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立波：从战地记者到乡土作家

编者按

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大批乡土作家成就卓越，为丰富祖国的文学宝库做出了巨大贡献，周立波同志就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创作的《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著名长篇小说已用在史册，他翻译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等译著有着深远影响。“当代文学七十年”专题策划选择这位理想信念坚定、文学成就非凡的作家作为开篇，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为周立波赢得斯大林文学奖的代表作，也是他影响力最大的作品《暴风骤雨》描写了以萧祥为队长的土改工作队开进松花江畔的元茂屯，发动和组织广大贫苦农民开展对恶霸地主韩老六的斗争。阅读过这部小说的作家、评论家和读者们都注意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周立波作为一个湖南人，为何能将东北农村和农民的风貌描写得如此地道，如此栩栩如生？

1946年，周立波随军转战到东北，参加了东北解放区的土地改革斗争。这期间，正是东北冰封雪冻的季节，农事不多，周立波经常同贫苦农民一起唠嗑，倾听他们无拘无束的谈天。话题从斗争地主到家庭琐事，从风土人情到个人遭遇……写完第一部后，他带着初稿又到松江省五常县的周家岗补充生活，在这里生活了四个来月。

原湖南省委宣传部副部长郑佳明在读《暴风骤雨》时最大的感受便是惊讶于周立波“一个湖南人对东北的土话那样了解，对他们的生活习惯、思想感情知道得那么深刻”。这说明周立波能够真正深入人民群众，与今天的很多文学作品相比，这是很大的差别，这样的作家越来越少。不论是“老孙头”“赵光腚”这些东北味的名字，还是《分马》中“马要吃小米毛色才好”的细节，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作家李洱看过大部分周立波的小说，记得很多细节。讲课时李洱常会讲到周立波小说的细节，活灵活现，有生活气息，雅俗共赏：“他可以写东北，可以写他不熟悉的区域，能够把它迅速地转变为个人风格，这显示了周立波本人巨大的才华。”湖南省作协主席、作家王跃文也有同样的感慨：“一个南方人，却在《暴风骤雨》中把东北的农村生活描写得那么地道，把东北人乡下的腔调及不同人物的性格拿捏得那么精微、准确，没有敏锐的艺术捕捉能力是实在难以做到的。”

“个人才华与革命道路之间，他需要克服很多。他在鲁艺给学员们上课时，讲的主要是欧洲作品。现代知识分子如果要回到乡村、回到火热的战斗前线，去进入生活，之间的生活感受和价值感受，矛盾差距是非常大的。”社科院研究员陈福民看来，周立波作为一位湖南人，一位在上海参加“左联”的人，一位接受过良好的俄罗斯文学教育的现代知识分子，无论从地域文化角度，还是从乡俗角度，东北的生活并不是他所熟悉的生活，但他毅然扎了进去，通过对生活的认真观察和思考，创作出了《暴风骤雨》这样一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的红色经典。

先后创作了《暴风骤雨》《山乡巨变》等经典作品的周立波，一直以来以现代乡土文学家或农村题材作家闻名，并与同时期著名作家赵树理并享“南周北赵”之美誉。实际上，他集战士、作家、学者、编译家等多重身份于一身。后两个身份意味着，周立波凭借乡土文学上的创作成就享誉文坛的同时，还有着令人惊异的英语功底和中外文学修养。当乡土风情、民间文化与作家良好的西方文学素养碰撞，周立波在其作品中建构起了颇具个人特色的艺术空间，成为他区别于赵树理式土生土长的乡土作家的重要特点之一。

周立波原名周绍仪。从青年时代就热烈追求真理、向往自由的他，最终将自己的名字改为英语“自由”（liberty）的译音“立波”，并将文学创作的基调定为歌唱“美丽和真诚”，也歌唱“刚强和反叛”。

1924年，周立波以优异的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一中学。在周扬等人的影响下，他阅读了鲁迅、郭沫若等五四先驱们的作品，由此开始接触新思潮、新文学。1928年他进入上海劳动大学求学，1934年参加“左联”，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上世纪30年代在上海居住时期，长期自学英语的周立波翻译了大量外国文学及理论作品，逐渐对各种文学问题有了自己的见解。他的主要译著有普希金的《杜布罗夫斯基》、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基希的《秘密的中国》等。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在民族危难之际，周立波积极响应党的号召，毅然以战地翻译和战地记者的身份走上抗日最前线，创作了散文集《战地日记》和报告文集《晋察冀边区印象记》等一批优秀作品。

上世纪五十年代周立波回到家乡益阳农村和农民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

赴延安后，他又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担任文学系教员，开设“名著选读”一课。在课程设置上，周立波在中国文学方面选取了《红楼梦》《水浒传》《阿Q正传》等作品，其余则讲授的是高尔基、托尔斯泰、契诃夫、歌德、巴尔扎克、莫泊桑和司汤达等世界著名作家的创作。深受西方进步文学和现代思想洗礼，西方文学在周立波的生命中有着难以磨灭的痕迹，其影响或隐或现地存在于他一生的创作之中。这种影响，一方面表现在他在写法技法上借鉴西方象征主义、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等流派，而西方典雅、优美、庄严的美学观也被他妥帖地安置在了《山乡巨变》和《暴风骤雨》等作品中。另一方面，还表现在他的作品中自觉化用了西方文学的语言方式。周立波善于通过小说人物间地道方言和“摩登”语言的碰撞，表现新、老两派之间的思想交锋、对立，敏锐地以语言捕捉中国当时社会生活的演变轨迹。

在对西方文学语言资源的运用外，周立波的文学成就离不开深厚的中国古典艺术修养和扎实的观察生活、提取生活的能力。事实上，周立波在乡土叙事上的成功之处，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圆熟地将对西方文学的借鉴、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取法、对土语方言的改造进行了巧妙、有机的融合。

周立波早期创作的欧化痕迹是比较明显的，直到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指出了知识分子的写作存在“洋八股”现象，提出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人民的语汇是很丰富的，生动活泼的，表现实际生活的”，应建立一种革命主体工农大众自己的语言体系。周立波由此意识到了自己的创作与人民群众和革命实践的距离，懂得了真实鲜活的大众生活才是艺术创作的源头活水。

《山乡巨变》1959年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于是，他有意识地调整自己的创作方向。他在《后悔与前瞻》一文中对自己之前的观念进行反思与批判，认为自己“中了书本子的毒。读了一些所谓古典的名著，不知不觉地成了上层阶级的文学俘虏……看不见群众，看不清这现实里的真正的英雄”。《讲话》成为周立波文艺创作道路上的重要转折。此后，周立波开始主动践行党的文艺路线，接受革命文学的主张，主动向工农兵靠拢。他投身革命洪流，深入体察人民生活，提炼方言土语，全身心地进入一种全新的艺术境界。

1946年，为贯彻落实中央“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周立波积极参与土地改革运动。他随一支工作队从热河到达松江省尚志县元宝区，作为区委副书记，认真投入到了土地革命运动中。切身的经历给周立波提供了许多生动鲜活的材料，让他对这段土改生活产生了很深的感触，1948年他以此经验为基础完成了最早反映农民土地改革斗争的长篇小说《暴风骤雨》。该作品真实、深刻地描绘了中国农村冲破几千年封建生产关系的束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荣获1951年度斯大林文学奖。周立波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地位由此奠定。

1951年他赴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取材，随后反映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钢铁工人生活的小说《铁水奔流》问世，被学者称为“反映重工业恢复建设的有益尝试”。

1955年，在农业合作化运动高潮中，周立波从北京回到家乡湖南益阳。十余年的时间里，他扎根生活，创作出长篇小说《山乡巨变》和《禾场上》《山那面人家》《北京来客》等20多篇中短篇小说。这些作品在深情歌颂社会主义新生活的同时，不失浓郁的地方特色和抒情风味，兼具庄严荡阔的气势和清新质朴的风格，开辟了中国乡土小说新的美学范式。

《暴风骤雨》1956年二版1980年一印人民文学出版社

周立波的才华表现在，无论是东北这片地域文化和乡俗他都并不熟悉的区域，还是从小生长于兹的湖南农村，他总能精准把握并生动呈现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艺术作品。湖南乡下的湖光水色、饮食男女等湘情湘韵，东北农家的婚丧嫁娶、三姑六婆等风土人情，他从这些细致入微的日常生活叙述和乡土风情描画中，将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娓娓道来，展现出鲜明的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时隔几十年以后的今天，我们依然能够真切地感受到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茅盾在概括周立波作品的特点时说：“从《暴风骤雨》到《山乡巨变》，周立波的创作沿着两条线交错发展，一条是民族形式，一条是个人风格；确切地说，他是在追求民族形式的时候逐步建立起他的个人风格。”周立波始终立足于广袤厚重的中国乡土大地，将自己对文艺政策的理解与把握，融合深厚的中外文学修养，对民族文学形式进行着孜孜不倦的实践，最终形成了具有独创性的艺术风格。可以说，周立波是一位兼备中西文学修养的乡土叙事者，一位一直稳步于民族形式求索道路上的开拓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