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大众出好书：《阎崇年文集》三年出版故事

▇ 阎崇年先生虽然是历史学家，但在历史著作的表述时，事理圆融，充满了文化气息，读起来明白晓畅。历史著作，尤其是面向大众的历史著作，有文采的表述、生动的语言，是最基本的要求。阎崇年先生很多历史著作都有这个特点。

《阎崇年文集》（以下称《文集》）共28种26册，里面有阎崇年先生多个专业领域的专著。如，关于清史，有130多万字、在《文集》中分为上下两册的《清朝开国史》等著作；关于满学，有收录满学研究论文18篇的《满学论文集》等著作；关于北京史，有结合考古发现和实地勘察的《北京文化史》等著作；关于故宫，有反映故宫从建筑、藏品和人物的《故宫六百年》等著作。从内容受众来分，又分为学术著作、历史教育传播时同步出版的同名著作，以及旁涉的包括《演讲集》《序跋集》在内的其他著作。《文集》2023年4月出版，涵盖了阎崇年先生七十年的学术史，也收录了阎崇年先生近几年反复修订的主要著作，如《森林帝国》等，是了解阎崇年先生学术成果和学术轨迹的一套大书。

“总结”和“回报”

阎崇年先生是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专业历史学者，从事学术研究70余年，从事清史研究60余年。1934年4月，阎崇年先生出生在山东蓬莱，15岁随家人进京，在北京第六中学学习，1956年考进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师从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等。阎先生早年曾涉足先秦史，后在杨向奎教授指导下，藉身处北京的优势，开始致力于清史研究。毕业后，阎崇年先生甘坐冷板凳，不论是“文革”社会政治动荡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后全民经商时期，都能甘于清苦，心无旁骛，专心从事清史研究。作为国家培养的专业历史工作者，他兢兢业业，几十年来，心一力一，矢志如一，一以贯之地从事清史研究为主的研究工作。七十余年的爬梳剔抉、参互考寻、管括机要、阐究精微，理解了这种努力和对新中国感恩的心理，我们也就理解阎崇年先生所说的“学术生涯阶段性总结”和“报答人民培育之恩而向祖国的学术汇报”了。

阎崇年先生说，学术研究主要是同行之间在交流，而真正的学术研究成果，还要和大众交流，这就要把学术研究成果普及给大众。从2004年开始，阎崇年先生在中央电视台的“百家讲坛”等不同媒体平台，面向电视观众讲清史研究成果和故宫研究成果，也在喜马拉雅平台讲故宫的人、物和事。这些大众媒体上所讲的内容，后来出版了《正说清朝十二帝》《康熙大帝》《大故宫》《故宫六百年》等。在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上讲清史研究成果的时候，阎先生创造了该频道的收视率，后来出版成书后，也是深受读者喜欢的畅销书。比如，中华书局出版的《正说清朝十二帝》一书，发行过百万册，畅销二十余年。发行数量和再版次数，就证明了这些书强盛的生命力。自己的研究成果得到读者的欢迎，阎崇年先生愿意将这些成果以《文集》出版的形式再度回报给读者。

出版之缘起

故宫建成六百年前夕，华文出版社拟出版阎崇年先生的《故宫六百年》。2020年4月，这本书在疫情严重时面世，甫一上市，当年销售20万套，成为当年屡登各大榜单的畅销书。就这样，阎崇年先生和华文出版社结下了善缘，也让阎崇年先生将《文集》放在华文出版社出版有了信心。

《文集》从2021年初开始交稿，共计28本书稿，到2023年4月全部出版并在首都图书馆举行发布仪式，历时3年多，华文社前后有近十位编辑参与了《文集》的编辑工作。为了保证《文集》的编辑质量、印制质量，乃至出版后的效果，我社成立了《文集》编辑组、工作组，前者主要由参与《文集》编辑工作的编辑组成，负责《文集》体例统一和具体内容的协商，后者主要由总编办、印务、美术编辑等组成，负责联络作者，跟踪进度，统筹和协调美术编辑和技术编辑。

《文集》不是简单地把已经出版的著作重排再版，也不是把已经发表的文章简单归集，从《文集》的排序到每本书稿的内容的最后确定，阎崇年先生都倾注了大量的心血。《文集》中的学术著作，都不是旧作新版，几乎每本书都经过了作者的重新审定，多本著作增加了很多内容——主要是最新的学术成果和研究心得。如《森林帝国》收入到《文集》时，比原来初版本增加了5万多字；也有新见资料的加入，如在袁崇焕研究中，作者因为看到了更多新的资料，所以在相关内容中做了增加；也有对以前语焉不详的内容的勘定，如《文集》14卷《袁崇焕研究集》第346页，在《估变袁崇焕逆脏充饷疏》一文中有“我皇上□周饥军”，一直以来，因为胶片看不清楚，有人作“说”，有人作“谕”，年近九十的阎崇年先生，为了弄清楚这个问题，最后带着本书的责任编辑去了国家典籍博物馆看刻本文献，最后确认为“计”字，彻底解决了问题。

《文集》中的书稿，阎崇年先生大都做了通读，有的甚至是边读边改，这对于一位年届九十的老学者来说，确实难能可贵。十余位编辑在审读过程中，会遇到引文核实、文献处理、书稿体例等方面的问题，阎崇年先生根据编辑的反馈，一一去做回答。比如《清史大事编年》这本书收录的内容起于顺治元年 （1644），迄于道光十七年（1837）。《文集》的“凡例”说明了文集的编撰原则是：以已出最新修订版为底本，个别以本次改订本为底本。这本书依照的是2014年最后一次出版的底本为本。另外，本书的序言交代了编写这本书的缘起，特别说到《清史大事编年》遵循“道光二十年（1840年）以后，归近代史卷范围”等，加上文献电子化后，作者就没有再增补后面的内容。诸如此类的问题很多，在长达三年的编辑和作者的往来中，成就了一段编辑和作者之间的佳话。

编辑认真，作者负责，为这套《文集》高效、高质量的出版做了基础准备，但最后的出版环节，还需要美术编辑、印制等多方配合。之前在中华书局工作时，出版现代文史大家文集的时候，曾经和知名设计师周晨老师合作过，其设计的理念，其对自己设计作品的期许，还有其设计作品已经取得的成就，都让他成为不二人选。阎崇年先生和周晨先生碰头后，也相谈甚欢，最后出版方、作者方都一致同意，《文集》请周晨老师做整体设计。《文集》出版后，看到素净的封面上清代精致的木雕图案，效果甚好；翻开正文舒服的版式，赏心悦目。好的设计让《文集》既美观又大方。

因为是精装，所以《文集》最后的印制也颇费思量，但在诸方的协助下，最后选择了在雅昌印务印刷这一套大书。成品出来后，效果确实非常不错。

可以这样说，这套《文集》结合了诸多“大牌”才成就精品工程，最后才有这包括读者在内的诸方都很满意的效果。

《文集》的出版价值

我因工作之便，算是最早接触这一套书的人，这里就审读中的浅显体悟，谈一谈这套书的出版价值。

首先，《文集》中的很多著作都具有独特见解，尤其是在清朝开国历史的研究、满学研究方面。

在《森林帝国》一书中，作者介绍了满洲3000年发展历史，分析了偏于一隅的满洲为什么会打败地域广大、人口众多的明朝廷。书中，作者分析了中华文明各阶段的特征，肯定了这些特征与社会发展进程的一致性，作者提出中原农耕文化、西北草原文化、东北森林文化、西部高原文化、沿海暨岛屿海洋文化五种文化共同构成了中华文明的有机整体，进而回答了清朝兴起与衰亡之内在的文化原因。

满学和满学史的研究由来已久，早在清时就有满族对本民族的历史、语言、文化进行研究。20世纪以来，孟森、傅乐焕、郑天挺、王锺翰等一批学者在满学和满学史研究上取得了丰硕成果，各院校和研究机构也开始培养满学研究人才。阎崇年先生敏锐感受到了满学研究的迫切性，于是在阎先生的大力争取下，1991年北京社会科学院率先成立了满学研究所，1993年北京满学会成立。阎崇年先生的《满学论集》是满学研究领域第一部个人满学论文集，很多论文都不乏作者的独特见解。

其次，全面整理了关于明亡清兴、袁崇焕研究等方面的文献资料。

关于清朝开国，清史研究大家孟森曾经有《满洲开国史》，薄薄的一本书，却是清朝开国研究的开创性著作。阎崇年先生着手清朝开国历史的研究，倾注了半个多世纪的心血，将明清易代置于东北亚大变局中去考量，将清朝开国聚焦在具体的历史大事件和大战役中去体现，史料弘富，全书有130多万字，分为厚厚的两卷。可以说，作者全面整理了明亡清兴这一段历史的前人研究成果以及相关史料，特别是通过对满族历史的研究、对其中原始资料的发掘、同一内容的不同来源的资料对比，使得这本书内容丰赡。

关于袁崇焕的历史记载和有关文献的整理和发掘，也是值得一提的。只要翻开《文集》中两本关于袁崇焕的著作，即《袁崇焕传》《袁崇焕研究集》，看其中的文献征引情况，就可以体会到作者要力争将现存的文献资料“一网打尽”的宏大志向。

复次，文集兼有文、史之长，尤其是经“百家讲坛”等大众媒体传播的同名著作，具有适合大众传播的独特魅力。

阎崇年先生虽然是历史学家，但在历史著作的表述时，事理圆融，充满了文化气息，读起来明白晓畅。历史著作，尤其是面向大众的历史著作，有文采的表述、生动的语言，是最基本的要求。阎崇年先生很多历史著作都有这个特点。《文集》中，即使是论文部分，作者也是从容说理，抽丝剥茧，娓娓道来。

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为主的电视平台上进行的历史知识传播讲座，在同步推出同名作品后，都收到了读者的热捧，如《文集》中的《正说清朝十二帝》《明亡清兴六十年》《大故宫》《御窑千年》《故宫六百年》《故宫疑案》等。这些著作处理好了盘根错节的历史知识如何从容悠然讲述、专业知识如何大众化等问题，也经历了大众读者的考验。作品一印再印，已经说明了其中的独特魅力。

最后，作者在历史题材的选择和用力上，体现了家国情怀。

阎崇年先生一直强调，历史是一面镜子，可以欣赏，更可以借鉴。研究明亡清兴的历史，能还原历史和从中吸取教训。比如在《明亡清兴六十年》中，说到明朝在辽东的历史教训，作者说最少有两点值得汲取，一是弃能任庸，还有就是舍长用短。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明朝的经略和总兵因循守旧。

明清这一段的历史人物，作者用力最多的是袁崇焕。关于为什么着力于袁崇焕，作者多次讲到，主要是因为袁崇焕的人生经历最能震撼人的心灵。在袁崇焕传记中，作者一直强调袁崇焕身上有一股“浩然正气”，有一种爱国精神，是一位大仁、大智、大勇、大廉的人，这些都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是中华民族的精神精髓，所以值得花大力气去研究这个人。史学家在自己的笔端，倾注的是家国情怀，不忘的是民族大义。

当然，《文集》也不是完美无瑕的。如果说还有什么不足，我觉得就编撰方面来说，主要有三条：一是体例还是不够统一。比如文集中具体每本书中的辑封，有的辑封文字是对一辑内容的提炼，有的是正文的第一段内容，就存在不统一的问题。二是因为是经众编辑之手，所以在具体引文的细节处理上，在参考文献中论文和著作的排序上，还没有做到完全统一。三是少数几篇文章还存在出现两次的情况，虽是极个别，也是为了照应另外一本书的周全，但也存在我们之前统筹时候考虑不周全的问题。以上不足，在出版过程中，也有所察觉，因为成书的时间问题和体例问题，难以做改。对于这些问题，我们将虚心听取学界和出版界的批评意见，争取在将来重印时候，充分吸取专业意见，使之渐臻完善，更好地嘉惠学林。

（本文作者为华文出版社社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