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纲鉴易知录评注》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纲鉴易知录》是清代学者编纂的纲目体通史，所载内容上起传说时代，下至明末，纪事简明，文字典正。自清代康熙年间编纂问世以来，它始终作为历史学习者的启蒙阶梯，引领无数求知者步入浩瀚史海。

近期，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重点课题，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国家出版基金项目“《纲鉴易知录》评注”成果《纲鉴易知录评注》一书已由中华书局出版。该书总计294万字，精心编排为八册，其中评注部分大体占35%。

7月12日，在北京举行的《纲鉴易知录评注》出版座谈会上，各界专家、学者齐聚一堂，共同见证了这一历史文化传承与创新的重要时刻。此书的问世，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历史和当下连通起来，使读者从历史中获得生动新鲜的教益。

7月12日上午，《纲鉴易知录评注》出版座谈会在京举行

历史传承

中国当代诗文学家、国学大师南怀瑾先生作过一个“中国文化”推荐书目，选书少而精，其中就有《纲鉴易知录》。

他在一次讲座上说：“你读历史读什么呢？《纲鉴易知录》，先把它读会，这部书是一部中国通史，作者吴楚才，编过《古文观止》，做私塾先生的。由《纲鉴易知录》配合前面的几部书，中国文化一定行了。”

作为一部中国古代编年体通史，《纲鉴易知录》本身具有可读性，纲目区分开骨架和具体的内容，加之点评，便于阅读。《纲鉴易知录》仅用107卷的内容便简明扼要地历述了自盘古开天辟地至明末的史实，其间重大的历史事件和重要的历史人物都有简略的记载。自清代康熙年间编纂问世以来，它始终作为历史学习者的启蒙阶梯，引领无数求知者步入浩瀚史海。

2021年底，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主持启动《纲鉴易知录评注》项目编纂工作，邀请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原院长、博雅荣休教授邓小南担任项目主编；聘请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北京大学、山东大学和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在内的十多位国内史学专家（其中许多都担任/曾任相关断代史学会会长/副会长）担任学术委员会主任和委员；依托断代史齐备、阵容厚实的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开展具体研究和编撰工作；委托在整理出版古籍和学术著作方面享誉海内外的中华书局承担相关的校对、出版工作。

整个编校过程耗时两年半，除对原书180万字的原文重新进行编校注释外，新增的评论部分更是经多方专家几轮修改审定，数易其稿，才最终定稿。

项目主编、原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博雅荣休教授邓小南认为，此次《纲鉴易知录》整理工作超越以往版本，在扫除原书讹误、规范更新注释的基础上，更加注重原书内涵，选取有代表性的史事加以点评，挖掘其中的治国理政智慧以资今用，大批国内史学界顶级专家学者参与此次整理工作，为评注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强大的学术支持。

项目主编、原国务院参事、北京大学博雅荣休教授邓小南发言

学术创新

《纲鉴易知录评注》在编纂过程中，特别注重评论体例的创新，以方便初学者快速入门。传统史书往往卷帙浩繁，卒读不易，而《纲鉴易知录》原本就以简明扼要著称，评注本在此基础上更进一步。

评注团队精选了脱误较少的版本作为底本，并参考了中华书局1960年的点校本，确保了内容的准确性。在注释方面，他们删去了原注中不符合现代认知的内容，重新撰写了简明准确、通俗易懂的注释，涵盖了字音、字义、日期、地名、职官、人物等多个方面。这种创新体例不仅帮助初学者跨越了古文的阅读障碍，还使他们能够迅速掌握历史事件的脉络和关键信息，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

“《纲鉴易知录》的方法论、角度均是古人的视角，与我们现在的价值观不太一样，如果不加任何的说明，只有白话的全部灌输给读者，是十分不完美的。”《纲鉴易知录评注》项目学术委员会委员、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张帆说，“《纲鉴易知录评注》除了注释，书中还包括随文评、朝代评和卷首语等内容，这方面很好地弥补了该书自身体例的一些局限因素。”

比方，《纲鉴易知录》中的上古部分，读者若完全按照这部书的上古部分的内容理解中国的上古史会有极大的问题，若是按照白话版本理解，也不太合适。“我们通过一些注释和评论告诉读者，这部书的上古部分大量的是传说，书中故事的可靠性还是有待证实的，它只能间接的，或者是极其间接地反映那个时段的一些社会现象，注释和评论很好地弥补了《纲鉴易知录》的局限性。”张帆说。

《纲鉴易知录评注》的另一大创新点在于旧注加新注的编纂方式（新增了唯物史观的评论部分）。比如，在涉及王安石变法的部分，原批全盘否定了王安石变法，而新批则辩证地分析了其历史背景、改革勇气以及实际效果，既肯定了变法的积极作用，也指出了其存在的局限性和问题。这种新增评论的方式，不仅保留了原书的精华，还融入了现代学术的智慧，使读者能够在了解历史真相的同时，感受到古今思想的碰撞和融合。

此次《纲鉴易知录评注》书稿的编纂过程扎实严谨，成稿质量过硬，从学术质量上来说明显超越以前的版本。这部著作的整理出版，对于存续史学学脉、弘扬优秀史学传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对当代史学研究和史学普及工作会产生长远广泛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