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汉语词典》:一本书的“甲子往事”

在许多人成长的道路上,都曾受益于一本辞书——《现代汉语词典》,有些人把这本书叫作“无声老师”“智慧的扁舟”。大概很多人还不知道,这本厚厚的词典已经走过一个“甲子”,在60年岁月里记录着我们的时代,积攒下一份“语言的史料”。

  忠实反映时代语言

1956年2月6日,周恩来总理亲自签发《国务院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责成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从1977年5月起改称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编纂一部以确定词汇规范为目的的中型现代汉语词典。

为完成这一任务,原隶属文化部出版事业管理局的新华辞书社(《新华字典》的编纂机构)、原隶属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的中国大辞典编纂处(《国语辞典》的编纂机构)合并到语言研究所,与研究所部分科研人员一起,组建了40人的词典编辑室,由时任语言研究所副所长的吕叔湘先生兼任主任并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

1958年夏,《现代汉语词典》开编。吕先生精心研究计划,组织资料收集和落实编写安排,制定并不断完善编写细则,主持编写工作,负责审稿定稿。1959年10月,初稿完成。1960年年中以后,试印本分8册由商务印书馆陆续印出,广为送审,为词典进一步修订和正式出版打下了坚实基础。

吕叔湘先生认为,词典是进行语言规范化的最重要工具,语汇研究的结果一般要由词典总结。一部好的词典在人民群众的文化生活中所起的作用难以估量。编词典大有学问。从选词、注音、释义、举例到语法特点和文体风格的提示,乃至条目的排列和检字法这些技术性的工作,都有很多问题,有的比较好处理,有的比较难处理。

1961年3月,丁声树先生接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和词典编辑室主任。丁先生在音韵学、训诂学、方言学、语法学、文字学、词典编纂等方面都造诣颇深,著名语言学家朱德熙先生曾说丁先生“大概是主持、领导大型词典编纂的最理想人选”。丁先生夜以继日地工作,1965年试用本出炉。

据《现代汉语词典》第3版修订主持人单耀海先生回忆,丁声树先生曾说过:这部词典忠实反映我们这个时期的语言,给后人留下一份语言的史料。经过普遍调查,尊重语言实际,大家都这么说,词典就得承认它。

许多词条的背后,都有着耐人寻味的故事。吕叔湘先生主持编写的试印本中“自作自受”里的“作”注为阴平zuō,丁先生修订时一仍其旧。与此相反,对那些存在歧义的读音,尽可能定于一音。如“吐蕃”的“蕃”,吕叔湘先生主编的试印本只列fán一个音,“吐蕃”注为tǔfán。丁先生修订时为了照顾同“番”的应用实际,增加了fān音,“吐蕃”改注为tǔfān。当时有人向丁先生说“吐蕃”一读tǔbō。丁先生说“蕃”读两个音已经够繁难了,不要再增加读者负担了(《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对这一读音做了修订)。

《现代汉语词典》的使命是确定现代汉语词汇规范,用典范的白话文来注释。从收录一代语词、反映语言面貌来说,《现代汉语词典》是前无古人的。

编词典是“圣人的苦力”

《现代汉语词典》1965年5月印出试用本后,分送有关方面审查。1965年底到1966年春,根据反馈意见做了修改,稿子再次送交商务印书馆。这时,“文革”开始了,编辑工作停滞,直到1978年《现代汉语词典》才正式出版。从1958年开始编写算起,历经1960年试印本、1965年试用本、1973年内部发行本,整整20年之后才得以出版。而1978年出版以来,《现代汉语词典》又历经6次修订,目前已出至第7版。这本不足2000页的词典,凝结着60多年漫长岁月里几代语言学工作者的心血。

著名出版家陈原先生说:“词典不是人干的,是圣人干的。”这是个中人的切肤体会。据词典编辑室的老先生回忆,《现代汉语词典》当年的编写工作按流水作业进行,一环紧扣一环,一环卡住就要影响下边的工作,每项工作都十分紧张。编写人员每人每周要编写100条,一个组长一周要审改600条。作为主编的吕叔湘先生一周要定稿1500条,工作量相当大,晚上还要把稿子带回家里继续看。

当时吕叔湘先生住在中关村,单位在西单,上班来回都乘公交车,中午饭是从家里带的馒头就着开水吃。他的胃病越来越严重,后来做了手术。吕先生在《现代汉语词典》出版20周年学术讨论会发言中曾经这样感慨:我们编这部词典可以说尝尽了甘苦,或者说只有苦而没有什么甘。要编好一本词典,就得收集大量资料,比如编《现代汉语词典》就收集了上百万张卡片的资料,要对资料进行全面、认真的分析、综合,工作繁杂,当然十分辛苦。

吕先生把编《现代汉语词典》的“苦”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人手生,参加编写的人大都没编过词典,要边干边学。二是工作生,这类词典前人没有编过,没有严格意义的词典可以参考。三是时间紧,要在一两年内完成四五万条的编写任务。他说自己在一年多时间里差不多每天都要工作到夜里12点钟,又不能太晚了,因为第二天还得早起照常工作。四是干扰多,一次次运动耗费不少时间……先生感慨地说,“这本书出版以后,适合社会需要,读者反映不错,这使得我们心里感到安慰,也可以说就是我们的‘甘’吧”。

词典越编,胆子越小

吕叔湘先生说,词典工作“是不朽的事业”。词典是供人们识文断字、解疑释惑的工具,一定要求真务实、避免错误。

丁声树先生说过:“我总觉得词典越编胆子越小,常会出错。”每一个词条背后都需要细致深入地思考和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编者靠着一种对学术谦恭和谦卑的态度,确保进入词典文本的都是精挑细选、千锤百炼的,让读者在最节省的篇幅和最简短的时间里获得最有价值的知识。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国的词典事业还处在一个新发展的初期。接替吕叔湘先生担任《现代汉语词典》主编的丁声树先生深知,需要大力培养青年人。他曾说:“我要向一些老科学家学习,发扬做人梯的精神。”他不仅在工作中扶持年轻人,而且在生活上也像父辈一样关心。1967年,单耀海因病住院近两个月,在北京单身一人。丁先生每周日下午都到医院探望,病友们都以为他是单耀海的父亲。后来,已是耄耋老人的单耀海回忆起往事仍然感慨不已:“几十年前的往事,今天想来,犹历历在目,心底里也觉得不论是工作学习生活各个方面,父亲对我也不过如此。”一个月前单耀海先生刚刚去世,令人唏嘘。

《现代汉语词典》的成功不仅仅因为有长期稳定的专业队伍、有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强大的学术支撑,更重要的是老一辈在编修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严谨求实的敬业精神、不计名利的奉献精神、齐心协力的团队精神”。学界甚至由此形成一门专门研究《现代汉语词典》的学问,叫“《现汉》学”。

在当下全球化、信息化浪潮的挑战下,《现代汉语词典》不能再囿于国内市场和纸本词典。201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辞书编纂研究中心正式成立,给辞书编纂与研究搭建了更高的平台。同时,语言研究所新设立了新型辞书编辑室,研发数字化辞书和面向国际汉语教育的《现代汉语词典》学习版。另外,商务印书馆研发的《现代汉语词典》第7版App即将面世。在国际传播方面,汉英双语版的翻译工作已接近完成,商务印书馆与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组建了国际编辑部,来推进这个项目的进程。同时,格鲁吉亚语版、阿拉伯语版、俄语版、西班牙语版、波斯语版的翻译工作也已经开始启动。希望《现代汉语词典》这部记录和承载中华文化的国家文化重器能够走出去,助力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在新的时代续写新的辉煌!

责任编辑: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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