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选题策划路径探析

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要“弘扬社会主义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华法系源远流长，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蕴含丰富法治思想和深邃政治智慧，是中华文化的瑰宝。深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坚定法律文化自信，赓续法律文化精神血脉，弘扬法律文化民族品格，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永不褪色的时代价值，是法律专业出版社的职责和使命，也是法律编辑需要不断探索和研究的方向。下面，笔者将从“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三个角度对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选题策划路径进行分析和研判。

不忘本来：夯实根基，深掘法治文化基因

中华法治文明根植于5000年文化厚土，承载着中华民族特有的治理智慧和精神基因。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法律编辑应当从不同角度策划选题，加强和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系统性整理工作，通过甄选，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激活中华法系精神密码，深掘法治文化基因，夯实文化自信根基。

具体来说：一是在法律思想方面，可以策划相关选题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起源、发展、流变和实践进行深入研究，对不同时代不同流派的法律思想、法律理念兼收并蓄，理顺传统法律文化的发展脉络，提炼出其一脉相承的内在精神‌。如我社出版的《法家新论》就是对先秦法学家的思想流派进行了系统梳理，揭示了“以法治国”“重刑轻罪”的法家思想在古代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通过这样的整理出版，就能够更好地理解“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等精髓。

二是在法律典籍方面，可以策划选题对律、令、格、式等各类成文法源进行收集、整理、汇编与分析。这不仅包括《唐律疏议》《大明律》《大清律例》《大清现行刑律》《中华民国刑法》等法典、法律文献、简牍等正式的法律文本，还包括判词、契约、民俗、家规家训、族规族训等司法守法行为规训中的优秀法律文化因子。如我社已结项的两个国家出版基金项目《清代秋审文献》和《古代珍稀法律典籍》就是此类选题。这些书籍通过对古代法律文献的整理和解读，揭示了当时法律制度的具体运作方式和社会背景。

三是法律人物方面，不仅可以研究李悝、黄宗羲等古代法学家，也可以聚焦沈家本、梁启超等近代法律改革家，还可以重点关注马锡五、董必武等现代法治人物，他们的思想和实践都对中华法系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通过对这些法律人物的研究，我们可以更全面地了解传统法律文化的丰富内涵和独特价值。如马锡五审判方式体现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就地解决”的司法理念，这种贴近人民、注重实际的做法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在对法律思想、法律典籍和法律人物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我们还需着重探讨中华法系的历史渊源、演变轨迹及其主要发展趋势，策划相关选题系统梳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独特贡献、核心理念及显著特点，细致分析我国古代法制传统的成功经验和不足之处，重新评估中国传统法律在全球法治史中的重要地位，提升其国际传播力、影响力和话语权。

吸收外来：融通互鉴，拓展研究视野方法

开放与包容是文明发展的重要动力，也是文化自信的显著标志。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不意味着闭门造车、拒绝外界，而是以我为主、为我所用，避免全盘西化或盲目移植。文明因交流而丰富多彩，因互鉴而愈加深厚。法治作为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精髓对于各国治理具有普遍意义。

具体来说：一是找寻海外研究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知名学者和专家，跳出中国视角，策划“外国人眼中的中华法系”等相关选题，用独特的角度呈现国际学界对中华传统法治文化的研究成果，全面完整了解中华法系。

二是加强区域国别研究，促进文化理解，拓宽研究视野，吸收外来智慧，推动中华优秀传统及法治文化的传承与发展。如选择罗马法系（又称“大陆法系”）、英美法系等典型法系与中华法系进行比较研究等。

三是根据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的要求，推进国际汉学交流和中外智库合作，加强中国出版物国际推广与传播，扶持汉学家和海外出版机构翻译出版中国图书，最终实现要推动优秀传统法治文化“走出去”工作。

除此之外，打破传统法学知识的学科壁垒，推动法学和不同学科之间交叉融合也是“吸收外来”的题中应有之义。近年来，随着新技术的发展以及研究的深入，而呈现出领域性、复合性、交叉性的问题，也急需尽快推动法学与历史学、社会学、哲学等学科的交叉研究，策划法律史学、法律社会学、法律哲学等相关选题，打破内容与学科的限制。

面向未来：创新表达，激活文化传承动力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如何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社会需求相结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是我们作为法律专业出版社的重要使命。通过创新表达方式，激活文化传承的动力，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治文化的现代化转型，不仅有助于增强文化自信，还能为当代法治建设提供丰富的思想资源。

具体来说，一是创新表达形式，丰富传播手段。如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开发高质量的电子书和在线课程，结合视频讲解、互动讨论等形式，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古代法律文献，使传统法律文化内容更易于获取和传播。

二是建立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数字资源库，集中展示各类法律典籍、判词、契约等资料，并提供全文检索、数据分析等功能，方便学者和爱好者进行深入研究。

三是制作关于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纪录片和专题片，如我社已完成的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中国司法》纪录片，通过生动的画面和详细的解说，吸引更多观众关注和了解传统法律文化发展脉络。

四是设计和开发与传统法律文化相关的文创产品，如法律主题的明信片、书签、笔记本等，既具有实用价值，又能传递法律文化内涵。

作为法律出版人，在新征程上，我们不仅要坚守法律出版的初心和使命，更要勇于创新，通过“不忘本来”“吸收外来” “面向未来”三大路径的选题策划，积极探索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新路径，以高质量出版物赓续中华文脉，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阐释好中国特色、展示好中国形象，为夯实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作出贡献。

（作者系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法律分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