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元代文学正名

《元代文学通论》，查洪德著，东方出版中心2019年12月第一版，258.00元

查洪德教授新著《元代文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是一部超过100万字的厚重学术著作，是元代文学研究领域的最新重要创获。查教授眼光堪称独到，屡见人之所未见，发人之所未发，《通论》中众多结论与目前通行观点大不相同，甚至有截然相反之处，势必会对今后的元代文学教学与研究产生重大影响。

众所周知，当下高等院校惯常以朝代为线索进行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元代文学要么与宋代文学并称宋元文学，要么与明清文学放在一起合称元明清文学。但无论是哪一种组合方式，元代文学均被视为边缘而存在：高潮的余绪或繁荣的铺垫。此外，元代文学无论在文学史的撰写还是在教学过程中多被删繁就简地只剩下元杂剧，元代诗文及散曲多被一笔带过；元代文学研究多年来也呈现出杂剧研究一枝独秀的状态。这固然与元代存在时间不长有关，但更与长久以来形成的偏见密切相关。

查洪德教授深耕于元代文学研究30余年，成果卓著，向来为学界所重。《通论》既是他多年来研究元代文学的心得之论，也是对目前学界重新发掘、认识及研究元代文学的极好呼吁。以下试从三个方面介绍《通论》对元代文学研究的贡献。管窥锥指，未必尽当，仅供读者参考。

仅以社会环境而论，以往元代文学史多强调民族压迫、儒生不幸遭际等元代迥异于其他汉族政权朝代的特征——这种提法本身或许并无过错，但编撰者站在汉族本位的出发点也是显而易见的。《通论》一改以往的论调，从元人奏章与大量材料出发，认为元代文化精神的最大特点是“大”：气象宏大、大气包容、大而疏略。虽然多种文化在元代有冲突，但主导方面是和谐。“在元代独特的文化精神下，作家们有着有别于前代的人生价值观，也获得了中国文人从来没有过的思想和创作自由，以及观察认识问题的多元视角。蒙古族统治者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弱化，使得元代社会在思维和行为方面显现出很多与其他朝代不同的特点：汉民族恋土意识与蒙古、色目人游牧、行商的旅居习俗相互影响；传统的国家概念与游牧民族相互影响形成的大国观念并由此形成文人的大国意识；一元独尊与道德观念淡化，多元信仰、多元价值观的形成，以及汉族文人在此文化精神环境中的心灵苦闷和对人生价值的重新发现与认识。”这些结论既发人深省，又让人耳目一新。以往的研究者也许并非没有发现这些特征，但可能在成说、定论前犹豫动摇并最终放弃。查教授敢于求真纠偏，既来源于他宏阔的考察视角、扎实的文献功底，也得益于他坚守学术本真的勇气。

《通论》认为元代社会最大的特征是“宽”与“乱”。上层统治的松与乱，礼仪大防的松动都是普遍的社会现象。因而，男女自行择偶甚至私奔的情况时时发生。这样我们就可以很好地理解包括《西厢记》《墙头马上》《东墙记》在内的很多作品中所写的男女私情，由偷情开始而最终结合等内容。

《通论》指出元代共有的文学主题是“厌乱思治”。从这个主题出发，我们不难对目前通行的很多观点有本能的怀疑。比如一直流行的元杂剧反传统、反道德的说法。《通论》从社会现象出发，强调社会失序与道德失范。并且最终又回归到文学本位：“文章要服务于当时的社会与道德重建，文人们就必须具有强烈的使命意识，文风也就重实尚用。在这种观念指导下，元初文论家对凡有违世用的为文倾向，都是反对和批判的。”

这种宏阔的视角不仅仅体现在整部书的设计上，即便深入到某些微观文学现象的考察中时，我们也能感受其带来的益处。如元代传记类文章的传奇性这一节。以往我们讨论宋濂《秦士录》时，往往把邓弼的传奇色彩视为宋濂的写作笔法，而《通论》指出元代文学传记类文章传奇性的整体特点，就会让我们观察的视角从这一个单篇迅速扩展到那个时代。

宏阔的视角

虽然书名为文学通论，但在实际构思与写作时，查教授注重将文学与文化、文学与思想结合起来进行考察与阐述。在充分考察元代文学发展的社会环境、文化精神、文与道关系、区域学术精神等方面的基础上，结合元代文学创作的实绩，最终又回归文学本位。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通论》即是这种理想模式的一种尝试，既脱离了从单部作品、具体个人出发的狭隘和片面，又与远离文本单纯谈论世风、思想文化的隔膜完全不同。所有的判断与论述，既来源于对文本的切实阐释，又基于对社会整体观照之后的客观评价。

新颖的体例

通行文学史一般的做法是：先有绪论，然后以作家或作品为线索分章节进行论述。《通论》则完全打破了这种通行体例，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微观、中观与宏观的结合，也体现了作者的学术思考与研究个性。全书气势宏伟，分为上中下三册。上册为“总论”，以往的文学史论著，总论亦属不可或缺的部分，但囿于篇幅，总体上多流于泛泛之论。查著完全不同，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分别从社会发展、文化精神、厌乱思治的共有主题、文与道一，把元代前中期文坛的特点归纳为多源归一，把后期文坛的特点归纳为多元竞胜，依照详实的考辨把元代区域学术精神和文坛风貌归纳为：前期南北抗衡、中期东西竞胜、后期吴越对峙。这样就给读者呈现了一幅既立体又深刻鲜活的画面。

中册为“文坛特征风气论”：在特征论方面，作者归纳了文倡于下、雅俗分流和华夷一体三个特点；又分别用了游历之风、隐逸之风、雅集之风、题画之分和赏曲之风概括了元代文坛的风气，并由此归纳出“海宇混一”鼓舞下的元代盛世文风。元代疆域广大，国力强盛，生活在这样的时代，使得文人确有一种自然生发的盛世之感，这种盛世之感与唐宋明清等由皇帝推动不一样，没有高压之惧，没有势利之思，因而也尤其值得重视。《通论》这种由作品的共性与作家群体的旨趣而归纳推演的文坛风气，既新颖又明晰，且说服力强。

下册为“体派综论”，从传统雅文学的诗文入手，从“元诗四大家”看待“治世之音”，也看到了传记类文章的传奇性，作者一反传统认识中元代曲家反社会、反传统的说法，认为他们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士人品格，在杂剧中也主要体现着担当精神。杂剧作家试图通过刺世之笔促进社会重建。从传统的文论概念出发，作者提炼了元代散曲的“野逸”之趣。又通过多达四章的方式详细考辨了“从苏门学派到中州文派”“姚门文章家群的人格与文品”“从金华之学到金华之文”“刘辰翁与庐陵文派”，这就直接把元代文坛的起承转合清晰交代了出来。

上中下三册既构成一个通而有序的整体，又各自自成系统，且颇具可读性，反映了作者对元代文学个体、局部与整体的内在观照。这种观照既关注到了元代文坛的重点文人或经典作品，同时又打破了文体、地域和时间的界限，让读者在整体中感受个体的诉求，又在个体中牢记整体的风貌。堪称体例新颖，构思精巧。

全新的观点

《通论》中开宗明义地指出元代文学研究中突出的“三大遮蔽”：源自古代“华夷之辨”观念的遮蔽，源自“一代又一代之文学”观念的遮蔽，源自阶级性、人民性的评价标准（重政教功用、重道德评价在特殊时期的特殊表现）的遮蔽。源于此，作者处处力图避免和破解罗根泽先生所提“意识的隐藏”，因而使得全书新见跌出，发人深省又令人信服。择其要者概括如下：

发现了“文倡于下”的总体特征：“文坛领袖多在野；文学活动多民间自发。”这是以往研究没有涉及，也没有认识到的。这种特点也使得元代文学的创作呈现出其他时代所没有的轻松与活跃。自由独立的精神在明代初期被扼杀，则是明显的历史事实。

《通论》中有很多值得关注的元素，比如谈到元代诗歌：“元代诗人几乎没有前代诗人那样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诗中也少有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和对人生问题的深邃思考。这都使得元诗似乎不及唐宋诗。但诗歌没有政治意图的助推，也就摆脱了政治的桎梏。元代诗歌与以前诗歌相比，最大的不同在于回归诗人本身：诗歌成为文人生活的一部分，写诗不是为了给人看，只是自我情感以及朋友交往的需要……”

 “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观念

对文学史著作的编写、文学史教学课时的安排、文学爱好者对文学图景的构造都有非常明显的影响。时至今日，我们对元代文学的认识依然停留在“唐诗宋词元曲”的阶段，对元代的其他文学样式或忽略不计，或几近于全盘否定。事实上，元代传统诗文才是构成元代文学最重要的根基。《通论》以详实的考辨、精当的叙述正本清源。其“雅俗作家队伍之关系”中提到，“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收元代作家763人。这763位作家，以人为本位统计他们从事不同文体创作的情况是：只从事诗文（词赋）创作的617人（约占总数的81%），只从事戏曲创作的48人（约占总数的6.3%），只从事散曲创作的仅有7人。兼写诗文和散曲的40人，兼写戏曲与散曲的39人……以文体为本位统计，从事各种文体创作的作家数量是：诗文作家667人，杂剧作家96人，散曲作家94人。”有理有据，令人信服。具体结论方面的颠覆有：

20世纪的元曲研究，对元曲家的定性是“浪子文人”“市井文人”，认为他们丧失了士人的社会责任感和担当精神。很多人以关汉卿自述《南吕·一枝花》《不伏老》为例力证其“浪子文人”的本色，这点通过各类文学史的广泛传播而成为关汉卿最突出的标签。《通论》旗帜鲜明地反对这种结论，“在元人和明清人眼里，他是名宦、士、士大夫。元人熊自得所著《析津志》将关汉卿列入《名宦传》”，而浪子与市井文人是没有资格进入《名宦传》的。针对《不伏老》是否为自述的问题，《通论》指出：“早期的曲和早期的词一样，大多是写给歌妓伶人唱的，不是自我抒情言志之作。就像杜仁杰的《庄家不识勾栏》中的叙事主体显然不是杜仁杰，姚守中《牛诉冤》言说者不可能是作者本人一样，《不伏老》的叙事主体也不应该是关汉卿。”

《窦娥冤》《西厢记》等惯常被标举为“反封建”代表的剧作，如认为“中国封建社会的黑暗制度，使广大人民群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反映这一社会现实，抨击黑暗，同情人民，赞美反抗，正是关汉卿剧作的重要主题，而《窦娥冤》则是表现这一主题的最优秀的代表作”（郭预衡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675页）。《通论》完全不同意这类判断。

此外如所谓张炎、王沂孙、刘辰翁等人的朝代归属问题，元代遗民问题等均特别值得关注。诸如此类精彩又令人耳目一新的判断还有很多，不一一指出。

当然，笔者对下册的体例有一定的疑惑之处，比如第二十二章写的是元曲家的士人品格和杂剧中体现的担当精神，与接下来的两章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一些重合之处。略显遗憾的是，元代的说唱文学非常发达，至少如元代至正年间刊刻的《三国志平话》等作品应该被纳入考察的视野，不知何故被作者略去。此外，作者提出“在宋金、宋元对峙时期，凡从敌方逃归的人，宋人都不信任。辛弃疾南归后的遭遇，文天祥被俘逃脱后的遭遇，都是非常典型的”。其实，南宋臣僚对辛弃疾的弹劾奏章中，多指摘其贪、虐之类，对其归正身份鲜有指涉，辛弃疾词作中所表述之不得志，是中兴时代文人之常调常态，如陆游、陈亮、杨万里、朱熹等地道的南宋臣民，也多在文学作品或书信题跋中吟发才不尽用、怀才不遇之叹。但白璧微瑕，这些不能影响到《通论》的整体术水平。

清末人曾廉考察元代文人行迹后认为“元时人士皆竞于文学而不竞于禄仕”，这个特点确实与其他朝代迥异。文学史的考察，我们既不可辜负那个风格鲜明的时代，更不应该漠视那个时代“竞于文学”且取得不俗成就的元代文人。查洪德教授的这部大著便是我们深入认识元代文学的最佳“引路人”。如查教授在绪论中所言：“本书是对通观性元代文学研究的一个尝试。得出的认识，已不同于以往的元代文学研究。这一研究要讨论的问题还很多，研究潜力还很大。我们期待着研究进一步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