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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亲历者 战争的活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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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亲的军装》

徐成沄 述 徐子建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对文学创作而言,历史是人类经验的开阔地,那里有野蛮,有错误,有罪行,更有意志、勇气和智慧。凭借这些不绝望、不幻灭的积极价值,那些无法逃脱大历史的小人物,才能够在历史的坐标系中建立自己的坐标,赋予生命和信仰更丰富的含义。而所谓“历史是生活的导师”(西塞罗语),也是指后世不断从历史中汲取这些理性向前的力量。否则,历史越长,人类背负的经验越多,悲观和虚无越容易占据人的心灵。从这个意义上说,所有的历史叙事,本质上都是积极的。

之所以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读了《父亲的军装》这本书,也是因为书中诸多此类个人史在回应历史之恶的时刻,在沉迷苦难和面向未来的选择中,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后者。我以为,这是奥斯维辛之后,“诗的道德”。

作为一部“非虚构”作品,《父亲的军装》张扬自己“道德”的方式是朴实和严谨的。既然不是专业作家,就索性老老实实地按照人物的经历讲故事,本本分分地把握历史决定命运的微妙时刻,把自己从阅读、采访、记录、查阅档案,甚至个人阅历中获取的世事洞明和人情练达,投注到每一段文字中,讲述父亲的戎马生涯和传奇经历。如果说文学是作家捕捉世界、重现记忆的途径,那么《父亲的军装》采取的是一种最为务实的态度。显然,这也是一本个人史面对大历史和大现实的态度,是所有通过个人为时代立传的作品应该有的态度。有价值的个人史一定是历史观和文学观交相辉映的。

书中的主角徐成沄,是作者徐子建的爸爸,现年103岁,职业是军医。徐成沄出身湖南湘潭的买办家庭,上过初中,学过中医,再加上家中族侄徐旨乾曾参加辛亥革命首义,在国民党军中资历老、威望高,对他帮衬有加,所以他能在家道中落之后,得到去湖南保安团谋生的机会,也能够有机会上军医学校,直至成为国民党部队的上校军医。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之后,父亲徐成沄随部队转战淞沪战场,参加乍浦反登陆、萧山撤守、兰溪鏖战等战役,救治伤员无数,自己也九死一生。战争激发的家国情怀在一个普通中国青年心中慢慢扩展开来,和战场上的生离死别、命悬一线、前途未卜一起,铸就一个国民党军医复杂的内心世界。这个世界里有医者仁心,有趋利避害的政治嗅觉,有与生俱来的人际智慧,有国民党等级关系造就的职场法则,还有特殊的英雄主义和男儿责任担当。书中用很多细节写到了这些方面,让人体会战场中的日常和特殊历史中人的生存状态。

解放战争爆发不久,父亲在定陶被俘,成为共产党军医,参加了挺进大别山的战斗,救治过陈彪政委,也给刘伯承治过眼睛。

父亲和千千万万的抗战老兵一样,不管外部条件如何,不管身上的军装是何种质地、什么颜色,都曾认认真真描画着自己的人生轨迹,对未来充满希望,对前途抱有信心。然而,如果不是这本书,这轨迹会被历史的大手笔轻松覆盖。君不见,在无数的战史和名人回忆录中,青年只是数字,军人只是番号。在“伤亡大半”“全部壮烈牺牲”的概括中,我们无从了解“这一个”的跌宕起伏和喜怒哀乐,也无从了解信仰的力量如何让一个人从被动接纳到主动投身。1949年6月,父亲加入中国共产党。1950年2月,父亲随重庆军管会的使命完成而脱下军装,也结束了个人18年的军旅生涯。2015年,父亲获颁纪念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的金质奖章。2019年,这本书出版之后,103岁的他特意录制了宣传视频,不仅能清晰讲述70多年前在战场上与日本兵面对面搏杀的细节,还能脱口背出十八大精神和“四个意识”。

作者在后记中说:“老父一生并不容易,和平时期也是谨言慎行,这当然与他抗战时任职国民党军医有关。在我还是国企的车间主任时,他就告诫我说:‘要尊重上级,组织部来个年轻干事,你要先跟他打招呼。’他说自己参加革命后,没犯过政治错误,也没处分过任何人。”

米兰·昆德拉说,回忆是依稀的微光。这微光抚慰旧日伤痛,也抚慰来路那些不笃定的迷茫。当然,这微光更给阅读这些回忆的人更多的启发和猜想:微光照亮之外,毕竟还有历史那些难以言诠、难以捉摸的幽暗处,人性那些难以推敲、难以论定的复杂处,毕竟还有某些阶段的历史叙事“宜粗不宜细”的含混处。如此说来,即便是徐成沄这种历史的见证者和战争的活化石,即便是《父亲的军装》这种“幸存者回忆录”式的书,也无法尽言历史的波谲云诡和人性的幽微曲折。如此说来,所有的历史,所有的往事,在被文字捕捉的时候,都有了“微光”的意义。

有意味的是,这一本以父亲为主角的书,并不只是对应历史的坐标系,它还对应家庭的坐标系。父亲的家族中,有燕京大学的新青年,有留守家乡的少爷,抗战爆发后,11个人走上战场。1949年之后,有人留在大陆,有人去了台湾。书中写到身在台湾的堂姐夫的回忆,也写到官至国民党陆军中将的徐旨乾的回忆。历史和命运在这个分界线上,显示了意味深长的一面。

而关于父母的小家庭,母亲出场虽然不多,但每一处都让人心生叹息。母亲的家族也不小,两个人结识既有旧家庭媒妁之言的传统,又有个人的选择。抗战中,父亲随战场辗转,母亲也一路作为军属追随。然而,1946年的永丰一别,父亲再也没有回家。那一年作者徐子建只有一岁。

30年后,父子重逢。60年后,父亲才肯开口讲述自己在国民党部队的经历。而直到写这本书,作者才知道,在自己之前,母亲曾先后在战乱中失去一儿一女,她承受着常人难以忍受的伤痛,却从未对一直相依为命的儿子说过只言片语。等到他通过查母亲的档案了解这一切的时候,母亲已经去世多年了……不只是历史被回忆照出更多的无解幽暗,家庭和命运亦是如此。

极为难得的是,作为一部家族史,一部记录亲生父亲“丰功伟业”的书,作者的态度始终是冷静、节制和严谨的。他几乎是本能地没有犯家族史书写者最容易犯的“难唯实,易唯情”的毛病。这自然跟作者的年龄、阅历有关,但父子之间没有日常矛盾而有历史隔阂的亲情血缘,恐怕也是成就这本书的原因之一。历史给父子造成的“陌生化”,反而让儿子有了“再认识”父亲的历史距离和美学惊喜,由此这本书才能够做到有情而不滥情,尊重而不偏重。

其实,历史会教人记住,也会教人放下,因为人不仅是历史坐标中的点和线,他还是坐标和参照物本身,是万物的尺度。

责任编辑: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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