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的前途和使命》   许嘉璐著   中华书局出版

中华文化的主干是儒家思想，中华文化之所以能绵延数千载，与此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当前，要客观地评价中华传统文化，必须澄清长期以来认为儒家（儒家思想或儒家学说）“保守”“重义轻利”“反对新事物”等误解。

儒家真的保守吗

在传统的农耕社会，粮食等农作物是社会第一需求，当商业活动以及由商业带动起来的手工业威胁了农业生产时，统治者就要抑末（商）兴本（农），贬斥其为“淫巧”。在整个帝王时代，社会一直在平衡农-商-工这三者的关系。后来，这被认为是儒家阻碍工商业的发展，其实是一种误会。

实际上，儒家不但不守旧，相反，是讲究与时俱进的。儒家学说自身两千多年来的演变与发展，对佛、道的包容并从中吸取营养，以至到宋代完成了中国哲学体系的建构、完善，达到了当时世界的哲学最高峰。此时发生了儒家内部的义利、王霸之争，兴起了“义利双收”的理念。儒家这条逐步改进发展的道路可以简约如下：孔子-孟子-荀子-董仲舒-汉儒（马融、郑玄等）-唐儒（孔颖达、颜师古、韩愈等）-宋儒（张载、周敦颐、二程、朱熹等）-明儒（王阳明、王夫之等）。可以说，儒学在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特色和成就，都明确显示了儒学结合时代特征进行创新的态势。

儒家真的“重义轻利”吗

从历史上看，在《二十四史》中有14部“史”都列有有关商业流通的专传和论述。例如《史记》有《平准书》，《汉书》有《食货志》等。在这些“书”“志”中叙述了古代与当时农业等生产和货币间的均衡、失衡关系以及朝廷所采取的措施。正如司马迁所说，“农工商交易之路通，而龟贝金钱刀布之币兴焉”，因而必须高度重视。汉代还在朝廷的主持下为盐、铁是专卖还是由民间经营进行过一场大辩论，其成果就是著名的、历代不断征引的《盐铁论》。此后，历代（主要是时间较长的朝代）朝野就“利”和“义”（实际上也是“王”与“霸”）的辩论时时出现。尤可称道的，是宋代儒学中出现了浙东的“永嘉学派”。“永嘉学派”的重要人物陈亮就是主张事功，即注意经济的，认为：商借农而立，农赖商而行；求以相补而非求以相病。他曾经和朱熹就义利、王霸问题往复辩论，长达十一年。其后，“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叶适一脉主张：“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使其果出于厚本而抑末，虽偏，尚有义；若后世但夺之以自利，则何名为抑？”他们甚至明确提出：“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概而言之，他们根据已经发展了的农业生产力（生产工具、方式和效率）以及手工业、商业的发达，提出了四业平等的思想。显然，在这思想中蕴含着“义利并举”的理念。这是儒家学说与时俱进的又一例证。

儒学能否引领中国走向现代化

过去，对儒学的批判中有一个问题需要说明，这就是按照儒学内在元素，是否能引领中国走向工业化、现代化的问题。对此，有一种观点认为，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因此必须由欧洲人用坚船利炮给我们送来，即所谓“西学东渐”。我认为，说从儒学或扩而言之，从中华文化中生长不出工业化、现代化，这是一个没有经过认真论证就做出的主观结论。

从历史上看，中国的手工业到了明代已经相当发达，虽没有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器，但工具的进步已经达到农耕时代最先进的水平（有的至今还不能用现代机器代替）；民间金融开始出现；南北航运快捷方便。理论建树上，出现了直接继承宋代以后儒学的一支“永嘉学派”为代表的“义利双行”学说，并有了发展，主张“利生”“事功”，所谓“功到成处，便是有德；事到济处，便是有理”。当然，要纠正当今人们在这一点上对儒学根深蒂固的误解，还需要作深入的研究。但是，我坚信：世界上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进步的速度是有差异的，并不都是线性发展的；凭着中国人的智慧，凭着儒学的博大兼容，中华民族不可能必须等着欧洲人给我们带来现代机器和商业。而且，如果中国从自身文化的元素中生长出现代化、工业化，一定不会和西方的现代化、工业化完全一样，一定有自己的特色，即和谐、稳定、温和、人性。近两三百年间，中国落后挨打，不是因为中华文化的宿命，而在于制度的腐败和由此造成的封闭，中华文化发展的内动力渐渐趋于枯竭，又没有了与异质文化冲撞的外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