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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曙光首部散文集《日子疯长》深圳首发

2018年7月18日,全国书博会开幕前夕,龚曙光散文集《日子疯长》在深圳首发。会上,人民文学出版社编审、《当代》杂志主编孔令燕代表出版方介绍成书历程,喜玛拉雅总裁代表语音播出平台致辞。龚曙光首度公开了他重返文学领域的心路,把自己的文学创作称为“一个人的文艺复兴”,并由此标举出自己的文学主张:由概念的历史主义向具体的人道主义回归,由虚妄的现代主义向诚实的乡愁主义回归,由拜金的娱乐主义向精神的自省主义回归,由群体的语境主义向个人的文本主义回归。

首发式后,举行了主题为“还乡带着灵魂上路”的文学对谈,龚曙光和著名文学评论家张莉、著名作家李修文围绕《日子疯长》深入探讨了当代文学的还乡主题。

会后,龚曙光接受了记者对他的专访。

我的写作,是一代人的精神回归,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记者:作为一个曾被推选为中国经济年度人物的成功企业家,为什么会转向文学写作?

龚曙光:文学写作初始的缘起是偶然的,在本书的序和跋中我已经谈及:最早是为了学习鲁迅、沈从文先生等用毛笔写作。深层的原因,还是被经济生活掩埋着的文学种籽萌芽了。我少年时代的梦想是当作家,大学和研究生读的都是文学,具备较深的文学专业素养。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文学黄金时期,我是比较活跃的青年文学评论家。我和许多著名作家的友谊,都是在那时建立的。经历过上世纪文学黄金时期的文学人,都会有一种“文学至上”情怀,这是一种职业理想,也是一种社会理想。这种理想如同海边的礁石,某一种时代潮汐翻滚过来,可能将其淹没,一旦退潮,礁石依然在那里。我是被时代潮汐卷进经济海域的,生死泅渡了二十年。也有人说是弄潮,弄潮也罢,跟潮也罢,反正总要呛一肚子海水。如今我仍在海里,却时时回望海边的那块礁石。在海里扑腾得越久,越觉得那块礁石才是托举自己不迷失、不沉没的心理支撑。回头看看身边,看看全社会,似乎也是这样:中国经济疯长了四十年,文学反而日渐成为精神刚需。就我个人而言,如果再不守望和回归那块文学礁石,不重获文学的精神能量,可能真会被经济之潮淹没。

可以说,这是一代人的精神回归,一个人的文艺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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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子疯长》新书发布会现场,大咖们畅谈文学创作感悟。

我喜欢非职业化写作,但不喜欢玩票这个词

记者:在这个人生时点开始写作,你觉得自己有优势吗?如果有,那又是什么?

龚曙光:开始写作时,没想过这个问题。既然是心灵的皈依,上路时就不会清点盘缠。我写作不是为了吃饭,而是为了疗伤,疗这二十年在商海里落下的种种心灵之伤。即使未来离开企业,离开经济实务,我也不会将文学当饭碗。我喜欢非职业化写作。二十年的商业生涯,让我在精神和谋生能力上,不必将文学写作和养命吃饭绞在一起。我希望像卡夫卡那样,把写作当成事业而不是职业。但我不喜欢玩票这个词。

如果一定要问,我凭什么敢在这个生命时点进入写作,一个著名作家替我作了思考。他和夫人看过《日子疯长》后,夫妻讨论说:曙光具备的文学素养,是专业而深厚的,文学的品位纯正高贵,文学的表达已具备长篇的承载能力。尤其是他这二十年所经历的生活,不是一般作家可以凭空想象的。的确,这二十年,大多数职业作家在岸上,我却在海里,他们在观潮,我却在弄潮,他们在寻找素材,我却在重塑人生。这种区别之于文学写作,应该就是我的优势。这种优势不仅仅会体现在直接表现经济生活的题材上,而且会体现在任何题材和文体上。因为那不是一堆僵死的生活素材,那是一种深刻的生命体验,一种浑然的人生态度,只要提笔写作,就会浸润在文字中。《日子疯长》写的都是陈年往事,与我的商业生活不沾边,但其中所蕴藏的,却是我这些年的人生体验和态度。一位批评家将《日子疯长》定义为新乡土写作。我说这一概念在近一百年已经用过无数轮,新字无法界定。他说新就新在你曾经沧海,乡土上弥漫着一股海腥味,乡情里藏匿着一种隐隐的心灵创痛……

弄懂父母和亲人,是一堂人生的必修课

记者:为什么放下最熟悉和贴近的商业人生不写,却写了相对遥远的童年和少年?

龚曙光:每个人对自己童年和少年的记忆,都应该是最稔熟的,因为熟,我们便很少回望和注视,于是反而慢慢变得陌生。我写童年与少年,恰恰是因为既熟悉又陌生。因为陌生而回头打量,回头审视。熟悉只能写历史,写回忆录,熟悉而又陌生,才可写文学。世上绝大多数优秀作家的写作,都是从童年、少年生活开始的,鲁迅,沈从文,不都是这样吗?

我们的父母和亲人,是带给我们生命和原初世界的人,当然也是我们人生中最早熟悉的人。我们从他们那里出发,开始熟悉更多的人和更大的世界。我们如此专注地打量和琢磨生活中的新人,可我们真的熟悉我们自认为熟悉的父母和亲人吗?我们哪怕是专注地凝视过他们一回,探询过他们一回吗?我们真的懂得他们吗?我们想过要懂得他们吗?这是一群被我们长久忽视的人。

不弄懂他们,我们又怎么弄懂自己?

《日子疯长》是我对父母及其亲人的第一次庄重而深情的凝望,第一次专注而严苛的审视,那也是对我人生起源的凝望和审视。他们是父母,是亲人,也是我自己。一个文学写作的人,这应当是一堂必修课。而且这堂课只能自修,铭心刻骨地自修。

我把二十世纪定义为一个疯长的世纪

记者:你对乡土社会格外看重,似乎觉得二十世纪乡土社会的摧毁具有罪恶感?

龚曙光:是。对人类这个物种而言,二十世纪是一个罪恶的世纪。当然,这不是一种政治判断,也不特指哪个国度。在二十世纪人类对自己所犯下的诸多罪孽中,乡土社会全面而深刻地摧毁,是其中主要的一宗。就起源而论,乡土是人类社会的生命襁褓;就进化而言,乡土是人类社会的精神后花园;就灾难而言,乡土是人类社会的避难所……一个社会的厚度,是由乡土社会的深度来决定的,离开了乡土社会的现代社会,永远是浅薄而脆弱的。社会发展愈快,愈需要乡土这块防撞防跌的垫层。乡土不仅仅是野花和田畴,不仅仅是粮食和果蔬,她更是天理人伦,更是文化根脉,是一个民族救亡防绝的脐带血!好像是孟德斯鸠说过的,现代人类的真正样本是农民。如果没有了乡土,哪来真正的农民?如果没有真正的农民,哪来真正的现代社会。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把二十世纪定义为一个疯长的世纪。

尽管二十世纪不是一个美好的世纪,《日子疯长》还是呈现了各种各样的美好。那是乡土的美好!是乡土社会在遭受创损甚至摧毁时,执拗呈现的美好!一种面对灾难时献祭般的美好!

在舍本求末的二十世纪,在挖肉补疮的二十世纪,在得意忘形的二十世纪,在迷途不返的二十世纪,《日子疯长》所奉献的乡土社会,是一缕凄美的微笑,是一声隐疼的祝福,是一篇绝望的诔辞!

写作既然已经开始,就不会随意放弃

记者:如今仍身居商界,每日商务纠缠,这是否意味着文学写作将在时间和精力上难以为继?

龚曙光:的确,有时间和精力上捉襟见肘的时候。但《日子疯长》就是在这种商务与写作的冲突中写成的,而且只用了一年的时间。我的第二部散文集《满世界》,今年年末也能写完,大约耗时十个月。我有一个好处,做生意时不想写作,写作时不想生意,基本上可以做到两不相扰、两不相侵。我只要在书桌前一坐下,立马便进入写作状态。这一点,我的同事和作家朋友们都很羡慕。

虽然我干过的行业和职业很多,但每次我都会有一个基本目标,目标不达,一般不会半途而废。我说不把文学写作当职业,并不意味着我会随意放弃写作。写完《满世界》,我还有《息壤》和《彩练》两部长篇小说的写作计划。

我希望不同的时点,在不同的人生空域闪耀

记者:听说有影视公司盯上了《日子疯长》的改编权,有跨界进入影视圈的打算吗?

龚曙光:《日子疯长》中有些好故事,的确是不错的影视题材。有公司想买,这很正常。近年中国电影票房较高的,故事大多有些现实依据。《日子疯长》的故事,都有真实来源,只是人物的姓名和背景作了些技术性处理。改编影视,比较容易引起共鸣。买与不买,买了拍与不拍,我不很在意。毕竟影视是其他艺术家的再创造,那是与我相关但不同介质的创造。我迷恋的是文字,不大可能去跨界操刀影视。我干过的职业虽多,也有一些非职业的追求,都做得认真和专业,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玩。我还没有修炼到干什么都是玩的心态和境界。我写过一句话,是用来激励自己的,“不同时点,在不同的人生空域闪耀”。玩票容易成流星,而我是不愿意当流星的。

责任编辑: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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