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虽大，语文更久

自1997年香港同归中国之后，大英帝国就已成了历史，不再是日不落之邦了。但是英文的生命却日见茁壮，不但长留于以往的属地，而且变成了不少国家必读的第一外语。指定英文为官方语文的国家，已超过50。英文真的成了世界语。

语文的生命往往长于使用它的帝国：更早的例子是拉丁文。罗马帝国虽在五世纪末解体，拉丁文却通行于西欧，为法律、科学、宗教所必用，形同国际文言；俗化的拉丁文更发展为拉丁民族的语文，诸如法文、西班牙文、葡萄牙文，意大利文。因为诺曼人入主英伦，引进了法文与其所本的拉丁文，直到现在英文词典里仍保留了不少拉丁文字：例如curriculum vitae（简历）；至于男、女校友（alumnus，alumna），复数也仍沿用拉丁文的词尾变化（alumni，alumnae）。

目前以英文为母语的国家，包括英、美、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人口当在三亿七千万左右，比起中文母语的人口来仍少得多。但使用英文的人口之中，英文非其母语者，比例显然远大于使用中文的人口之中，不以中文为母语的人。日前各地的华人都在学英文，仅此一例就足以说明，学英文的外国人远多于会英文的本国人了。四年前我去莫斯科，就有一群俄罗斯的学童，对我说刚学来的几句英语。

英国人曾说：宁可失去印度，不可失去莎士比亚。印度很快便失去了，莎士比亚却风行全球。莎士比亚的光彩固然照亮了英文，但英文也因为日渐流行而推广了莎士比亚。如果莎翁写的是拉丁文，恐怕就不会像今天这么“活跃”。英文所以这么“活跃”，开始应该是由于大英帝国之盛，后来自然是因为美国广土众民，代之兴起，大而至于政治、经济、军事，俗而至于好莱坞与麦当劳，影响遍及全球。何况英文的母语人口里，美国人占了三分之二。

就本身的条件而言，英文在四方语文之中，幸而还是较为易学的：数（number）、性（gender）、时态（tense）之类的语尾变化，远较其他西文单纯。其中动词的变位（Conjugation），英文也幸而简明得多，不像法文、德文等一个动词的词根，动辄孙悟空吹毛一般，摇身有七十二变。英文当然也有难缠之处，例如拼法与发音就不很规则。法国文豪伏尔泰（Voltaire）学英文，发现ague（疟疾）是两个音节，但结构相似而字母更多的plague（瘟疫）却只算一个音节，十分不满，咒说这种不合理的语文，一半应交给疟疾，另一半应交给瘟疫。爱尔兰剧作家萧伯纳（G.B.Shaw）为了取笑英文发音之无理可喻，拼出了一个怪字ghoti，问人如何发音。大家自然读成goatee（山羊胡子），萧老笑道：“不对，该念fish。”众人怪问其故，萧老说：“‘gh’as in‘enough’,‘o’as in‘women’,‘ti’as in‘action’.”。

尽管如此，在众多西文之中，英文仍然比较简明，也比较接近中文。如果你去加拿大的魁北克旅行，就会发现双语并列的路牌或说明文字，法文总比英文要长出一截，就可明白，何以英文会如此流行。

冷战时代结束以来，全球化的趋势日益明显。英文既已成为世界语，自然也就成了全球化沟通与传播的最有效工具，值得非英语系统国家的读者学习使用。而要学会使用此一利器，最有效的工具该是一本篇幅适中、释义简明、文法精确、例句充足的英文词典。牛津大学出版社的Oxford Advanced Learner's Dictionary，为庆祝出版50周年而推出的第六版，正是这么一部合用的上好词典。

1755年英国文坛大师约翰逊博士（Dr.Samuel Johnson），在辛苦编写了七年之后，终于出版了他独力完成的（英语词典）（A Dictionary of the English Language），令文坛大感意外，因为对岸的一部法文大词典是由法兰西学院的40位院士群策群力，达40年之久，始能为功，而约翰逊博士财力有限，只雇得起六名书记。

约翰逊的博学慎思与维护本国语文的使命感，今后来的词典编者十分敬佩。不过他要维护的是英文的清纯，而他要指点的是作者而非读者。50年前霍恩比编辑OALD的宗旨，却在指点高阶的读者，尤其是英文非母语的外国读者，如何读、写英文。霍恩比和他的朋友，从教外国学生的经验里发现，一般学生读、写英文时经常遇见的实际问题，可以靠一本条理分明而参考方便的务实词典来逐一解决。

OALD最大的美德，是—切都以读者的需要为主，不但设想周到，而且设备齐全。尤其对于外国的读者，此书提供了种种方便，几乎处处都有“询问处”，可供远客“入境问俗”，处处都有明确易认的路牌、指标，可以“按图索骥”。遇有特殊情况，更有专业向导待命，立刻前来解围。每一个字或词都像一个人，OALD会向读者详细介绍他的名字怎么念（发音），他的身份为何（名词或动词），他的来意何在（各种定义），他有什么习惯，常与何人来往（例句与词语搭配），他与貌似的家人如何分辨（同义词分析），他与表亲的乡音有何差别（英语与美语发音并列）。

新版的OALD在编排方面更提供了新的方便。例如介绍某字的身份，便更有条理，更加醒目。concern一字，在发音之后，立刻介绍身份：动词、名词。接着便用出列的小黑方块来明确标示，分别解释两种身份。此字作动词有五解，每一解之前都有醒目的小标题；作名词又有五解，同样以小标题点明。如此编排，真是眉清目秀，读者速查，几可一目十行。

新版的OALD比起两百多年前约翰逊博士个体户的操作方式来，更有一个优越的条件。多达一亿字库的英国国家语料库（British National Corpus）与牛津大学自己的语文研究计划，提供了用之不竭的实例，来印证当代的英语可以如何运用。

除了用本国文字来释义的单语原本之外，OALD又发展出各种外文与英文对照的双语版，更扩大了此书的功用。《牛津高阶英汉双解词典》自1970年出版以来，一直广受华人读者欢迎，十年来我自己也习用此书，颇为受益。兹因此书单语本第六版改进甚多，英汉双解版也相应编译新版，以应21世纪英文发展之新局。无论是词义或例句的新译，尤其是所译例句，英汉双解版编辑同人投注的心血都十分可观，成绩斐然。英汉双解的词典已经涉入比较语言学，简直可称小型的“英译中翻译大全”，影响所及，当会左右当代翻译的风气，则其意义已不限于学习英文了。相信双解版必能精益求精，迈向至善。

余光中

余光中，福建永春人，1928年生于南京。先后肄业于金陵大学及厦门大学，1952年台湾大学外文系毕业，1959年美国爱奥华大学文艺硕士。曾任教于台湾师范大学、政治大学之外文系及香港中文大学之中文系，1985年任台湾中山大学文学院院长、外文研究所所长，现任中山大学讲座教授。

余教授出版专著50种，包括诗集《莲的联想》、《白玉苦瓜》、《与永恒拔河》、《安石榴》；散文集《听听那冷雨》、《记忆和铁轨一样长》、《隔水呼渡》；翻译《梵谷传》、《老人和大海》、《英美现代诗选》等。所译王尔德喜剧《不可儿戏》、《温夫人的扇子》、《理想丈夫》屡在台港上演。评论集《从徐霞客到梵谷》与《井然有序》曾获1994及1996之《联合报》年度最佳书奖。2002年获霍英东成就奖。2003年获颁香港中文大学荣誉文学博士。

余光中的诗文先后收入中学及大专课本，近年亦为大陆及香港课本采用。《乡愁》等诗谱成歌曲，对现代民歌运动颇有影响。为他谱曲的音乐家包括吕泉生、王洛宾、戴金泉、周蓝萍、杨弦、李泰祥、罗大佑、应广仪等多人。