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昕，男，汉族，中共党员，1952年9月出生，1969年4月参加工作。2005年4月担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副总经理兼副总编辑，增补为党委委员，2010年12月出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总编辑，主要负责三联书店的图书编辑业务。李昕同志从事编辑出版工作近三十年，熟悉文化学术界和出版界情况，具有比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和丰富的编辑出版经验，到三联书店任职后积极支持主要领导的工作，组织策划了一批具有前沿性、探索性的思想理论著作和具有文化内涵的知识读物、大众读物。特别是在2009年三联书店的编辑室重组与改革中，主持设计相关调整变动方案，并从调整人员结构入手优化选题结构，极大推动了三联图书出版两个效益的提高。

一、在图书选题的管理和策划上注重前沿性、探索性和文化内涵

三联的图书，讲求“一流”和“新锐”，以质量见长，以精品取胜。学术界、文化界的读者对三联有很高的期待，三联每年必须推出一些标志性产品满足学术文化界的需要。为此，李昕同志在选题策划方面，不仅积极鼓励编辑们抓重点书、亮点书、话题书，抓具有前沿性、探索性的思想理论著作与具有文化内涵的知识读物和大众读物，而且亲自带头，身体力行，参与组织策划了一些图书选题，如《曹聚仁作品系列》、《冯友兰作品精选》、《茨威格作品系列》、《房龙系列》、《红楼四书》、《亲历大家系列》、《亲历者的记忆丛书》以及《中国古典文学图志》、《中国新文学图志》、《中国文化导读》、《老子十八讲》、《饶宗颐访谈录》、《王蒙演讲录》、《王蒙答问录》、《双典批判》、《镜中爹》、《谁造就了赵小兰》、《德国媳妇中国家》、《我仍在苦苦跋涉》、《生正逢时》、《李戡戡乱记》等，这些图书或系知名学者有代表性、有新创见的作品，或有较大的文化积累价值，或为三联的经济效益做出了一定贡献，而且也都产生了相当的社会影响。

二、坚持出版服务党的中心工作，在图书终审把关中抓好导向，有大局意识

首先是为了配合党和国家的重大政治活动，组织策划出版一些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书稿。如2008年西藏发生“3·14”事件以后，按照中宣部和集团公司的要求，三联书店组织人力，昼夜奋战，分别以7天和8天的时间，编出了《谎言与真相》和《西藏今昔》（中英文对照版）两本书，圆满地完成了组织上交给的任务，中央电视台播发专题新闻。李昕同志在其中始终发挥着指挥者、协调者的重要作用。再比如2009年国庆60周年前夕，为配合有关宣传活动，李昕同志负责组织了《亲历者的记忆·协商建国》、《亲历者的记忆·历史转折》（两书均被列为新闻出版总署重点选题）、《读毛泽东札记》、《共和国部长访谈录》等，这些书两个效益都较好，受到各方面的好评，得到中国出版集团公司的表彰。

其次是负责书稿的终审。粗略估算李昕同志每年都要终审大约150部书稿，三千多万字，工作量可以说是大大超负荷。审稿占用了他大量晚上和周末的业余时间。审稿的重点在于政治导向的把关，多数情况是在初、二审提出问题的基础上进行技术处理，但也有一些问题是初、二审并未提出而由李昕同志直接发现的，其中甚至包括重大政治问题。由于三联图书中的导向问题比较复杂，需要区分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的界限，也要考虑新锐、开风气先与把握导向之间的尺度，为此有时一部书稿不得不看两三遍，删改两三次。一些图书经李昕同志亲手处理了诸多政治敏感问题以后出版，在社会上获得好评（例如牛汉的《我仍在苦苦跋涉》曾获得中国出版集团优秀编辑奖）。迄今为止，经李昕同志审读把关的书稿，没有因为政治问题受到过领导机关和媒体的批评。

三、思路清晰，富有创见，在店里的一系列改革措施特别是编辑室的重组和编辑部门绩效考核方案的制定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前几年，由于三联不调整选题结构，盲目扩大出版总量，导致库存激增，现金流失，埋下许多隐患。2009年上半年，在国际金融危机的环境下，三联图书出版销售业绩大幅下滑，效益进一步降低，选题结构不合理的问题充分暴露。为此，店领导班子决定从调整人员结构入手优化选题结构，李昕同志受店里委托设计了一个微调的变动方案，用最小的人员变动，最小的心理震动，达成一次人员结构的实质性调整，由此将图书编辑部门的分工明晰区别，将图书产品线区分成学术的、中层的和普及的三个层次。通过重组，几个编辑部门创利意识明显增强，选题也开始有些变化，特别是大众出版中心建立以后，工作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过去三联无人理睬的大众读物选题开始源源不断地涌现。

为了确保编辑部门的成功重组，李昕同志还受店领导班子委托负责制定编辑部门绩效考核方案。方案第一次对编辑有了创利指标的要求，同时将对个人的考核改为对部门的考核。为了确保这一方案顺利出台，确保总经理可以按期和各编辑部门的主任签署“双效责任书”，李昕同志还对编辑部门做了大量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通过向部门负责人反复征求意见，与编辑们多次谈话，释义解疑，消除误会，努力使大家的意见达成一致。

作为三联书店领导班子的重要成员，李昕同志思路清晰，责任心强，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比如他认为三联书店图书最大的特色不在于专业性而在于介乎专业与非专业之间的文化大众性，因此三联的图书一定要走精品路线，要讲求品位，就很得到大家的认同。比如针对三联书店在经营管理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他曾直言不讳地批评一些在图书制作中不讲效率、过于注重形式因而造成与市场脱节的现象，他也曾主动反省并告诫编辑部门要注意有些貌似畅销、实则退货率很高的软性读物，以免造成新的库存压力，等等。

四、主抓版权工作，无论是在“走出去”方面还是整理归拢三联版权方面均打开新局面

近年来，三联的版权在“走出去”方面有较大突破。2008年以前，每年走出去的图书品种只有六七种。2009年1月到2010年年末，已输出版权25种，提前完成了集团给三联确定的三年任务。李昕同志主要是开始了两种尝试：一是尝试重点推介明星书。受到中华书局向海外推荐《于丹论语心得》大获成功的启发，三联书店也主动联系国际著名版权代理商托比·伊迪，将《雪域求法记----一个汉人喇嘛的口述史》和王蒙的《老子十八讲》推荐给他，均引起他的兴趣和高度关注。二是先行投资在国内出版了英文版的《福建土楼》，然后以英文版图书向海外推销各种外文版权。这一做法效果明显，马上引起英国和法国出版商的注意，目前双方正在洽谈具体的合作事宜。此外，李昕同志还花费很大精力协助版权室和编辑部解决了一些比较复杂的版权问题，包括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和《三松堂自序》等著作在中国内地和几家出版社分享版权问题，李泽厚作品系列取得合法授权问题等，以及将舒昌善先生翻译的《茨威格作品系列》、杨绛先生的《干校六记》、《将饮茶》、《杂忆与杂写》和蔡志忠漫画系列等已经流失的版权重新拿回三联作为保留品种的问题，最终都成功与作者达成合作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