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初心，在出版实践中完成使命——人文社在选题优化创新等方面的实践探索

众所周知，出版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不断发掘出版优质作品，满足广大读者的精神文化需求。但在实现这一目标的道路上我们面临诸多问题和挑战。当前的出版业，特别是文学出版正处在发展的瓶颈期。数字媒介的勃兴大大挤压着传统出版业的生存空间。根据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发布的《第十六次全国国民阅读调查》显示，手机和互联网成为中国成年国民每天接触媒介的主体，其中，人均每天手机接触时长为84.87分钟，互联网接触时长为65.12分钟，而读书时间仅为19.81分钟，可以想见留给文学阅读的时间就更少了。除了外部环境的冲击，出版行业的内部竞争也日益激烈。许多优秀的民营出版机构迅速崛起，有实力的下游渠道商也将业务向内容资源延伸，他们不但与我们竞争优秀的本土原创选题、优质的引进版选题，对我们既有的选题资源，也时刻虎视眈眈。

面对这样的出版环境，我们该如何坚守出版品质；如何实现新的增长，这几年人文社一直在积极探索，寻找路径。

第一，在思想上，要始终坚持导向意识，弘扬时代精神；在内容上，要坚守价值品质，打造精品读物。作为文化的把关人，我们首先要站稳立场，在政治、审美等原则问题上绝不能出错，并应该起到积极的引领作用。人文社从王树增的战争系列作品、红色经典读物《红星照耀中国》，到《天开海岳：走近港珠澳大桥》，再到今年策划的“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书系”等，一直以来，出版了许多传承中国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反映新时代主旋律的优秀主题作品。这是我们作为国家级出版社义不容辞的责任，也是我们持续发展的根本前提。同时，对人文社而言，质量是我们的生命线。人文社社长臧永清坚信：“只有思想精深、艺术精湛，讲品位、讲格调的作品才会最终沉淀下来，成为读者和历史的选择。”而出版物的品质和编校人员的职业素养与专业水平是密不可分的。编辑的精准判断可以从稿件源头筛选掉平庸选题，从而提高生产效率，避免资源浪费。编辑的审稿加工能力可以直接提高作品质量。人文社有一个传统，所有新入职的年轻编辑必须在校对部门实习3—6个月，期间不断磨练其责任意识、业务技能，通过考核才能正式走上编辑岗位。当然这只是开始，编辑的学习是持续的，要不断修炼内功，自觉增强“脚力、眼力、脑力、笔力”，才能为读者提供更高品质的精神文化产品。

第二，立足现实主义原创精品，吸纳顶级类型文学，不断拓展完善图书选题结构。关注社会现实，讲好中国故事，发掘反映人文精神和时代风貌的现实主义文学力作，一直都是人文社的出版重点。我社出版的纯文学原创精品，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高度。今年入围茅盾文学奖前十的作品中，有四部来自人文社，包括徐怀中的《牵风记》、李洱的《应物兄》、叶兆言的《刻骨铭心》和葛亮的《北鸢》，最终前两部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未来我们将继续巩固和提升在这一领域的优势地位。同时，我们也清楚地认识到，在今天的出版环境下，纯文学的读者市场是有限的，要想持续增长，我们必须拓宽出版边界。根据之前提到的调查显示，我国国民的阅读行为已呈现出明显的娱乐化倾向。因此近几年我们出版了一些在口碑和经济效益方面都有不俗表现的顶级类型文学产品，如江南的《九州缥缈录》、猫腻的《择天记》等，其中《九州缥缈录》的销量已超过百万。同时，在科幻文学和散杂文非虚构领域也推出了不少精品，如鲁奖作者王十月的长篇科幻《如果末日无期》、冯骥才先生的散文精选集《世间生活》等。另外，我们以文学为基础，也将产品线向文化类图书延伸，出版了如高洪雷的《楼兰啊，楼兰》、祝勇的故宫系列等一批既具文化价值，又有较高文学性的优质作品。在倡导“全民阅读”，提升人文精神追求方面，人文社又打造了如《朗读者》《谢谢了，我的家》等文化传承类节目同名图书。可以说在这些领域的拓展，不但丰富了我社的选题结构，也为我们实现了新的增长。

第三，加大对优质选题资源的多层次开发，注重图书产品形式创新，以满足读者的不同需求。人文社有很多优质资源是前辈留给我们的财富，但如何让它发挥出更大的价值，需要我们持续探索。这里有一个出发点，即读者意识。我们不断在思考，自己的产品是否已经满足了不同读者的不同需要。基于此，我社策划了“四大名著”珍藏版、大字版，“哈利·波特”中英文对照版、二十卷本系列，外国文学名著新网格本系列等产品，对人文社既有优质资源做了更全面地开发。同时我们意识到，当下读者购买纸书已不仅仅为了满足一般的阅读需要，有时会追求更高层次的收藏或社交需求，因此我们也在图书形式上做了创新尝试。如我社策划的《狄更斯的圣诞故事》礼盒系列图书，将经典的文本以礼盒的概念重新包装，不仅让读者眼前一亮，也充分满足了其在节日的社交需要。另外，众所周知，我社的外国文学名著名译图书，品质精良，但多以丛书形式出现。去年起我们从中选了一些经典常销品种单独推出，做了更新颖、更个性的设计，如新版的《飞鸟集·园丁集》等，以抓住新一代年轻读者，使我们的产品从内容到外观都能从同类图书中脱颖而出。这一尝试在渠道方面得到了很好的反馈，很多书店主动为我们的新书码堆，提高了书的上架率。我们相信如果能做好这些单行本，未来将释放出巨大的产能。

第四，配合图书选题，开发文创产品，丰富品牌文化，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近几年，如果说出版行业正处在盘整和瓶颈期的话，那么文创行业可谓蓬勃兴起，给整个文化产业注入了新的活力。故宫博物院前院长单霁翔在一次采访中表示，故宫文创的营业额主管单位不让说，怕别的博物馆压力太大，“我们只能说前年（2017年）营业额有15个亿。”这句话一时成为网络热点，也可见其中的市场潜力。实际上，很多民营出版文化机构已经率先进入了这一领域，如单向街、豆瓣等都以其特色品牌产品，在市场中占有了一席之地。顺应这一趋势，我社于今年成立了文创部，基于人文社品牌资源和图书产品大力开发周边文创。自4月23日上线第一款产品“莎士比亚·汤显祖”帆布包以来，共开发了十多种产品，营业额突破两百万。其中基于《老人与海》一书开发“海明威诞辰120周年纪念礼盒”在一条众筹上线后，一小时就完成了10万的众筹目标，最终在25天的时间里以73.5万的成绩收官。这一产品的成功体现了经典文化加创意设计为出版提供的更多可能。我们认为，“文创”，“文”在前，“创”在后，只有基于文化的创造，才能有持久的生命力。人文社开发文创，将不仅仅是给我社带来经济效益的增长，而且对整个品牌的文化价值输出有着积极的影响。

最后，我想分享的是，台湾知名出版人陈颖青曾表达，“如果把理想经营成仅供凭吊的‘文人事业’，其实才是对理想最大的辜负”。今天我们谈出版人的“初心和使命”，一方面是要坚定出版理想；更重要的是在工作实践中提升自我、完成使命，从而为出版社、“中版集团”，乃至整个行业的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