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舆论普遍看淡纸质图书的前景。不过，近年来，舆论开始反思互联网的负面效应，大众对于传统阅读产生了一种回归心理，图书市场也随之升温。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不少具有较高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和收藏价值的大部头图书开始受到读者青睐。
在此背景下，各类出版社积极策划推出大部头图书。不过，为了迎合市场风潮、追求销量而盲目出版的现象也越来越多。一些出版社更将图书质量放在次要的位置，在短时间内运作出版多卷本或系列丛书。这些动辄数百万字，以史传或大系之名面世的大部头图书本应是精品中的精品，但是拼凑、堆砌的应景之作却大量充斥于图书市场。该现象已经受到出版界、学术界，甚至是社会大众的关注与讨论。
站在文化建设的角度来看，出版大部头图书非常有必要，因为它们承载的往往是具有相当分量的文化研究成果。作者针对某一学科或某个领域进行系统、全面、深入、细致的梳理、分析和评述，通过长时期的大量的基础性研究将成果集中展现出来，无疑会对推动文化事业的总体发展产生非常重要的作用。正因为如此，出版大部头图书更应当站在对历史负责、对文化负责、对后世负责的高度来进行策划。
近日，潘凯雄、管士光、周绚隆等著名出版人，陈平原、陆建德、詹福瑞等著名学者在出席北京一项研讨活动时，均就文化类图书的出版、基础性的学术研究等话题发表了观点。他们认为，当下尤其需要专家学者、出版人沉下去多做基础性的工作，扎扎实实地拿出优质的著作来，唯有如此，才能真正做到对国家民族的文化发展负责。
文化建设需要经过长期的耕耘、涵养、积淀才能有所收获，其耗时之长、耗力之巨与一般的工程建设不同，有时甚至需要几代人付出努力，真正的“文化工程”正是需要建基于这样的努力之上
“文化工程”是时下很流行的高频词，尤其多见于学术研究、图书出版领域。各类成果、著作一旦被冠以“工程”的标签，无论在学术界还是图书市场，都会增添不少“分量”。不过，有些所谓的“文化工程”项目却徒有其名，没有扎实的治学态度做支撑，空有“宏大”的外壳，却拿不出真正有价值的成果。
众所周知，文化建设需要经过长期的耕耘、涵养、积淀才能有所收获，其耗时之长、耗力之巨与一般的工程建设不同，有时甚至需要几代人付出努力，真正的“文化工程”正是需要建基于这样的努力之上。
近年来，传统文化热持续升温，读者对文化含量高、思想厚重、内容扎实的图书的兴趣度有较大提升。从市场反应来看，不少大部头图书也有不错的销量，例如《史记》修订版，首印1万册，一个多月就售罄了，应当说，这一现象意味着一种良好的文化氛围正在形成。
对于出版社来说，策划出版大部头图书堪称一项“工程”。保证“工程”的质量，不仅需要作者有较高的学术修养、严谨的治学方法，同时也取决于出版社的理念与态度。
“当下，国内的出版市场依然存在浮躁、无序的问题，在喧嚣热闹的表象之下，真正可以传世的图书精品并不多见。”作为出版人，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管士光慨叹，要打造具有传承价值的图书，必须忍受长久的寂寞，还要承受一定的经济压力。他说：“作为出版社，不能失去文化担当意识和敢于坚守的信念。因此，我认为，无论是时间还是精力，这些付出是必需的，也是出版社保持长久生命力的根本所在。”
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国家级文学出版机构，与一般的商业出版社相比，它在社会责任、文化使命方面有更多的思考与承担。管士光表示：“人民文学出版社成立已经60多年了，在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的传统，概括起来就是这样几句话：坚持以国家文化建设为己任的出版宗旨，坚持以主流文化为主导、兼容并包的文化态度，坚持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工作精神，坚持以高素质的人才队伍为事业之本，坚持走整体化经营、积极参与市场竞争的进取之路。”基于这样的传统，多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策划出版了一批学术含量高、内容分量重的大部头图书。“201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由10余位著名学者，历时9年，精心编撰的《中国诗歌通史》。这套书有很突出的学术价值，是国家文化建设的重要成果。在写作和编辑过程中，作者和编者都表现出精益求精、高度认真的态度，保证了内容质量和编校质量。另外还出版过由北京大学中文系主编的多卷本《中国文学史》，这是一部对文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的著作。还有一批古典文学著作，像《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中国古代小说史料丛书》、《明清别集丛刊》、《杜甫全集校注》等等，都受到了学术界、出版界的认可以及广大读者的喜爱。”
一套大部头图书的出版需要经过非常细致的策划，以2013年出版的《王蒙文集》为例，人民文学出版社早在2008年便开始动议，2010年启动了实质的编辑工作，花费一年左右时间收集作品及各种有关的资料和信息，2011年下半年对作品进行审读、整理、分类、编辑加工，2012年还专门召开了编辑顾问会，邀请王安、何向阳、沈昌文等专家对《王蒙文集》的内容、编辑、编排等方面提出意见和建议，到2013年初正式出版，《王蒙文集》的编撰过程历时长达5年。
评论家、中国出版集团公司副总裁潘凯雄认为，在比较躁动的社会氛围中，在碎片化阅读盛行的时代，更需要学者、出版人坚守精品意识，对于文化发展来说，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事情。他提到“国学热”现象：“这几年，市场对国学书籍的需求很大，受到经济利益的驱使，出版单位几乎一拥而上，推出了大量的古典文化图书，目前来看，该领域图书的质量参差不齐。面对这种状况，特别需要专家学者和承担着国家文化、国家出版使命的出版单位本着对读者负责的态度来做编撰、出版的工作，提供真正高质量的图书。”
一些学者和出版单位缺乏应有的历史感，造成很多文化研究不够扎实、不够充分，同时也使华而不实的著作不断出现在图书市场上……无论在哪个领域，只有扎下根、沉下去，才能发掘出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但是，一些学者和出版单位却缺乏应有的历史感，于是造成很多文化研究不够扎实、不够充分，同时也使华而不实的著作不断出现在图书市场上。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说：“在档案、文献方面，我们做的基础性研究比不上国外的一些学者，甚至是有较大差距的，比如日本学者会非常系统地搜集民间的小说，那么，他们在这一领域的研究也就有了比较充分的档案、文献支持。”北京大学教授陈平原同样以日本学者为例，据他所知，目前国内有关晚清时期的小说研究，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一位日本学者所做的资料整理和考证。“西方学术界研究该时期的中国小说，也会参考他的著作。我很钦佩这位学者的恒心，他花了几十年的时间，一直在做基础性的工作，一本一本考察小说的来源，一个一个问题进行细致研究。对此，我特别感慨。”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们的学者大都喜欢做比较宏大的理论问题的研究，到今天也是如此。现在，学术界对史料的收集和梳理工作越来越重视，认识到它的价值的人也越来越多。”陆建德认为，学术界应当有一些变化，要推动更多的学者去从事基础性的研究。
陈平原说：“很多学者不愿意从事甚至看不起做资料整理的工作，我认为这样的观点有些偏颇。不过，从现在大学的环境来看，学者大多希望在短期内可以拿出有影响力的论文或者著作，所以，对他们来说首要的工作是理论研究，因为理论研究‘见效’更快。以文学研究领域为例，最近20年，中国文学研究，尤其是近现代文学研究，用理论挂帅的现象特别明显。我跟自己的学生进行交流时，经常提醒他们，做研究不能这么做，但现实是，他们只有那样做才能够得到外界的认可。”
文化领域的研究需要深耕细作。对此，多年致力于古典文献研究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郭英德深有体会，他说：“深耕细作应当成为学术研究的总体趋向，事实上，只有经过深耕细作的研究才能获得高质量的成果。目前来看，越来越多的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如果没有经过深耕细作的研究，有的学者不愿意把成果拿出来，因为成果关乎学者的学术形象再塑造。我认为，这种自我要求的出现是一个很好的现象。”
郭英德认为，深耕细作的研究是在建构一种典范，体现对学术的敬重，同时也为传承良好的学风创造了可能。“比如编撰《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的陈大康先生，他本人的治学很扎实、很细致，真正做到了深耕细作。他的学术理念、治学方法也影响着他的学生。从《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的编撰过程来看，陈大康培养的一批博士生继承了他的治学风格。总而言之，无论在哪个领域，只有扎下根、沉下去，才能发掘出更多有价值的东西。”
有的图书并不是通俗读物，对它的着眼点不应放在流行度、销量等方面，作为知识分子、出版人、学者，应当去做这项工作，它的意义体现在观念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是一种责任……出版社要在落实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方面展现出一种学术眼光、文化眼光，还有国家意识
大型学术研究多由集体完成，并由相关基金项目给予支持。在出版此类学术成果性的大部头图书时，出版社同样需要有所选择和坚持。
近些年，学术研究的成果越做越大，基金项目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人民文学出版社副总编辑周绚隆表示：“我们接触到不少大型的基金项目，坦白讲，很多项目明显是赶着在限期内完成，所以做得比较粗糙。还有的项目就是学科任务，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坚持一个学科出一套书。尽管有很多地方找我们出这类书，有的给每个作者出一本，但是我们拒绝了。我们坚持一个原则，那就是不出没有集中主题的论文集。”
不久前，《中国近代小说编年史》正式出版，周绚隆认为，出版这套全5册的著作，其意义在于能够对学术、对文化、对历史做一次清晰的回顾。“这类图书并不是通俗读物，对它的着眼点也不应该放在流行度、销量等方面，作为知识分子、出版人、学者，我们应当去做这项工作，它的意义体现在社会的传承、文化的传承，是一种责任。”
著名学者詹福瑞表示：“学术界内部也常常议论有关基金项目的话题，不少同行在交流时都感到有些担忧。有的项目做个三四年就出成果，一出来就是上百万字，甚至几百万字的规模。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拿出这么‘大’的成果，说实在的，我会担心质量的问题。”他认为，有些研究能够沉下去一做就是十几年，参与研究的学者甚至从黑发一直做到白发，如此钻研的精神是值得钦佩和借鉴的。
“怎么做学问、怎么做研究？就是应该扎扎实实，数十年如一日才能拿出优秀的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副主任杨庆存见证了众多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从评审、立项，到最后结项的过程，他坦言：“现在国家社科基金很多项目成果结不了项，就是因为功夫没到。”对于出版单位，他认为应当坚持出版具有一定学术分量的、有建设性的、体现基础研究的图书。他说：“出版社要在落实国家文化发展战略方面展现出一种学术眼光、文化眼光，还有国家意识。有的图书或许并不十分适合大众读者的阅读兴趣，但是，站在国家文化发展的长远战略意义上来看，策划出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是必要的，并且有利于在学风建设方面发挥示范作用，提出启示，这一重大意义不容忽视。”
分享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