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寂寞的名山事业

最近,《红楼梦》的作者署名忽然成了热门话题,“无名氏续”挑战了高鹗作为续书者的“常识”。实际上,由中国艺术研究院《红楼梦》研究所校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梦》,署名早在2008年就已发生变动,此后一直延续,如今竟随着“四大名著珍藏版”的推出发酵成了“新闻”。

古典文学的研究和出版,或许就是这般“炒冷饭”的事业。年复一年,修订、再版、加印,署名也好校注也罢,即使细小变化的背后,都可能有大量研究成果甚至学术争论,但读者和媒体对此并不敏感,能像《红楼梦》署名这样传播开的,极少。正是这寂寞的事业,构筑了传统与经典的坚固大厦。

在《红楼梦》署名问题沸沸扬扬之际,人文社悄然推出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版第一辑。实际上,该社的“四大名著”,按传统亦属于这套丛书,数十年来堪称最通行、读者认知度最高的版本。古典文学的阅读,绕不开读本丛书,而丛书的故事,要从六十年前讲起。

在那个时代,古籍整理面向普通读者

朝内大街166号,人文社所在地,破旧得令人倍感亲切。在书和资料足以把人埋起来的古典编辑室,青阅读记者看到了一份1958年9月的油印材料——《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中国古典部分)》,内容是三套古典文学书系的选目和基本方针,其中就包括“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涵盖历代的诗词文曲小说等等,共五十种,还详细列出了丛书序言或后记的写作要求。

“读本丛书,是请有影响力的学者,对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最有代表性的作家作品进行编选、标点、注释。所谓"读本",就是以大众普及为目的,供大家阅读用的一个版本。”长期主持古典部工作的人文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说,“1958年,读本丛书被正式命名,它的历史还可以向前追溯。”

1951年,冯雪峰主持创建人文社,从全国招纳了一批高水平的专家学者,古典部主任是聂绀弩,还有王利器、顾学颉、陈迩冬、舒芜、周绍良、周汝昌等等。建社初期,为满足社会上对古籍的需要,先是快速影印了一批书。“那时候国家图书馆的宋元善本很容易借出来,我们的《玉台新咏》《乐府诗集》等等都是根据宋版书影印的。”与此同时,社里开始规划和推进古籍的整理出版。

“1952年我们出版了七十一回本《水浒》,影响特别大,它实际上标志着新中国整理出版古籍的开始。”周绚隆说。在那个时代,古籍整理不是学界的自说自话,而是面向读者的,要选择优秀的底本,加新式标点,校勘注释,形成一个可供普及的版本,“供给广大人民群众阅读”。1958年是出版史上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不仅人文社做出了“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典文学理论批评丛书”“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的详尽规划,中华书局的点校本“二十四史”也在这一年启动,甚至商务印书馆的“汉译名著”的规划也可追溯至这一年。回望之下,不免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在那个国家并不富裕的时代,文化和出版体现出非凡的责任和气魄,功在当代、利在千秋,并不是一句空话。

选家和编辑的水平,造就了经典版本

读本丛书,除了几部长篇小说和名剧,多数是选本,不仅要点校,还要求编选精当,注释准确。所以选家的眼光和水平就很重要。对此,人文社内部有一个机制,周绚隆概括为:“第一,谁值得做;第二,谁能做。”就是说,先敲定经典作家作品,再据此寻找能够胜任的编选者,没有合适的人就先放下,绝不凑合。有些作品,社内编辑水平很高,自己就做了,像顾学颉的《元人杂剧选》、陈迩冬的《苏轼诗选》《苏轼词选》等;还有很多书是在全国范围内选人,皆为一时俊彦,像马茂元的《楚辞选》、王伯祥的《史记选》、萧涤非的《杜甫诗选注》、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夏承焘和张璋的《金元明清词选》等等,现在看都是很经典的选本。读本丛书的早期版本是很多读书人的心头挚爱,它们手工绘图、书法题签、书卷气十足的装帧设计,也备受称道。

人文社早年有一个习惯,为了维护品牌的严肃性,很多书初版都用副牌社的名义,经过读者和社会检验后才能纳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旗下,像《红楼梦》在五十年代最初就是用副牌“作家出版社”的名义印行的。读本丛书的入选标准非常严格,1958年仅有余冠英的《汉魏六朝诗选》、钱锺书的《宋诗选注》等数种列入丛书。这个规矩延续下来,直到今天,只有经过读者和市场检验的书,才能戴上“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的冠冕,之前一概先以单品种面世。

老一辈学者,怎样为了这套书殚精竭虑,学者型的编辑,怎样一字一词地校改,双方怎样反复沟通琢磨,留下许多事迹。记者在编辑部看到一册七十年代《杜甫诗选注》的校样,上面写满了编辑戴鸿森先生的随文批注,以及编选者萧涤非先生的答复,两人切磋商改,细致入微,水平极高。古典编辑室的李俊仔细研读过这份校样,他说:“细读这些批注文字,戴、萧二人商榷学术的画面仿佛映现在眼前。那时"文革"结束不久,百废待兴,学术研究在回归正轨的道路上谨慎探索,该怎么走?能迈多大步?一切尚未可知,而这本校样正是当年留下的足迹。”

古籍出版和一般图书不同,即使出版了,工作也未结束。钱锺书的《宋诗选注》1958年面世,记者在编辑部看到一封杨绛先生的书信,是钱先生去世后,她逐条订正《宋诗选注》的排印讹误。李俊编辑则用“此恨绵绵无绝期”来形容他改校样的感受——这句诗里的“恨”,是遗憾之意。造就一个经典版本,需要不断修订打磨,改正讹误,补充新的研究成果,一本书经过几代人之手,历时数十年,并不罕见。只要有需求,严格来说就没有终结之时。古籍出版所蕴含的精神,一如那部讲述编纂辞书的日本电影《编舟记》,精益求精,琐细平淡,无论怎样施以审美的目光,终究是寂寞的。

当代人做选本,有自己的优势“文革”之前,列入读本丛书的书有十二种。据周绚隆介绍,丛书的出版在“文革”中放缓,但并未中断。“文革”后,古籍出版迎来新局面,读本丛书也在八十年代初呈现蓬勃之势。一批在“文革”中被搁置延误的书出版了,重新活跃的学术界贡献了一批新成果,还有一批作品进行了全面修订——像今天通行的人文版《红楼梦》就是这一时期面世的。

近些年,读本丛书在不断地扩充和发展,一批唐宋以后的文选和诗选陆续加入。周绚隆概括为:“断的补齐,个别版本替换,有问题的修订。”古典编辑室重整规划,丛书下设三个系列:一是四大名著;二是历代诗选,如今从《先秦诗选》到《清诗选》已出齐;三是断代文选,有《唐文选》《明文选》《清文选》等。三个系列加上已有的词选、曲选、四大名剧等,结构更为平衡。

余冠英先生的《诗经选》等几个选本很有名,如今由于版权原因,已不在读本丛书之列,《诗经选》更替为褚斌杰先生的选本。至于增补新书必然涉及的编选者问题,周绚隆说,要选择在某一领域有长期投入和深度积累的学者,“我们要避开那些特别忙的学术达人,掌握各种资源的学术组织者,他们是不会给你好好干的。”

周绚隆认为,今人编选古籍,借助电脑和网络技术,能掌握和利用海量信息,学术研究几十年来也有长足的发展,对作家作品和版本的研究大大细化,与纯粹靠记忆和学养的前辈学者相比,这些都是优势。“但我们的专注程度不如老一辈。另外,现在借助各种工具,互相参考,选本的独特性就不如过去那么鲜明。不过,选家的个性和经典性之间未必都是同步的,首先我们还是要追求经典性,不要遗漏重要作品,希望在保证经典性的情况下有一定独特性。”

人们阅读古籍的能力普遍不如以前

如今,读本丛书面临着新环境,国家大力推动传统文化的复兴,读者自发的兴趣和热情也在升温。“在目前的大环境下,明显感觉经典文学的经典版本,销量在持续回升。”周绚隆介绍说,去年人文社的“四大名著”平均销量都过了五十万套,业绩超出以往。而刚面世不久的读本丛书典藏版第一辑印了5000套,很快就加印了。“如果是2000年前后,印5000想卖掉,就要费很长时间。”

周绚隆觉得,随着网络的普及,读者对古典文学纸质书的依赖一度有所下降,“但是现在明显感觉到,读者重新开始关注有品质、有品牌的东西。我们再版读本丛书,也是基于这样一个市场判断。”不过,他并不一味乐观,“必须承认,古典文学在全民阅读中的占比,跟过去比还是下降了很多,人们阅读古籍的能力普遍不如以前。现当代作品,不管原创的还是引进的,有很多是消费品。但古典文学,即使很轻松的东西,在许多读者看来,也是知识性的,还是有一定的分量,不太容易接受。”

最近,古典编辑室的葛云波写了一篇文章《如何识破机器人的“伪诗”》,他从作家韩少功的《当机器人成立作家协会》一文谈起。韩少功把宋代秦观的一首七绝和IBM的作诗软件“偶得”的一首作品并置,让三十多位文学研究生分辨,结果很多人“犹疑不决抓耳挠腮”。接下来,葛云波逐一分析了机器生产的这首诗的“不对劲”之处,实际上从字句到格律破绽都很明显。“熟读唐诗三百首,识破假作不用久”,葛云波觉得,目前并不是机器作的诗有多高明,而是我们自身阅读古典文学的经验不足,导致真伪莫辨。

显然,积累这种经验,培育对古典文学的感受力,没有捷径,只能从最基本的阅读开始。历时六十余年锻造而成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就是一套打基础的书。曾经参与丛书工作的人文社老一辈编辑陈新先生认为:“时代变了,如今的出版社大多专注长篇大卷、总集、全集之类,对小打小闹的如选本等作品,基本上已无暇顾及,因此在书店中也很难找到新的古籍选本。但我认为,要弘扬我国优秀的古代文化,如果离开优秀的古籍选本,恐怕难以为功。不妨设想一下,一位普通的读者,哪有时间、精力和能力去从篇幅浩瀚的总集、全集中去吸收营养,何况优良的古籍选本,并非真正没有市场。”

让古典文学走出学院的藩篱,真正成为大众的精神营养,前辈们已经做出了示范,能否接续这个事业,就要看出版界、学术界的志向和能力了。比起学院内部的研究和积累,普及恐怕是更艰难、更重大的课题。

责任编辑:曹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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