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近大众走向世界 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

9月23日，“做好古籍整理出版、弘扬优秀传统文化暨中华书局创建11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

座谈会上，与会同志回顾了中华书局110年不平凡的发展历程，表示要把握正确方向，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出版实践，确保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始终沿着正确道路前进；要坚持精益求精，不断提升整理出版质量，进一步提高服务学术发展、引领学术进步的能力；要勇于开拓创新，加快融合出版步伐，推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转化利用；要重视普及传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近大众、走向世界；要着力夯基固本，强化人才队伍基础，打造一支过硬的人才队伍。

中华书局是我国近现代重要出版机构。新中国成立后，中华书局在党的领导下，不断焕发新的生机活力，成为中华传统文化出版重镇。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书局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论述，以“弘扬传统，服务学术，传承文明，创新生活”为宗旨，推出了一大批出版精品，古籍数字化融合发展迈出新步伐，为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中宣部有关负责同志，中国出版集团公司、有关行业协会、出版发行单位代表和专家出席会议。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康震、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院长邓小南、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张志强、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荣誉主任安平秋作为学者代表发言。他们回顾与中华书局的交往，讲述从事古籍工作的心得，并为中华书局送上生日祝福。

康震回忆了自己从中华书局的读者成长为中华书局的作者的历程。他说，从初中时在父亲的书架上看到竖排繁体的《史记》，到高中时阅读《文史知识》；从读大学、读研究生时读新旧《唐书》《全唐诗》《全唐文》等，到今天无论研究什么题目，都是从阅读中华书局出版的系列古典文学典籍文献迈出第一步；从在中华书局出版“康震讲古典诗词”系列作品，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都城文化与古代文学及相关文献研究”阶段性成果即将面世，中华书局一直陪伴、助力他的成长。“中华书局是国家级的出版平台，也承担了推动学科建设、学术研究的重要使命，是科研与文化育人的一所大学校。”康震说。

“先父邓广铭和我与中华书局有两代人的不解情缘。”邓小南说，“先父曾经说，他1920年进入高等小学后，使用的就是中华书局版教科书。在后来的学术生涯中，先父参与点校的《资治通鉴》《宋史》《涑水记闻》《陈亮集》等都在中华书局出版。我也是读着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国历史小丛书’、《资治通鉴》、‘二十四史’等图书在史学的道路上一路走来的。我个人的第一本论文集《朗润学史丛稿》和专著《宋代文官选任制度诸层面》（修订版），也由中华书局出版。”她认为，好的出版机构对于民族文化建设的意义，并不亚于高校。学术出版肩负着引导学术方向、保证学术质量的责任。她希望中华书局成为凝聚学人的平台、核心议题的发源地、提升学术水准的标尺。

张志强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与中华书局有着很深渊源。“在1958年成立的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中，我们所首任所长潘梓年先生担任哲学组召集人，而小组的办事机构就是中华书局。我们所一批德高望重的老先生都曾在中华书局出版作品，其中梁启雄《荀子简释》《韩子浅解》、吴则虞《晏子春秋集释》等，都已成为治中国哲学史的必读书。”他认为，校理古籍本身就是让古典现代化的工作，“因此，中华书局110年，不只是历代中华人书写的奋斗史，更是中华民族继往开来传承文明的奋斗史”。

安平秋介绍说，他与中华书局的渊源已超过一个甲子。他特别回忆起与曾任中华书局副总编辑的赵守俨先生，曾任中华书局党委书记、总经理的王春同志的交往，高度评价了他们为中华书局和国家古籍事业发展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中华书局能够长盛不衰，是中华书局全体员工共同努力的结果，更是党和国家大力支持的结果，因为古籍整理工作是党和国家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他说。

中华书局党委书记、执行董事周绚隆回顾了中华书局硕果累累的历史，汇报了中华书局创新发展的设想。他在会上发言说：“110年前，创始人陆费伯鸿先生以‘中华’二字为这家出版企业命名，就将她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今天，党和国家对古籍整理出版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工作无比重视，我们将抓住机遇，努力作为，推出更多更好的出版成果，尽最大可能满足人民群众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阅读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