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代：从猜想到论证

《鼏宅禹迹——夏代信史考古学重建》

孙庆伟 著

三联书店2018年5月版

上世纪初，考古学开始在中国兴起，随着殷墟甲骨、西域简牍、敦煌文书等地下材料相继出土，《史记》、《汉书》等传世文献中诸多此前颇受争议的问题被验证，并由此掀起一轮国故整理的高潮。彼时，大家王国维总结出“二重证据法”，即“地下之新材料”与古文献记载相互印证，多年来被学术研究者奉若圭臬。

上古史的探索就一直遵循这一研究方法。清末民初，中国学术界出现了疑古思潮，甚至还有人提出“东周以上无信史”的说法，幸得殷墟甲骨的发掘，验证了《史记·殷本纪》基本可信。但对于夏代，由于没有足以服众的出土材料佐证，目前中外学者中仍有不少怀疑夏代是否真实存在。而部分相信夏代为信史的考古学者，则将夏文化的探索称为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

事实上，早在1979年考古学家邹衡就曾指出：在古代文献记载中所见夏商两族活动范围内，即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已经不太可能再发现什么新的考古学文化了。他认为，夏文化不是没有发现，而是用什么方法去辨认它。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孙庆伟正是循着这样的思路，写了《鼏宅禹迹——夏代信史考古学重建》一书。

本书开宗明义，探索夏文化，“方法”远比“发现”重要。过去数十年的考古实践表明，学术界对于夏文化的认识不但没有形成共识，反而有渐行渐远的趋势，甚至有学者开始怀疑历史上是否真的存在夏代。而导致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探索夏文化的方法出现了偏差。

很多人认为，等到哪天地下挖出文字材料了，夏文化的问题自然就解决了。孙庆伟对此观念不能苟同，因为未来地下材料能否出土极具偶然性，如果永远也发掘不出足以证明夏代存在的材料，岂不是中国学术界就永远也解决不了这一问题？

因此，孙庆伟试图开辟新的夏文化研究路径，包括以一种比较合理的逻辑来证明夏文化应该包括河南龙山文化晚期和二里头文化的一至四期；通过对夏代社会结构的研究，对相关考古学文化的属性作出新的判断，从而更为准确细致地理解夏文化的内涵；从历史背景入手，通过对特定考古遗存的研究来考察某些具体的夏代史事，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考古学研究“透物见人”的诉求；最后，以夏文化研究为范例，促进考古学界深入思考重建古史的正确方法与途径。

虽然《鼏宅禹迹》同样以“地下材料”和“纸上材料”来立论，但明显与“二重证据法”有别。因为它提倡的是一种历史语境下的考古学研究，比“二重证据法”更具广泛意义。关键点在于，要求研究者带着具体的历史问题来处理考古材料，或者说，考古材料的收集、整理和分析的具体方式是由问题决定的。同时，要求研究者尽可能地在历史背景下理解考古材料，或者说，借助于文献记载等历史信息，有效地将考古材料转化、上升为史料，从而成为古史重建切实可用的素材。

从具体内容来看，第一章是对夏代历史语境的构建，第二、三章是围绕夏文化这个重大历史问题对考古材料所做的整理，而第四章则是在所构建的历史语境之下对相关考古学现象所做的解读，而解读的过程实际上就是重建的过程。这其中，第二、三章详细梳理黄河中下游地区的龙山时代诸遗存和二里头文化，对“夏墟”内外相关考古学遗存进行分析，可以说是完成“文化比较法”的关键一环。一般来说，对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是考古学的基础工作，但在具体实践上，却普遍存在标准不一、主观随意的弊病。孙庆伟力求在这方面能够有所突破，对相关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属性进行判断时，均采取统计的方法，首先以翔实的统计数据来辨析出每一处典型遗址的核心器物组合，再以此为主要依据来判断某类遗存的文化属性。

如前所述，夏文化探索是中国考古学的“哥德巴赫猜想”。这主要是因为夏代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作为传统中国史书上第一个“家天下”的王朝，夏代如果能在考古学上得到证明，意义非凡，也是考古学能否重建古史的试金石。

面对学界多年来对夏文化的纷争与迷茫，孙庆伟强调在历史语境下开展考古学研究，以清晰的概念界定、可靠的统计数据和缜密的逻辑分析，试图论证夏代的信史地位，是借助考古学重建古史的一个重要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