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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让更多人了解《资治通鉴》内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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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刚,清华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曾为联邦德国洪堡学者,主要致力于中国古代史、中西文化关系史的研究。

《资治通鉴》是北宋司马光主编的一部多卷本编年体史书,在中国官修史书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元代吴三省曾说:“为人君而不知《通鉴》,则欲治而不知自治之源,恶乱而不知防乱之术;为人臣而不知《通鉴》,则上无以事君,下无以治民;为人子而不知《通鉴》,则谋身必至于辱先,做事不足以垂后。”可见读《资治通鉴》的重要意义。然而想要真正读懂、读通《资治通鉴》,则要求读者具备一定的阅读基础与较高的文学水平。致力于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张国刚,觉得找到这其中的平衡并不难,他希望自己所著的《〈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能够为读者打开一面历史的镜子,照出一条王朝兴衰之迹。

以史看家国兴衰

《〈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的出版,对张国刚来说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它脱胎于张国刚在慕课上的课程。这门“《资治通鉴》导读”课程目前报名人数已经突破5万,是相当不错的成绩。事实上,连张国刚自己都觉得讲解《资治通鉴》是比较冷门的:“这门课我最早是在大学里开设的,这其实是很少见的。”张国刚认为这门课少见的原因在于《资治通鉴》本身的特殊性:“首先许多专业学习历史的不会去通读这部作品,因为历史学圈子都有相应的断代史专著,它们的记录比《资治通鉴》更加详细;而非历史学专业的人读不懂,因为这需要一定的古文与历史基础。所以《资治通鉴》虽然是家喻户晓的名著,但许多专业人士不通读,而非专业人士读不通。”

然而,张国刚却觉得,《资治通鉴》里的精髓应该让大众所熟知:“曾国藩读书有两条门径,修身不外读经,经济不外读史。他尤其推崇《资治通鉴》,认为‘先哲经世之书,莫善于司马温公《资治通鉴》’。”今天来通读《资治通鉴》并不是读它的史料价值,而是读它的分析及其智慧,将其作为一种视角。”“当我们面对大众阐释它时,发现其中蕴含的智慧,真像大海一般广阔。”张国刚说。

所以张国刚希望能用自己通俗的解读,让更多人了解《资治通鉴》这本书的内涵,《〈资治通鉴〉与家国兴衰》便应运而生。由于是写给大众的,张国刚觉得该书选取的视野应该比学术研究更为宽泛:“司马光在写这本书时删繁取要,只列举关于国家兴衰、民生方面的内容,让帝王可以效仿借鉴。所以我的这本书也紧扣这一话题,探讨领导者与社会精英的责任,以史为鉴。”

放到历史长河中检验

很多读者都将《资治通鉴》与《史记》进行比较,张国刚表示《资治通鉴》和《史记》虽然都是史书,但是两者的风格有很大的不同。《史记》中很多记载、评论,实际上带有司马迁的好恶,比如他对于笔下的刺客甚至带有褒奖的态度,这在古代的正史记录中是比较少见的,“这和圣人的标准不一样。”相较而言,司马光写《资治通鉴》则完全依照圣人的标准,非一家之言:“所以他在资料选取的时候很严格,不是正史一概不用。”

司马光的这种治学态度,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张国刚的写作风格:“市场上很多同类型书都注重趣味性,我则是用本真还原历史的真实。”同时张国刚在书里还讲了很多故事,以增加图书的可读性,使读者的阅读非常流畅。

在这本书的写作过程中张国刚有很多感悟,让他印象最深的一点就是历史的复杂性。他谈到了秦惠文王杀商鞅而不废新法,个中因素值得玩味。还有春秋战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吴起,他本领卓越,但因改革而触动贵族的利益,被乱箭射死。“你在读书的时候就会发现,事实上吴起本身性格的缺陷,也是他最终走向这个结局的原因之一。”张国刚觉得这可以给当今在职场奋斗的白领以借鉴,避免性格上的缺陷影响工作与人际关系。

张国刚认为,“我们所记载的历史首先是由历史学家选择记录的,这其中带有很多个人和时代的印记。”所以他觉得在评述历史时,应该用三个维度“当时的价值、延伸的价值和抽象的价值”综合考量:“比如秦始皇修长城在当时看来是劳民伤财,但是到后来却抵御了匈奴入侵,现在则延伸为中华民族的一种人文精神。”所以张国刚觉得历史是一个延续的过程,他更愿意将一个片段放到历史的长河中去检验真伪,不愿意将其切割开来研究:“历史学家可以去伪存真,但是颠覆不了历史本身的客观,我觉得这是历史最大的魅力。”

责任编辑:陈丽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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