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出版构建国家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源自于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历史所孕育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熔铸于党领导人民在革命、建设、改革中创造的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主题出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对于构建国家知识体系至关重要。商务印书馆总经理于殿利认为，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话不仅适用于个人，也适用于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主题出版有可能成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独特知识体系。主题出版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市场，也成为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

16-17世纪的英国思想家弗朗西斯·培根在现代社会形成之际，就发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断言。知识不仅是个人的力量，更是民族国家的力量，是推动国家这架庞大、复杂机器健康、持久运转的力量。

一

西方历史学家认为，苏格兰、英国和欧洲大陆成为最新知识或新科学以及现代大学的发源地，这使它们最早迈入了现代社会，最早确立了新的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把这种生产方式自然地转化成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方式以及国家治理方式。现代知识的开始，就是文化启蒙的开始，现代知识的传播归根结底就是书籍的传播，以及依赖于书籍的学校教育尤其是大学教育的普及。“出版文化的飞跃式发展”“与启蒙思想的支持和传播有着紧密的联系，出版业的发展在某种程度上是整个欧洲启蒙运动的共有特征。”（理查德B·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

实际上，自15世纪中期以来，贯穿全欧洲的书籍贸易就已经形成了许多共同的特点，书籍成为“国际性的商品交易”，“带来国际性的阅读”（理查德B·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苏格兰和英国是书籍普及和学校教育普及最早的国家，所以它们成为现代世界文明的起点。没有人能够否认，英国在18世纪是启蒙运动的先锋……与欧洲大陆相比，英国的印刷和出版业受到的约束较少，由此产生了意义深远的效果。因此，18世纪在英国发生的印刷业革命或称“出版社革命”“出版物革命”不是偶然的，英国除了涌现出大量的出版社外，还出现了其他诸多现象，如“读者群体的数量扩张、读者类型多样化，出现了各种为人们提供阅读便利的机构，比如书店、不同类型的图书馆（例如会员图书馆、流通租借图书馆、教会图书馆、咖啡屋图书馆）、阅读俱乐部的成立和个人藏书的盛行”，“到处都可以看到书籍”“阅读成为这个民族大部分人的第二天性。”（理查德B·谢尔《启蒙与出版：苏格兰作家和18世纪英国、爱尔兰、美国的出版商》）

现代新知识是以新科学的出现和新学科的形成为显著标志的，学术出版成为现代学术体系和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现代新知识体系的形成和逐渐完善是与科学“新发现”超越古代和中世纪神学的意识，新的学科摆脱古代和中世纪神学的束缚，从而更多地获得自由、人文的发展相伴而生的。培根和笛卡尔等在英国和法国开启了新的科学和哲学，斯宾诺莎则成为17世纪“典型资本主义国家”理性主义的先驱。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一书的“历史导论”之“导言”中指出：“当时的哲学博得的最高荣誉就是：它没有被同时代的自然知识的狭隘状况引入迷途，它——从斯宾诺莎一直到伟大的法国唯物主义者——坚持从世界本身来说明世界，并把细节的证明留给未来的自然科学。”斯宾诺莎的新思想、新世界观和阐释的新知识不是偶然的，因为尼德兰是人类社会新型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最早发源地之一。

二

说起新知识和新科学的兴起和传播，法国自然是重中之重的核心之一。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启蒙运动时期一部规模巨大、耗时很长，堪称奇迹的百科全书的出版。百科全书是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狄德罗、达朗贝尔和伏尔泰等发起、规划、编撰和出版的，它是启蒙运动的象征和标志，是向旧制度宣战的知识武器，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百科全书》，人类所知晓的一切事情的概要、曾经有过的最有用的著作以及一部自身就是一座图书馆的书”（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百科全书》出版史》（1775-1800）。对于《百科全书》的具体影响及其意义和价值，学者们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1789年以后，《百科全书》的出版者和销售者更加明确地“把它当作一部表现了国家在对知识的理解力和领悟力方面的卓越性的书来销售”。

德国的启蒙思想家们在现代学科发展方面也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他们的著书立说活动对后世的学科和学术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一位现代学者这样评论：“一种对于学问的全新观念在德意志境内演化了出来，从根本上塑造了现代世界。”（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恩斯特·卡西尔说过，18世纪普鲁士最根本的“精神力量”是温克尔曼、赫尔德和康德。德国现代学术的起源，是与古希腊文化的又一次复兴以及古典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发展紧密相连的，从而开启了人文主义学术的新方向。

三

中国现代出版业及其催生的现代文化的兴起，标志和促进着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现代社会的形成。在这方面，标志着中国现代出版事业发端的商务印书馆，无疑最具代表性，学者们对此的研究成果也最为丰富。首先，商务印书馆通过新式教科书的出版，开启了中国教育现代化的进程。中国传统的教育中只有《百家姓》《三字经》《千字文》和《千家诗》之类的所谓蒙学读物，以及专供科举考试之用的图书，商务印书馆应新时代的新式教育之需，开始编撰、出版最新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不仅包括传统的儒学，还包括西方的现代科学内容。最新教科书体现现代教育理念，服务现代教育宗旨，奠基现代学科体系，成为普及现代教育、传播现代文化的重要力量。其次，商务印书馆促进了中国传统学问向现代学术的转型。研究者认为，商务印书馆“为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现代转型作出过巨大贡献，并成为这一过程中的标志性事件之一”（黄兴涛《论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例如商务印书馆在现代学术和学科理念下实施的“整理国故”出版活动，不仅使自己成为中国近代古籍整理出版的最大机构，出版了影响后世的《百衲本二十四史》等，还为“国学”建立起现代学术范式。商务印书馆策划、出版的《中国文化史丛书》等更是成为“新史学”的标志性成果，奠定了“新史学”的文化史方向。再次，商务印书馆引进“西学”的大量成果，加之出版的一百四五十种现代期刊杂志，奠基了中国现代学术。商务出版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严格按照西方现代学科分类，翻译的都是各学科的经典著作。学者们给出了这样的评价，商务印书馆成为“输入现代性西学、建设新学，引领知识人走向现代学术的绝对出版重镇”（黄兴涛《论戊戌维新时期中国学术现代转型的整体萌发》）。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新的时期，主题出版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部分，对于构建国家知识体系至关重要。主题出版有可能成为中国贡献给世界的独特知识体系。主题出版是责任也是市场机遇。主题出版已成为越来越重要的市场，也成为国家之需、民族之需和时代之需。出版社若要获得发展的机会，就要让主题出版发挥市场效应，遵守市场规律，按市场规律办事，让普通老百姓成为主题出版的读者，出版社也要按一般读者需求开发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