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楚辞〉校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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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楚辞〉校证》

作者:王伟

近日,我通读了中华书局新近出版的王伟副教授的《〈楚辞〉校证》(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震撼比较大,窃谓此书堪称《楚辞》校勘史上的重要成果,具有很高的学术参考价值,也确如周建忠先生所言,“(这是)一部近年难得一见的楚辞著作”。

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楚辞》研究虽呈现出多角度、多层次的百花争鸣的局面,但其文献研究仍然是起点和基础,而相关的文本研究则更是重中之重。《楚辞》从最初的产生、结集而辗转流传至今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其中难免使文本的本身产生诸如倒、脱、衍、讹的许多错误。历代学者特别是现代以来如游国恩、姜亮夫、闻一多、刘永济、朱季海、汤炳正等人对此做了大量的校勘工作,成就无疑是巨大的,但还不能说已尽善尽美了,其中也还留有许多问题需要继续探讨。校勘工作,趋势当然是后来居上,即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向前推进。这话说起容易做起难。而王作在先贤时彦研究的基础上,不少地方确实有历史性的推进。可谓“穷极研几,后出转精”。全书校证出《楚辞》文字近七百处,总计558条,且信而有征,言之成理。

古籍整理中,选择底本最为重要。作者校证工作是以明覆宋本《楚辞补注》为底本。我们知道,洪兴祖的《补注》为补东汉王逸《楚辞章句》而作,它是现存最重要的《楚辞》古本,惜宋椠亡佚,其始刻面貌,不可考知。今存最早者共有两个系统:一是明汲古阁重刊宋本,二是明覆宋本。这两种本子各成系统,也各有所长(优点)。此书系在其博士论文《〈楚辞〉校证》的基础上修订增补而成,按他的说法是“连续不间断十二年”。这种工匠打磨精神,在学风日趋浮躁的今日尤其值得提倡。

王作旨在以还《楚辞》之真面目,从而为《楚辞》研究提供更为近真的文本,或对《楚辞》校勘学术史中重要的观点予以疏证,厘清其渊源传承关系。应该说他大体上做到了。他提出的“功夫在书内,其次在书外”的《楚辞》校勘理念,深得吾心。前者指精研《楚辞》文本,他已达到“精熟能诵”的程度。他的同事郑君曾说,“王伟于《楚辞》滚瓜烂熟,能背诵屈原赋所有作品”。而后者指尽量广泛吸收和借鉴历代以来《楚辞》以外相关学术研究的重要材料及其研究成果。

王作在文字声韵训诂学方面成果尤为突出。如校《九歌》“采三秀兮於山间”之“於山”为“于山”而释为“大山”;校《远游》之“无滑而魂兮”之“魂”为“和”等,皆令人信服,对一些常见的重要的学术史内容有厘清之功。充分体现了作者在小学和综合考辩材料等方面有很高学术功力以及考辩的感悟能力。全书31余万字,脚注便达1344条,处处体现言必有据朴学的精神。如他就陈伟先生主编《秦简牍合集》中的“野”、“壄”释文问题,向陈先生请教。一字之释,旁涉众多,而实非易事。

王作还继承了有清一代朴学优良传统,并在自己的研究范围内作创造性的运用。如他归纳出一些前人研究方法的条例,对校勘《楚辞》文本工作也具有启发意义。将《楚辞》异文表现形式概括为字误例、声误例、脱字脱句例、倒字倒句例、衍文例、避讳例六种;而异文生成原因总结概括为七种,即通假字、以训诂字而易本字、形音相近而讹、纯为记忆致误、避讳而改、汉代篆体相似而误、意义近似而改等;而校勘异文的原则与方法也概括为七种,即据《楚辞》反复出现的词语及典籍之习语相校,据王逸注校,据音韵、韵例校,据别本校,据句法、文法校,据情理校及以上方法的综合运用。而异文校记的一般撰写法则则概括为三种,即先引他人或异本之说,然后证之以己意;直接下之以己意,然后证之以材料;直接以他本证之,取舍倾向见于其中。这些条例无不贯穿在其具体研究心得之中。

据悉,此书的副产品、五十余万字的《历代散见〈楚辞〉资料辑录》(贵州省2017年社科规划项目),也将由中华书局推出。

责任编辑: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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