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书局与民俗学出版工作

中华书局专治古籍经典图书，也兼顾民俗学，这与钟敬文先生有关。钟先生自五四时期开始出书，直至晚年还在出，出版地遍布北京、上海、广州、杭州、香港，乃至东亚和欧美等地，但在中华书局出书已届晚年，具体说是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那时，改革开放不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图书全面恢复出版，大批冷门绝学的专家学者重返杏坛，北京和各地出版社重振旗鼓。文化热、教育热与读书热汇合，说中华书局稿源滚滚都不过分。今天回想，中华书局在80年代重建辉煌，靠的不是吃老本，而是传统实力、创新追求与全面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使命感。我由于工作关系，在中华书局与钟先生之间承担了一些具体工作，个人也从中获益良多。

中华书局为钟敬文辟民俗学园地

自20世纪80年代起至钟先生辞世前，中华书局领导或业务部门负责人每年都会有人来北京师范大学小红楼拜访钟先生。

1996年，中华书局为钟先生出版了《民俗文化学：梗概与兴起》一书。这本书的重要性在于民俗学向整体中国文化研究领域整合，总结了钟先生这一代学者投入民俗学事业的学术史，也指出在我国走向世界舞台的背景下，民俗学如何参与建设国家文化主体性，读者从书名中的“民俗”与“文化”两个词的结合即可看出钟先生的思考。这一年钟先生92岁，视力下降到0.02，有时会给季羡林先生打电话，讨论是否接受眼睛手术的问题，因为不能看书写字等于要了他们的命。中华书局不知从哪里听到消息，或者干脆就是换位思考，为这本书排了大字版，让老人容易阅读。钟先生在《著者自序》中说，仰赖“中华书局傅璇琮、徐俊诸同志又热情帮助，使它有与世人见面的机会。这对我都是很可感谢的”。钟先生提出购买一百本，然而百本硬壳精装书是不小的体积和分量，怎么运来呢？ 那个年代没有快递，也没有网约车，我都没敢想，再不行只好向北师大车队要车。可是奇迹又发生了，有一天徐俊和刘石竟然肩扛手提地把书直接送到钟先生家里来了。徐俊时任中华书局文学编辑室主任；刘石是启先生的弟子，博士毕业后去中华书局工作，也是一个部门的负责人。两人都说有事，水也没喝一口就走了。

钟先生接待其他中华书局来人，陆陆续续，大多数情况下我都在场，这是做学术助手的本分。有些人的姓名在钟先生书的序中提到了，有些场合未及一一点名，但我还有印象。比如顾青，曾来找钟先生征求《中华活页文选》复刊的意见。

钟先生在中华书局出书之前，已应书局之邀撰写文章，在书局主办的《文史知识》上发表，如《民俗学的研究对象、范围、方法及其他》（1985年第6期）、《民俗学与古典文学》（1985年第10期）、《谈谈民俗志》（1998年第7期）、《建立民俗学的中国学派》（1999年第4期）等等。1998年中华书局策划出版《学林春秋——著名学者自序集》（张世林编），钟先生提交了长篇文章《我与中国民俗学》。通过钟先生，中华书局为民俗学开辟了园地，钟先生也成为中华书局的忠实作者。

钟先生有一件一直想做而没有做成的计划，就是出版“外国民俗文化研究名著译丛”。这件事被当时中华书局的金英做成了。她跑上跑下，多管齐下，终于为钟先生争取到“十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和中国出版集团重点图书出版资助项目，把所有外围的难题全部解决，最后出齐了三本书，即阿尔伯特·贝茨·洛德（Albert B.lord）《故事的歌手》（尹虎彬译，2004），普罗普（Vladimir Propp）《故事形态学》和《神奇故事的历史根源》（贾放译，2006）。当然，擅长古籍出版的中华书局，出版外国名著寓意何在？ 对主编钟先生又寓意何在？ 对广大读者又寓意何在？钟先生在这套书的《总序》中写得很清楚：“自90年代中期起，在国际民俗学界，翻译工作出现了新的说法，即翻译文化。各国学者强调不同文化及其不同学术之间的相互尊重、相互沟通和相互繁荣，而不存在谁统治谁、谁接轨谁的问题。对于民俗这种民族性极强的文化现象，尤其如此。这不是说，理论和方法之间没有高下，彼此的研究成果没有优劣，肯定不会是这样。它是主张从文化本身看问题的，这也开辟了认识民俗学译著功能的又一层次。前不久，我给研究生做过关于建立中国民俗学派的讲演，已经谈了这个问题，我对他们说，中国民俗学与外国理论能不能接轨？ 这要从研究对象的实际出发来考虑。”“通过这些译著，希望能够打开一扇扇新的世界之窗，让广大读者看到，在这世界上林林总总的国家、民族（特别是那些现代文化比较发达的国家、民族）中，在这方面的现代科学活动上，现在又有哪些新表现，已取得哪些新的理论和方法，有什么样的学术花朵和成果可供观赏和取资，以及在怎样一个程度上，我们自己的学术成就可以与之对话，并形成平等、友好的学术竞争新格局。”

钟先生曾做过翻译和编辑工作，怎能没有预料到过程中的艰辛呢？ 除了规划布局，还要筹集版权费和翻译费，都不是小事，也都不是小数。加上这批原著早已扬名世界，中译本未等出版就已有国内众人瞩目，容不得半点肤浅和疏忽。金英果然不负众望，精雕细刻，修成正果。钟先生写道：“我要郑重地向接受此套丛书出版工作的中华书局领导致谢！ 我们的财力还不宽裕，然而，他们却以十分的明智和贤达给了我们大力的支持和资助。一并感谢责任编辑金英同志，她的辛勤劳动，我想读者是会默记在心的。”

中华书局在钟先生辞世后继续珍藏一份作者情。2013年纪念钟先生诞辰110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经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批准，在没有任何经济收益的情况下，出版了钟先生生前希望再版的《兰窗诗论集》，执行主编于涛、副主编胡友鸣、编辑陈若一共同出力，再次拿出了硬壳精装本。同步出版的《钟敬文文选》（责编俞国林）和《北师大民俗学论丛》（责编罗华彤），也都与这次纪念钟先生的大规模学术活动有关。

《文史知识》：纸媒情深

中华书局20世纪80年代的一大亮点是创办《文史知识》，杨牧之先生既是创办人，也是书局图书与期刊出版之间起平衡作用的灵魂人物。对于怎样办好《文史知识》，他不是靠行政指挥，而是靠学术文化代表性。他很早就出版了编辑学专著，为编辑部人员提供了文化理念和实践指南。他让一批批年轻人乐于随他共同追求，几十年下来初心不改。《文史知识》有很高的吸引力，与他密不可分。我在九十年代成为这份期刊编委会的一员，虽很少跟他单独说话，但不等于没有学习的想法。

《文史知识》特殊性在哪里呢？ 还是要从它与作者的关系中去寻找答案。任何一本好杂志都有大家作者坐镇，中外皆然。北大的《歌谣》周刊和中大的《民俗》周刊也是有一批大家作者坐镇的。不过这两份杂志还有一个重要的历史特征需要指出，就是提出了大家作者与民众建立联系的学术命题。前辈还将这个命题付诸当时的白话文运动，要求写诗撰文都要明白如话，要能让读者看懂，乐于接受。他们用这种新中文的内容和形式，投身中国新文化建设，做出了举世公认的历史贡献。《文史知识》是这种命题精神的秉烛者。不仅如此，创办人还将前辈编辑思想加以提炼，生成“大家写小文章”的新命题，走上继承与发展的成功之道。改革开放以后恢复学术文化研究的期刊杂志很多，高校学报和一些专业刊物尤为尽力，但能够提出“大家写小文章”的命题，又能真正延续这种与“五四”以来大家作者亲缘联系的杂志，唯有《文史知识》一家。钟先生是为《歌谣》周刊、《民俗》周刊和《文史知识》三种期刊都写过稿件的作者。

前面提到的胡友鸣属于我们一代人，但他入行早，成名也早。早在1981年《文史知识》问世之初，他就被杨牧之先生看中，从北大古典文献专业直接选拔进编辑部，以后成为《文史知识》的负责人。由于杨牧之先生和他的率先垂范，《文史知识》编辑部人员都将向作者上门约稿视为最高境界的文化仪礼，并一代代传承下去，形成编辑部的文化魅力。在我任钟先生助手期间，胡友鸣是来访最多的人之一。他总是彬彬有礼，学术认识深入，颇得钟先生的赏识。20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文史知识》决定创办“民俗学”专栏。为此，他两次来我家，一个细节一个细节地具体讨论，把栏目名称、作者对象、组稿方式、选题构思、学术分量、文笔风格和稿件校对等都定好。待文章一“出笼”，虽百花齐放，却皆有《文史知识》娓娓道来、平易近人的风格。有时稿子到了他手里，他觉得需要改就改几句，需要加便加一段，使稿件大为增色，他也不说，我事后看了暗暗叫绝。我始知《文史知识》的编辑是怎样唱主角，怎样有责任心，怎样出金点子，怎样付出专业情感和拼命投入的。1998年秋，北师大为钟先生举办九五大寿的祝寿会，钟先生知道他出身北大，就请他帮忙到中关园接送张岱年先生，他欣然领命，奔波于往来北大与北师大的轿车上。他还要在会议中间承担听会、撰稿和拍照等工作，未有丝毫耽搁。他是能与老中青编委都相处融洽的人。他品格诚实厚重，文笔又好，还多才多艺，为人也十分善良，大家都拥他为“兄”。

《文史知识》的特殊性来自纸媒时代。纸媒是人刊亲情的物质基础，人刊亲情是纸媒时代的高尚创造。《文史知识》是把纸媒时代的文化性格做到极致的，很多在不同程度上参与刊物工作的编委和编辑部人员都对此深有感触。《文史知识》创办三十年时出过一本书（《文史知识》编辑部编《〈文史知识〉三十年》，北京：中华书局，2012），书中收入了许多编委与作者亲密相处的回忆文章，写得令人动容。还有一些编辑写如何向作者邀约稿件、共创栏目和构思文章题目的往事，过程和细节都交代得十分清楚，真实地记录并还原了这段历史。

忝列《文史知识》编委期间，中华书局为我出版了两本书，一本是《说话的文化》（责编吕玉华），一本是《穿越文化层》（责编陈若一）。《穿越文化层》的出版得益于时任中华书局总经理李岩的好意。他在调往中国出版集团之前，为《文史知识》的每位编委出本书，不忘延续中华书局与作者保持友谊的好传统。对我而言，还有另一层感动，就是把中华书局与民俗学出版工作的关系再凿实。这些，都是值得我永远铭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