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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110周年|专业引领 夯实古籍学术出版“领头羊”地位

1958年,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中华书局被指定为该小组的办事机构。秉承“弘扬传统,服务学术”的宗旨,中华书局持续打造品牌和核心竞争力,逐步发展成为国内古籍整理与学术著作出版重镇。

近十年来,中华书局根据实际发展情况,对原来的“古籍学术出版中心”作多次调整,形成“古籍整理出版中心”和“学术著作出版中心”双峰并峙的发展格局。在保持原有品牌优势的基础上,古籍、学术两大板块不断提升影响力和创造力,同时还在思考着一个共同课题:走过110年的辉煌历程,行业“领头羊”中华书局在新时代应如何践行使命任务,做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古籍出版 / 抓好两条主线和一项工程

为提高扁平化管理水平,中华书局在最新的内部机构改革中,取消了“古籍整理出版中心”层级,将中心原有的文学编辑室、历史编辑室(二十四史修订办公室)、哲学编辑室、语言文字编辑室转为直属编辑室。无论是从出版品种还是发货规模来说,四个编辑室近年来都保持着稳定持续的增长。尤其是2020~2021年,在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冲击的情况下,中心的年发货码洋仍超过2亿,占整个中华书局总码洋的三分之一,核心地位不可动摇。

着眼基本典籍和重大项目

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靠什么在业界站稳脚跟?毫无疑问,靠产品。近十年,古籍中心的四个编辑室均打造了极具影响力的产品线。文学编辑室有集成《全唐诗》《全宋词》等书的总集系列、以唐宋别集为骨干的“中国古典文学基本丛书”;历史编辑室有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中国史学基本典籍丛刊”;哲学编辑室有“中国古典名著译注丛书”“新编诸子集成续编”;语言文字编辑室有“中国古代语言学基本典籍丛书”和“古代方言文献丛刊”,等等。古籍中心每年都有重磅原创产品面市,填补各领域空白。中华书局是为数不多的连续5届蝉联中国出版政府奖正奖的出版单位,所得成绩在业界有目共睹,而这些获奖图书多来自古籍中心。

据中华书局副总编辑张继海介绍,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书局古籍中心的工作主要围绕两条主线开展——基本典籍和重大项目。在基本典籍上,中华书局着重开发知名度高的、有历史定评的、具有公认历史地位和文化价值的作品。编辑不能坐等学者把研究成果送上门,而是要主动地去沟通作品方向,引导他们为读者提炼出基本典籍里最核心、最关键的内容。在重大项目上,中华书局古籍中心承担着两个重大的委托项目,一是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二是《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古籍整理出版补贴项目等。

一系列大部头精品丛书的出版产生了强大的聚合效应,让中华书局获得了市场和口碑的双丰收,取得了显著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也进一步稳固了中华书局古籍整理出版的“头部”地位。

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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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自2007年启动以来,受到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是近十余年来中华书局备受瞩目的核心任务。2013年修订工作的首部成果——《史记》修订本上市后,赢得了海内外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好评,也获得了良好的市场反馈。截至2022年,该书精装本重印8次,累计印数5.7万册,平装本重印9次,累计印数9.3万册。自2013年以来,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已经出版11个品种,提高了原点校本的学术质量,其中《史记》《辽史》获得中国出版政府奖图书奖提名奖。

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本是新时代对基本古籍深度整理的典范,也是中华书局维护品牌、与时俱进的有力举措,其意义之重大不言而喻。通过修订工程,最新最前沿的学术研究成果得以呈现,中华书局与学界的关系更加密切,同时锻炼了编辑队伍,可以让编辑在最严格、规范的古籍整理工作中提升综合能力。

如此浩荡的修订工程,推进中所遇到的困难不胜枚举。“前期要找到合适的修订主持人和项目承担单位,综合评估治学特点和学术力量,在磨合修订方案、讨论体例上投入了大量精力。”张继海表示,修订过程中最困难的在于和主持人讨论技术问题。专家对史料很熟,但可能没有文献学的概念,校勘规范有所欠缺,这就会导致双方在尺度、观念等问题上产生分歧,需要不断进行沟通磨合。

据悉,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本计划于2027年全部完成出版,中华书局正全力朝着这个目标努力,继续根据每部书的工作量和目前进度排出任务表,严格按照计划的时间段,有节奏地推进出版工作。《周书》最近将和读者见面,《北齐书》《晋书》也有望于明年出版。

正如中华书局历史编辑室副主任胡珂所感慨的:“百年局庆时我还是个入职不足一年的新员工。我感觉到,10年对于我们古籍整理事业来说只是很短暂的一瞬,很多重要的工作需要一代一代编辑接力完成。”点校本“二十四史”及《清史稿》修订工程时间跨度之长、任务之艰巨、成果之丰硕在业内首屈一指,相信这一工程的完成将对中华书局、对整个古籍整理出版界都会产生巨大的积极影响。

创新出版首先要走出思维定式

今年4月,《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印发后,全国古籍专业出版社第一时间学习贯彻文件精神,抓紧吃透落实。谈到中华书局“再向前一步”的关键点,张继海认为,主要有两点需要突破:一是开拓选题的魄力不够,二是产品形式比较单一。而这两个问题可以归于一个原因,就是因袭因循太多。

对于古籍中心创新劲头不足的现状,张继海有些担忧。“现在编辑室还是文学、历史、哲学、语言的组织架构,编辑也大多是名牌院校毕业的,大家做书总容易陷入专业思维,而不是放在大的传统文化概念里。比如,一些生活、艺术、自然科学类的选题没人做。就拿《山海经》来说,反而是让基础中心的‘中华经典藏书’先做了。再说到装帧,好像不是点校的书,一些古籍编辑就对产品呈现形式没有了概念,甚至有些茫然。我们经常提醒专业读者的群体太小,要突破出去,找到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做出规模、做出体量,现在看来这段路还很长。”

人才是古籍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中提到,要强化人才队伍建设,强化古籍人才培训。中华书局在新人培养上,除了常规的培训、轮岗,还有为期一年的新员工导师制,近年来为了把关内容质量,更加重视“传帮带”作用。尤其是新人入职的半年到一年间,在养成工作习惯的关键时期,要及时纠正不良的工作习惯。在部门主任没有精力的情况下,有经验的老编辑会充分发挥作用,让新人遇到问题时能随时交流,及时得到指导。据悉,未来还要在梯队建设上发力,优化年龄结构,完善专业结构,为古籍出版的可持续发展储备人才。

新时代古籍出版再上新台阶

展望下一个十年,中华书局文史哲语四个编辑室负责人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守正出新、固本破圈”,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传播做出更多贡献。

集部整理进入“深水区”,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副主任刘明一直在寻找几个问题的解决之道,比如,顶级作家作品的整理如何后出转精?次级作家作品的整理边际何在?旧有品种如何在学术新范式的要求下改造升级?如何推进选题多元化的探索?如何平衡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除了尽快推进点校本“二十四史”修订工程之外,历史编辑室还有很多重要史部典籍计划推出,包括标点本《资治通鉴》修订、《三朝北盟会编校证》、《新辑宋会要》等。胡珂说,部门会继续推进中国古代史部典籍的深度整理,切实为中国文史学术研究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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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书局哲学编辑室主任朱立峰表示,一方面要持续策划核心典籍,壮大“基本书”建设,全力推进《中华大藏经(汉文部分)·续编)》有序出版;另一方面要策划更多科技、医药、艺术类古籍整理项目,争取形成产品线,塑造新品牌。

语言文字编辑室是起步最晚、积累最少的,所以工作重心仍放在传统语言文字学基本典籍的系统整理出版上。该编辑室副主任张可认为,还要再思考新技术对于深化内容传播和优化阅读体验的作用,加强内容视听化、检索便捷化的探索。

作为分管四个编辑室工作的负责人,张继海展望书局的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时,选择了两个关键词。一个是“薪火相传”——古籍整理和中华书局的出版事业一样,要一代接着一代干。接力棒传到了我们这代人手里,我们就有责任把这块牌子擦得更亮,把前辈们留下的基业发扬光大。另一个是“顶天立地”——“顶天”是说作为“出版国家队”的一员,要坚持正确的出版导向,发挥宣传思想文化主阵地应有的作用;“立地”是指接地气,做书要真正了解读者阅读需求,及时追踪市场动态并快速反应,寻找更广泛的读者,这样才能让传统文化走向更广阔的天地。

学术出版 / 板块独立,扩大品牌影响力

学术出版一直是中华书局的优势品牌。早在20年前,中华书局转企改制后重新起航,直面市场经济大潮,筹划二十世纪学术总结文献的出版,推出《岑仲勉著作集》《黄侃文集》《孟森著作集》《顾颉刚全集》等现当代学术大师和重要学者的文集,以及《兵以诈立》《服周之冕》《陶渊明影像》等优秀人文社科学术著作。

梳理中华书局近十年发展历程,有一个趋势不得不关注,那就是学术出版的逐步独立。2011年底,在古籍学术出版中心下设立了学术著作编辑室,但人员、规模还比较小,中心其他以古籍为主业的各编辑室,也同时做着学术出版。2013年,针对学术撰著与出版日渐繁荣的趋势,为做好学术服务工作,书局成立独立建制的学术著作出版中心。2017~2018年又将全部学术著作类选题的维护与发展收归“学术著作出版中心”旗下,形成了与“古籍整理出版中心”双峰并峙的局面,编辑力量进一步扩大,专心做好学术板块的规划与出版。

原创 高端 精品 使命

近十年,中华书局的学术出版主要围绕三个主战场来耕耘。

一是关注学界研究热点,做好学术服务工作。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前沿、代表相关学科领域最高水准的学术力作方面,相继推出《明代词学通论》《古汉字发展论》《王国维词学与学缘研究》《中国古代戏曲理论史通论》《中国古代契约发展简史》《元代文人群体的地理分布与文学格局》等。

二是继续既有战略,不断推出高质量、高水准的总结性大家作品,这一时期《王力全集》《孙楷第文集》《罗宗强文集》《项楚学术文集》《孙昌武文集》《徐旭生文集》《启功丛稿》等相继问世。

三是成规模地推出一系列精品学术专著,如以《陈寅恪先生年谱长编》为代表的“年谱长编系列”、以《郑天挺西南联大日记》为代表的“近代学人日记系列”等,并形成了具有重要学术影响力的单品,比如《中国古代物质文化》《明清社会史论》《从考古看中国》《中华礼制变迁史》等。

中华书局副总编辑俞国林认为,书局近年来的学术出版特征可以用八个字概括:原创、高端、精品和使命。所谓“原创”,就是除了大家名著以外,在书局出版的学术专著,均是之前未有正式出版的;“高端”是说只出版反映这一学科领域前沿研究水平和重要成果的著作;“精品”既是指书局认真严格的做书态度和编校质量,力求“做一本,成一本”,同时也指书局的书一旦印出,即将成为这一作品的定本、通行本;“使命”是指书局出版的学术专著,首先考虑社会效益,弘扬学术正能量,考虑它对学术研究带来的现时价值和未来影响。

学术巨匠陈梦家与中华书局

陈梦家,从20世纪30年代的新月派著名诗人,到如今的著名文字学家、考古学家,这一身份的华丽转变,可以说和中华书局深入挖掘、持续推出、广泛宣传他的学术研究成果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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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早在2004年,中华书局就确立了“陈梦家著作集”的出版计划,当年出版了他在青铜器研究领域非常有分量的《西周铜器断代》,又陆续将之前书局出过的单行本《殷虚卜辞综述》《汉简缀述》《尚书通论》等纳入著作集中重新再版。2006年陈先生95周年诞辰,出版了《中国文字学》《梦甲室存文》与《梦家诗集》三种。2016年陈先生105周年诞辰,书局收集、整理、编辑出版了《陈梦家学术论文集》。2017年,出版《海外中国铜器图录》第一集和第二集。2019年陈先生诞辰108周年,中华书局隆重推出“陈梦家著作集”新书三种:《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订补本)》、英文影印稿General Study of Chinese Bronzes及其中文翻译稿《中国铜器综述》,此三书是陈梦家先生1944年至1947年间,在美国以一人之力调查中国铜器的学术成果,其中《中国铜器综述》堙没72年终获出版,引起考古学界的极大关注。目前,著作集里的《陈梦家诗文补编》《北欧所藏中国铜器集录》等,正在井然有序地编校中,不久的将来就会与读者见面。

陈梦家的学术代表作《殷虚卜辞综述》《西周铜器断代》《汉简缀述》这些年来不断重印,有力地证明了其持续而重要的学术价值和影响力,而《美国所藏中国铜器集录(订补本)》《中国铜器综述》等研究北美所藏中国青铜器的力作,其调查之广、用力之深,也达到了当今学者难以企及的高度。

做好服务,夯实学术出版地位

当前我国学术出版正处在大发展、大繁荣之际,各大古籍社学术出版板块精彩纷呈。新技术层出不穷,在出版中的应用也日益深入,学术关注热点紧随时代脉搏和社会形势变迁而调整。据中华书局学术著作出版中心(复兴文库编辑部)负责人兼学术著作编辑一部主任罗华彤介绍,未来,书局学术出版的发展方向将主要落在以下两方面。

第一,继续坚持服务学术界的基本原则不动摇。一是利用书局优势,为全国各地学者申请各类科研项目提供协助和平台。面对中青年学者,为其优秀学术专著推荐申报“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面对成名大家,为其优秀作品申请“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结合国家“走出去”文化战略,为相关著作申请“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二是利用书局的古籍资源开放平台优势和技术手段,争取在学术搜索引擎、文献数据库、编辑加工技术和个性化定制等环节为学者的学术研究工作做好服务。

第二,进一步推进书局学术出版的品牌战略。继续高标准、高质量地出版学术大家的总结性著作;加大对中青年学者优秀学术专著的扶持力度,团结学界的中坚力量,打造一批能被市场所认可的学术著作,进一步夯实、做大书局在学术界和出版界的地位与影响力。

这一目标也对书局的学术出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编辑要加强与学术界的联系,及时了解学术研究动态和重要成果,为学者的学术研究成果提供出版和发表的平台;与此同时,还要关注社会热点,关注人民所思所求,搭建学术界与普通读者之间的文化桥梁,为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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