序中写道：

这里有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情况，那就是他至今发表的500多篇、520多万字研究文稿中的大部分都是1993年退休后写出的。而他一生中最重要和最具有标志性的出版史研究成果，大部分也是在退休之后完成的。他承担最重要的一项任务，是负责九卷本《中国出版通史》巨著最后一卷《中华人民共和国卷》的《绪论》、第一至第七章（1949年至1979年）和附录《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大事记》三部分的撰稿工作。就是说，《中国出版通史》最后一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卷》从1949年至1979年这三十年的出版史，外加《绪论》即导言与概说，以及从1949年至2007年这五十八年之大事简录，都出自方厚枢之手笔。这三十年中的1977年、1978年，多被党史国史著作以“两年徘徊”简化处理，而方厚枢却“以亲身经历”专门写了《拨乱反正时期的出版事业》一章，内容翔实可靠。我作为亲历者，也甚为赞成。

这一切都表明，方厚枢退休后的20年，是他研究工作卓有成效、研究水平达到新高度的20年。

如方先生这般在退休之后通过“发挥余热”而其实大有作为的前辈在出版界实在不少，也因为有着这些前辈的亲历、亲见、亲闻，才使中国的出版史得以延续。

老署长宋木文是方先生的老领导，也是好领导，有这样的领导也是方先生人生的幸福。方先生1987年申报副编审职称，因学历仅是“初中肄业”，未评过“编辑”，英语也只识几个字母和会说少量单词，担心能否评上。当时，老署长任编辑出版专业高评委主任，在评审时提议、全体评委通过，破格评定了方先生的编审职称。1991年11月，新闻出版总署在北京国际饭店举行颁发政府特殊津贴证书仪式，老署长主持颁发证书的座谈会，经他征得党组其他同志同意，按专业任职经历、学识水平和实际贡献，使白以坦、王大山和方厚枢以特例同其他老专家们一同名列第一批入选：人民出版社副编审白以坦，因校对《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无一差错而被称为“校对王”；荣宝斋王大山（无高级专业职称），因鉴定古字画和现代名人字画善辨真伪而享誉京城书画界；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编审方厚枢，长期在国家出版机关工作，因自学成才，有“活字典”和“资料库”美称，并在辞书、年鉴和出版史研究中成绩突出。

《出版工作七十年》分三大部分：上编为出版工作70年的回顾；下编“耕耘文存”，包括：“出版史研究”16篇，“编辑之歌”12篇，“回望散记”5篇；附编“我的乡情家世”的3篇是对家人、家世的回忆。书中，方先生以46页的篇幅记述了出版工作70年的经历，在全文“尾声”之尾写着：随着年龄增长和健康状况的下降，近几年写作数量逐年减少……

写了《出版工作七十年》，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已于7月中旬修改、定稿。鉴于我的健康情况，我的出版研究和写作生涯，就此画上句号了。从留下的这文字篇章中，可以了解我一生跋涉的足迹和走过的艰辛旅程，借此也向多年关心、指导、帮助我的多位领导同志作一个简略的汇报；同时也给赠书给我的老同事及老朋友们一个回报吧！

方先生在一个介乎“断层”的空间（老干部被打倒，新干部缺乏常识），为出版史留下了珍档。在之后的写作中，也不回避、不随风，保持着一个史家的直率和认真。现在，方先生的出版史研究书刊、文献和资料捐赠给了出版博物馆，找到了一个合适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