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抢救老街

《漩涡里》是冯骥才“记述人生五十年”之《冰河》(无路可逃)《凌汛》《激流中》系列非虚构、自传体、心灵史式写作中的最后一本。该书完整、真实而又细腻地记录了冯先生人生的第二次重要“转型”——从文学跳到文化遗产保护的心路历程。他从情感上、使命上，把保护民间文化、传统文化作为自己的天职。从一开始的自发行动，到后来的主动投入，冯骥才始终没有离开作家的身份和作家的立场，这种立场不仅是思想的立场，而且还带着一份浓厚的情感。而一件件具体的保护民间文化遗产的故事，体现出了他作为知识分子对文化的敏感与自觉，责任与担当。

猝不及防的拆迁通知，要动天津的根

1999年是20世纪最后一年。这年年底由我发起，我所供职的市文联与《今晚报》合作，准备春节后的元宵节在天津最古老的估衣街举办灯会，以促使这个搁置太久、几乎忘却的传统节日重新焕发活力。估衣街保留着一些民国初年的极具特色的商业建筑，门面高大，外装非常华丽又繁复的铁栏，街上风姿别样，元宵之夜挂满花灯会很美。我们当时的兴致极高，筹划着各种节俗事项，如赛灯、踩高跷、走百病和猜灯谜等等。我为灯会设计的纪念章——“龙年灯节，估衣街上”都已经刻制出来了。可是12月9日却猛然听到一个消息：估衣街要拆，而且马上要拆！这感觉如同五年前听说老城要拆时一样：祸从天降，猝不及防。

刚听这消息，我甚至不信。一是因为太突然，二是估衣街对于天津太重要。这条比天津城建城还要早的老街，应在元代已经形成。由于生命对水之必需，再加上水路比陆路便利和省力，平原上的城市大多缘起于一条河，因此城市的雏形基本上都是一条傍水的商业性老街。在天津，这条老街就是背靠南运河的估衣街，所以天津素来有“先有估衣街，后有天津卫”之说。

历经了六七百年，不管不同朝代怎样更换街头的风景，历史的年轮却在这里的街头巷尾有形或无形地留存下来。这片街区的住户基本是天津这座城市传承最久的原住民，动了估衣街就是动了天津的根。那些已经列为文保单位的谦祥益和瑞蚨祥也要拆吗？五四运动遗址天津总商会也要扒掉吗？很快我就拿到了拆迁布告，一看就傻了,上边明确地写着：

动迁地区：东起金钟桥大街西侧，西至北门外大街东侧，南至北马路北侧，北至南运河。凡坐落在拆除范围内的住宅与非住宅房屋，均予拆除。

估衣街处在这一地区的中心位置，首当其冲，难逃厄运！

我感到事情的严重与紧迫，没有迟疑，马上前往估衣街，并直扑估衣街上最核心的老店谦祥益。到了那里，见《今晚报》副刊部主任姜维群也已闻讯赶来。大家满脸肃然，显然都感到了这件事的严峻与艰难了，而且没想到已列入“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的谦祥益居然首当其冲。

以救火般的速度和救死般的精神抢救老街

谦祥益是山东章丘人孟昭斌（字乃全）兴办的绸缎庄。1917年建成，是一座中西合璧的三层楼宇，飞檐连栋，画壁雕梁，气势恢宏。外墙的下半部分为青水墙，以津地著名的砖刻为饰；上半部分采用华美繁复的铁花护栏，显示了租界的舶来文化对天津本土文化的有力影响，也体现了作为主体的天津码头文化兼收并蓄的包容性。这两部分不协调地“拼接”起来，恰恰又彰显了近百年来外来文化随着西方入侵者的突兀介入，与本土文化相冲突的历史形态——这正是天津独有的“华洋杂处”的历史特征。据这里（现已改为小百货批发公司）的一位负责人说，现在公司的经理赵为国已在此工作30年，一直坚持保护这座珍贵的古建，不准随意涂抹油漆，不能任意拆改原结构，冬天不准生炉子，以免发生火灾。故此，我们感到室内十分寒冷，犹如在野外寒冬。赵经理原是相声演员马三立的弟子，由于常常接近文化界人士，深知文物的重要。在他的管理下，该处职工们皆有保护文物的意识，这便使历时久远的谦祥益，奇迹般风姿依旧地保存至今。那天，赵经理外出办事，未能见面。

我想，从当天到动迁令上指定的强制性搬迁的日期，总共只有三天，火烧眉毛了，用什么办法挽救谦祥益和估衣街？就在我们在谦祥益这会儿，已有三批拆迁人员来谦祥益看房，估算楼中檩柁门窗等等木料的价值。据说有一家要买下这座3400平米建筑的全部木料，出价15万。这难道就是珍贵的历史文化在现代化改造中的“价值”？我们应该怎么办？于是我和《今晚报》的姜维群商量，眼下只有抓住“文保单位谦祥益不能拆”来发声和发难了。

第二天（12月10日），《今晚报》的头版发表了一篇报道，题为《百年豪华建筑临灭顶之灾》，副标题是“冯骥才昨说这是北方大商埠标志性建筑不亚于戏剧博物馆”，还配发一帧谦祥益的大照片。同时，姜维群以笔名“将为”发表一篇专论《留住天津的历史》，言辞鲜明而尖锐。当日这条消息遂成为津门各界人士与百姓关注的焦点。

12月11日，《今晚报》记者驰电追问市拆迁办公室。答复是谦祥益是文保单位，不能拆。于是12月12日，《今晚报》又发出消息为《市拆迁办不让拆》。这样一来，一种与估衣街拆迁相悖的社会舆论就出现了。然而，这并不能起到实际的遏制作用。大胡同居民的动迁工作已经开始。如何从这快速启动的列车上抢救下濒死的估衣街？当时看可能性极小。一切似乎都来得太迟，猝不及防。但是，我们不能就这样——在我们目瞪口呆中，听凭历时六七百年的一条古街在野蛮无知的铁锤中粉身碎骨，荡然失去。我们光喊不行，必需行动。

于是，我又像五年前组织抢救老城那样，12月16日在大树画馆召集有志于估衣街保护的有识之士七八个人，研究决定做四方面的工作：

1.邀请专业摄像师，在估衣街挨门逐户地进行摄像，留下估衣街鲜活的音像资料。

2.拍摄照片。特别注意把有价值的文化细节留在照相机的底片上。同时拍下正在拆除古街的“罪证”，留给后人。

3.访问估衣街的原住民，用录音机记录下他们的口头记忆。保留估衣街的口述史。

4.搜集相关文物。必要的文物花钱买，尽可能挽留估衣街有实证性的文化细节。大树画馆出资。

我们的口号是：以救火般的速度和救死般的精神抢救老街！

12月26日，谦祥益的经理赵为国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再次接到了拆迁通知。通知上有“到时停电停水，违者依法处置”的词句。威胁再度逼来。

我再去谦祥益与赵为国见面，待谈过话从谦祥益出来，去周边街区查看情形。没想到数日来多已断壁残垣，有些地方寥无人迹，只有瓦砾与垃圾，实不忍睹。600多年的历史倏忽荒芜，看着就要消失了。我感觉自己就像朝着这即将跌入虚无的历史文化，极力伸出一条胳膊去抓，但能抓住什么呢？

1月5日，我写成一篇长文《老街的意义》，述及估衣街的缘起，沧桑的经历，厚重的积淀与宝藏，在城市史中非凡的意义，以及它的未来价值。1月19日在《今晚报》上刊出。

这实际上是进一步申诉我们保护估衣街的理由。

哭老街，毅然走到文化保护的社会漩涡中来

估衣街的“拆”与“保”渐成国内一个事件。1月20日，《光明日报》记者王燕琦来津采访。1月28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刊出王燕琦采访我的报道《天津六百余年老街即将拆除 专家学者呼吁抢救文化遗产》，这是国内主流媒体的首次表态，十分重要。紧跟着，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新闻要闻”播出该条报道。

正月十五日（2月19日），我听到来自估衣街的消息：北马路前进里的天津总商会——那个风姿绰约的五四运动的遗址，那个著名的学生领袖马骏为阻止商人开市而以头撞柱的地方，那个周恩来和邓颖超进行进步活动的地方——已经拆平！连五四遗址都敢废除？此时此刻，我忽然觉得自己人孤力单，真的像那个与风车作战的唐·吉诃德了。

我不知自己还有什么办法？我有种心疲力竭之感。

紧跟着，中央电视台记者到津，我在总商会七号院被拆除后的瓦砾堆上接受采访。

尽管我讲了那么多必须保护的道理和深切的愿望，但自己脚下已然是毁灭了的历史的尸体。我指着那些断垣残壁，述说它光荣的历史时，真的要落泪了。须知它是一个城市早期最珍贵的见证，也是当世仅存的原生态的五四运动的遗址。今日的天津竟如此绝情么？

我在两会的文艺界政协委员与李岚清同志座谈中，作了题为“拯救城市文化刻不容缓”的发言，首都多家报纸刊载了我的观点，天津的《今晚报》也从网上下载了我这次发言的摘要。

由两会返津不久，3月16日，市文化局便通知我，要召开关于估衣街地区改造方案的专家论证会，建委、规划局、红桥区政府等有关部门也列席参加。我立即有一种“山重水复，柳暗花明”之感。当我听到此方案的名称为“估衣街地区保护性改造方案”，更是放心一半。“保护性改造”的提法已经明显表明了一种态度：它不是与“建设性破坏”针锋相对的一种观念和立场吗？

那些天我们全都喜形于色，却不知道竟是在一个骗局里。

不多时候，我应法国巴黎科学院和人文基金会的邀请做为期两个月的访问。在巴黎不久便接到天津朋友的电话说，估衣街那边有人说“趁冯骥才不在的时候赶快拆”。我说：这纯粹是瞎扯，保护方案是政府定的，也上了报纸，怎么可能说了不算？

后来一天我巴黎住所的传真机上嗒嗒响，来了一份传真，一看是估衣街上的许多店家联合写给我的，告诉我这几天大规模的拆除又突然开始。山西会馆、青云栈等建筑已经全拆毁了。我急了，可是鞭长莫及。我给一些领导的办公室挂电话，却始终通不上话。我甚至想马上飞回去。那时没手机，没图像，好像是另一个星球发生的事。

过了半个月，我回国后和几个朋友到估衣街。不知哪儿来的几家媒体得到信息赶来了，跟在我们后边。到了估衣街，眼前的景象真像经过了一场大战，被荡平的城区显得分外开阔，到处废墟和瓦砾，几辆大型黄色的推土机和吊车刺眼地停在那里，显然该做的事都已做完了。整整一个街区，一条长长的老街，已经确定保护下来的那几座古建筑全都无影无踪；只有一幢房子孤零零立在中间，便是谦祥益；即便如此，谦祥益的一侧与后边也被“啃”去不少。完了。700年一直活着的估衣街，干干净净地没了。无论我们怎么努力，终于没有把它留下来。面对这样的景象，我忽然忍不住哭了。我泪流满面。我身边一个女记者掏出手绢给我。

哭是无能的失败者唯一的表达方式。我承认我无能，我是失败者。

几天后，《北京青年报》用一整版，刊出一篇长篇报道，题目是《冯骥才哭老街》。从今天来看，这便是20年前真实的我，也是文化命运的真实——也正为此，我抛开心爱的文学与艺术，走到文化保护的社会漩涡中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