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理者、出版者、读者共推古籍事业前进

人民文学出版社从1951年建社伊始，以“古今中外，提高为主”为出版宗旨，在古典文学出版方面，出版古籍整理、经典影印和文学选注读本等，深耕细作，出版了大量优秀古籍图书。近十年来已出版的重大成果有：《杜甫全集校注》12册、《明清戏曲序跋纂笺》12册、《清代诗人别集丛刊》第一辑，《俞樾诗文集》7册、“中华传统价值观丛书”8种、“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典藏”等。

古籍整理与出版，是个极其专业的行当，其受众面一般较为窄小，但是它对整理者、编辑的知识面要求却极其宽广。从经济角度讲，是投入大，产出少。但它与科技一样，是高精尖，是文化的引领者，技术的先进者，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文明的尺度。因此，古籍整理出版要紧抓、要抓好。

近10年来，我国古籍整理出版成绩显著，组织资助了大批古籍整理项目，组织研制面向大众的大型古籍数据库，开展了一定规模的人才培训。同时面临一些问题，包括古籍整理人才、古籍编辑人才匮乏，古籍整理成果质量下滑严重，新媒体时代相关批评越来越尖锐等。

今年4月，中办、国办印发了《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各个层面都进行了认真学习，切实加强对古籍整理出版的重视和支持，对于古籍整理出版是巨大的鼓舞。

目前，人民文学出版社在古籍整理方面的选题资源较为丰富，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因项目难度及人手有限，项目完成率不够理想；在古今中外多个板块发力，古籍出版规模尚不足以独立构成大型数据库，数字化规模较小；古典编辑室多名编辑入职时间较短，工作经验尚不足；古籍整理的宣传做得还不充分。针对以上情况，我社调整了思路，着手推进工作。

一是放缓古籍整理开发的节奏，优化选题，往精细化方向转化。二是我社数字出版与科技部针对古籍项目的具体情况，小单元推送电子书，实现拓展盈利。三是加强年轻编辑的培养，老编辑以具体项目的实施进行精心指导，传授经验与技巧，指点规律和盲区，培养年轻编辑选稿、审稿能力，切实引领他们在古籍整理编辑方面日益成熟。以培养一批古籍出版骨干为目标，做到文化的薪火安全传递。四是在古籍宣传上，加强传统书评优势，并借助新媒体，举办经典共读、专题直播，发挥社内社外宣传资源，持续开展古籍图书的营销活动，增加读者对古籍的了解和认可，不断扩大文化的受众面。

为推进新时代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发展，个人有如下几点思考。

在人才培养和梯队建设上，无论是国家层面还是出版单位层面，应该制订人才培养的短期规划和长期规划，不要“赶鸭子上架”，立刻要求产生效益。目前，一些大学开办了编辑专业，应加强学校编辑学习与出版社编辑实践的对接，加大实习力度，使学生所学的编辑知识落实到具体的编辑工作中，反作用于课堂学习，联合培养务实的编辑后备人才。

在古籍项目实施上，应主张减量增质，大小项目搭配。古籍整理细分起来，仍有许多具体的专业划分，要尽量避免非专业出版社和编辑承担专业项目。古籍整理出版项目资助的范围，过去限制在辛亥革命之前。文化具有延宕性，民国期间，仍有用标准的文言文撰写的优秀诗文，亦当纳入古籍资助的范围。古籍整理包括对古籍的点校、辑佚等，也包括精选今注，后者优秀成果亦当多加鼓励，纳入资助范围。

在古籍项目管理上，应进一步加强质量监管，确保古籍整理的质量。同时，古籍整理存在特殊性，限于整理者及编辑的能力，会存在一些遗留问题——这也是古代做整理同样存在问题的根本原因，因此，承认古籍整理存在不足的客观性，鼓励健康批评，整理者、出版者、读者一同推动古籍事业的稳步前进，才是正途。古籍整理涉及文字的使用问题，规定文字规范化使用，思路是对的，但是如果在古籍整理上一定执行一个所谓的“标准”，可能目前尚不成熟。因为对于古籍用字的研究讨论现在很不充分，对于许多文字的理解还很不到位。因此，对于古籍用字，可以采取建议用字，引导使用，不可硬性要求。

这些年来，古籍研究渐益深入，其中一些认识值得认真提炼、总结，有利于古籍整理出版的深入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