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海建:又逢戊戌

1998年,戊戌变法一百周年,我结束了先前的两次鸦片战争史研究,开始研究戊戌变法。2018年,戊戌变法两个甲子,一百二十周年,我的研究还没有结束,仍然在路上。

时光又逢戊戌,我也应当想一下,这二十年究竟做了什么,又有着什么样的经验教训?

当我开始研究戊戌变法时,有两位朋友善意地提醒我:一、戊戌变法是所有的中国近代史大家都涉及过的领域,很难再有突破;二、戊戌变法的材料搜集和利用,已经差不多了,不太可能出现大规模的新材料。他们的提醒,告诉此处水深,不可掉以轻心。于是,我就做了“长期”的打算,准备用十年的时间来研究戊戌这一年所发生的事情。

我最初的想法是将戊戌变法期间重大事件的史实和关键时刻的场景,真正了解清楚。由此而重新阅读全部史料,力图建立相对可靠的史实,以能从这一基础上展开逻辑思维。即“史实重建”。于是有了《戊戌变法史事考》(2005,再版时更名为《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和《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2011)。

也就在这一研究过程中,我感到康有为亲笔所写的回忆录《我史》是一部绕不过去的关键史料,用了整整五年的时间来作注,以鉴别真伪。特别让我兴奋的是,我看到了珍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的手稿,解决了许多问题。于是有了《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2009)。

在我的研究计划中,要写一篇张之洞与康有为的文章,所利用的基本资料是新编的《张之洞全集》。文章大体写好,我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档案馆查阅“张之洞档案”,准备再补充一些材料。谁知一入档案馆,发现了一大批未被利用的史料。兴奋之余,再度改变研究方向,集中研究这批史料。于是又有了《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2014)。

以上便是此次集中汇刊的四本书的由来。“史实重建”的想法一直没有变,我在研究中最基本的方法是考据。

然而,考据不是我的目的,“史实重建”亦是为逻辑思维建一扎实之基础。我的最终目标是写一部总体性的叙述戊戌变法史的著作。2011年夏,我为《戊戌变法史实考二集》作序,称言:“……我也希望自己能加快进度,在最近的一两年中完成手中的细节考据工作,而回到宏观叙事的阳光大道上来。但愿那阳光能早一点照射到我的身上。”那时,我心中的研究时限已扩大了一倍,即二十年,自以为到2018年(戊戌),将会最终完成戊戌变法的研究。

一项认真的研究,虽然能有许多次的计划,但其进度总是不能按照其计划刻板地前进。一个认真的研究者,虽然知道其最终的目标,但总是不能测量出行走路途的长度。2014年起,我的研究一下子陷于瓶颈——我正在研究康有为的学术思想与政治思想,但不能判断其“大同”思想的最初发生时间,以及这一思想在戊戌变法期间的基本形态。我找不到准确的材料,来标明康有为思想发展各阶段的刻度。直到两年之后,由梁渡康,我从梁启超同期的著述中找到了答案,由此注目于“大同三世说”。我的研究计划又一次改变了。

整整二十年的研究,我对戊戌变法的看法有了很大的变化(自以为是深化)。随着研究进展,在我的头脑中,原先单一色彩的线条画,现在已是多笔着色,缤纷烂漫;原先一个个相对固定的场景,现在已经动了起来,成了movie。这种身临其境的感受,让我又一次觉得将要“回到宏观叙事的阳光大道上来”,而时光却悄悄地已进至戊戌。

整整二十年的研究,我对戊戌变法的研究也有了新的感受(自以为是痛感)。前人的研究是极其重要的,但若要最后采信,须得投子“复盘”;那些关键性的节点,还真不能留有空白,那怕再花工,再花料,也都得老老实实地做出个基础来。由此,这二十年来,我一直不停地在赶路,经常有着“望山跑死马”的感受。我虽然不知道到达我个人的最终目标,还需得多少年,还须走多少路;但我坚信不疑的是,戊戌变法这个课题所具有的价值,值得许多历史学家花掉其人生经历的精华时段。李白《临路歌》唱道:

“大鹏飞兮振八裔,中天摧兮力不济。

余风激兮万世,游扶桑兮挂石袂……”

戊戌变法是中国历史上的重大事件,一百二十年前,有其“飞”,有其“振”,因“中天”之“摧”而“力不济”;然因此而生、不能停息的“余风”,仍在激荡着这个国家,以至于“万世”,而其“石袂”(左袂)也挂到了高达千丈、象征日出的“扶桑”树上……

2018年1月于横琴

茅海建,澳门大学历史系特聘教授、华东师大历史系特聘教授。本文是给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最近出版的《茅海建·戊戌变法研究》所写的《总序》。该书系由《从甲午到戊戌:康有为我史鉴注》、《戊戌变法史事考初集》、《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四部书合成。

责任编辑: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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