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被忽视的商务史事

两个创立年份

有关商务印书馆的史料中，创立年份有两个，一个是1896年，一个是1897年。什么时候出现两个年份，为何会出现两个年份，主要的原因还得从商务内部去找寻。

以1897年为创立年份是目下商务的官方说法。其内在依据，是这一年商务印书馆的正式开张；而确立这一年的最主要因素，在1949年前公私两方面都有所据。从公的方面，是1907年商务在闸北宝山路建成新基地即印刷所与编译所新屋，为庆祝建成，商务在当时编印了一份纪念册，即《创业十年新厂落成纪念册》（从1897年到1907年正好10年）。据柳和城称，“这可能是商务最早的馆庆纪念册。此书出版于清光绪三十三年（1907）七月，商务编译所编辑，非卖品。全书250多页，平装直排，开本很小，90mm×125mm，相当于今天64开。似从未见过著录，实为一件新发现的商务印书馆早期史料，弥足珍贵。”（柳和城：《1907年的商务印书馆纪念册》）私的方面，最早的创始人之一高凤池在1934年《本馆创业史》的演讲中，最早的投资人之一张蟾芬的文章《余与商务初创时之因缘》，都提到这一年是开办年。新中国成立后，1950年商务官方编写的《商务五十年（未定稿）》也以1897年为商务的创立年。1962年，已于建国初期迁到北京的商务印书馆举行馆庆65周年纪念，同时举办馆史展览，算是新中国第一次商务的馆庆活动，也可看作为新中国有关1897年为商务创办年的官方认定。

1896年的事实依据，可能是商务创业诸君在正式开业前的筹备。高凤池的《本馆创业史》谈到这一点，也有当年遗留下来的商务信笺头为据。商务也曾以这一年为创办年开展过馆庆活动。1926年，商务称本年为本公司创办卅周年，并开展各项营销活动及馆庆活动。在上一年12月召开的第310次董事会上就谈到，“本公司创业三十年，应须预筹纪念”。对是否要举办大的馆庆，商务内部有不同意见，作为两监理之一的高凤池就认为是“徒耗金钱，粉饰升平”。但公司员工热情很高，董事会还是通过了馆庆的决议。重大活动原议有三项，完成两项。这两项是8月7日晚盛大探照灯游行，观众人山人海；8月8日在俱乐部演讲厅举行成立30年纪念大会，职工代表和公司代表总经理鲍咸昌，以及刚刚退休一个多月的张元济都有发言演讲。有一项重大活动未能举行，即“同人方面原拟设筵共庆，但因无适当地点，故改为每人致送席敬12元。”（《本馆四十年大事记》）为何在1926年要做馆庆三十年，从几次商务董事会的记录反映的来看，一是上一年商务发生大罢工，需要通过馆庆来凝聚人心，以求“群策群力一德一心”；二是便于在全国各地开展促销活动以应对同业竞争。这两条是不是理由，待考定。

两个创立年份事出有因，在商务官方大致早年以1897年为创办年，上世纪20～30年代以1896年为开办年，到新中国之后又以1897年为创办年。

名人在商务的股份

旧时，各界名人在书局里持有股份是司空见惯的。这既是商务增加资本的途径，更是联络并借力知识界文化人的有效方法之一。

1907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向社会招股，主要面向社会名流和有经济实力的人士；郑孝胥便在此时入股商务。1909年，商务印书馆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共有七名人员，张元济、郑孝胥以最高票当选，创始人鲍威昌、夏瑞芳以及高梦旦等亦在其中。1912年，郑孝胥出任商务董事长，1913年10月辞办馆事，只任董事。

股票最多的可能是严复。严复是商务早期的股东，1903年可能就有内部股份，他比其他人更早拥有商务股份，是因为他是早期商务最重要的作者，以版税转为股本，在1910年就有27400元（包括升股和增股），共占当时商务印书馆总股本的3.48%。一度是商务最大的股东，超过印有模。之后又有加购，他晚年主要靠商务印书馆的股息生活。

商务曾长期以馆外编辑的名义给予胡适月资，胡适也是商务的股东之一。他曾经想要向商务预支稿酬，张元济有一封信给他说：“查现时版税尚无余款，已为预支，即拨付股款，兹呈上第四五五号收据一纸，敬祈察收。股票尚未缮成，需一、二月后将所增新股同时发给，届时当另有通告也。”（1923年9月8日）胡适的股票为多少，何时配置，尚待考查，大致是20年代初期获得商务股票。他在商务的股票是长期的。1932年5月2日他在致徐新六的信中谈到用商务的股票做质押：“我在贵行有两批押款，一批是用商务股票二十股作保证……其余用商务股票作保证之款，乞代展限一期何如？”商务的股票既然能够作为质押，说明它有一定的价值。

其他还有蔡元培等都是商务的股东。

不太成功的电影试验

学界每提商务的多样化经营，总有电影一项，并将其作为商务产业多元化的成功范例。商务的电影确曾有过一片天地，是中国电影最早的发端之一，前后经历10年，有过成绩，但也有过失败。从总体上说人们研究无多。

郭秉文是留美学生，在1917年初即与张元济探讨过成立活动影戏部的问题。那时管电影叫活动影戏。鲍庆甲，即商务创始人之一的鲍咸恩的长子，也在这一年提出了这样的建议，并由他牵头组织了班子。

1917年，有位美国商人原本打算在中国开拓电影事业，但出师未捷便花光了所有资本。商务的交际科长谢宾赉（商务第一本书《华英初阶》编译者谢洪赉的兄弟）以3000元购得这些器材并交印刷所照相制版部。后又添加了一些二手设备。

为了拍电影，商务馆方还请北京分馆经理孙壮在京活动，寻求官方支持。并向时北京政府教育与农商两部及税务处递交申请免税呈文，文曰：所摄影片将“分运各省城商埠，择地开演，借以抵制外来有伤风化之品，冀为通俗教育之助；一面运销外国，表彰我国文化，稍减外人轻视之心，兼动华侨内向之心。”这一段话也反映了商务人对从事电影的认知。

商务电影机构的演变，最初是活动影戏部，附设于印刷所的照相部。董事会1920年批准成立影片部。1926年将影片部改组为国光影片公司，似乎有意扩大业务。

10年间，商务的电影取得过一些成绩，拍过的电影有默片、纪录片、武打片等多种类型，有第一部动作电影《车中盗》。其中大家提得比较多的是梅兰芳的京剧短片《天女散花》《春香闹学》，为梅兰芳的首部电影默片。商务拍摄了短片、故事片总计约有60部。演员有一些还是印刷所工人俱乐部的文艺爱好者，他们可以获得另外的报酬，所方也同意他们来担任角色。自然也出了一批电影人才，如“中国动画之父”的万籁鸣兄弟，便是在商务接触电影的。

一旦成为子公司，拍电影所必须的人、设备、资金，使曾经一度有过的优势便难能维持。加上新公司面临竞争激烈，当时有十几家电影公司兴起竞争，新公司专业水平不够，在拍了几部片子后出现亏损，缺乏资金支持，国光公司运作仅一年便只能结业。负责人鲍庆甲在国光公司解散后也不知所终。商务的电影也就风光不再，所有影片资料也在“一·二八”炮火中尽毁。其他一些电影制作人才多转入其他公司，继续中国电影事业。

故而商务的这一次电影“故事”，只能算是商务多元化产业的一次不太成功的试验。

国际影响的发轫

在王云五时代，人们最喜欢用世界三大出版家来赞誉商务印书馆主持者，这样一个说法大约起于美国一大报几乎一整版的报道。需要指出的是，商务的这种声誉，乃是不断累积起来并随着商务发展壮大的过程而放大的。

有两条值得注意，一是商务印书馆最早的国际影响是通过传教士在中国办的报刊传播出去的。新教传教士“中华教育会”机关报《中国报道》，1904年专文报道商务正在编辑出版的最新教科书（Primary School Text Books），评价它们“将非常有助于新教育改革，而这新教育变革对中国的学校又将起到革命性作用”。二是商务早期的“最新教科书”成为西方世界观察中国的重要窗口。1911年12月，英国《泰晤士报》刊登了《一股中国的教育势力——商务印书馆的故事》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根据我们观察的结果，在诸多有助于改变中国人观念的力量中，没有比商务印书馆更有分量的了。”（叶新、杨霄编译：《英美大报视野中的早期商务印书馆》，《中华读书报》）这一个评论是有关商务的早期评论中最为到位和最中肯的。

商务人自己在扩大外宣方面也做过努力。一是出国访问。张元济1910年以大半年时间环游欧美，是商务拓展国际影响的一次良机。王云五就任商务总经理后首先安排出国考察，也是一次宣传商务的好机会，也确实有关于商务的报道出来。那篇让王云五自诩的有名的《为动荡的中国提供书籍而非子弹》（纽约时报，1930年6月1日）便是考察期间的影响力成果。二是外宣产品。1913年，当时重要的一位文人、时年38岁的李宣龚由高梦旦等引进商务。他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编辑《巴拿马太平洋万国博览会要览》（1914年4月出版），这是商务印书馆为参加旧金山太平洋博览会特制的重要材料，也是商务树立国际化形象、宣传中国出版及工业的重要之作。

国人向国外推介商务印书馆，我注意到还有一则材料是1926年，由曾在商务工作过的教育家郭秉文，向美国图书馆协会50周年纪念大会提交的演讲稿，题为《中国图书沿革史及其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文中他讲到中国图书业进步的三个因素当中，有一个是出版社的成就。他尤其提到商务印书馆的成就，截至1925年，商务已出版中英文及其他语种的图书14523种，另外还出版了20多本杂志。（刘骥、李瑞恩编著：《郭秉文——教育家、政治家、改革先驱》，上海远东出版社）

有了这些铺垫，所以到上世纪30年代，商务在国际上的影响力，就不是横空出世了。

（本文作者为华中师范大学文化传播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